周振鶴：不要遷都，要功能分疏

南方周末：《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這項學術研究持續了十來年，如果從你的博士論文《西漢政區地理》開始，則這一思路延續了三十來年，必要性在哪？

周振鶴：為什么要做這個事？大概可以從兩個角度出發：每個朝代的統治者，都在行政區幅員方面，管理層級上，政區之間如何劃界，如何通過行政區劃分平衡政治勢力等方面，用盡心思。中國人重視歷史，保留的歷史文獻，比任何國家都豐富。歷史研究有政治史，有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但從行政區劃變遷的角度來研究歷史，過去未成為專門，到了清代乾嘉時期，逐漸形成沿革史研究的苗頭。1930年代以后，中國歷史地理學科逐步形成，包括顧頡剛先生以及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在內的一批學者開創了這方面的學術研究。

歷史研究總要繼續向前推進，斷代政區地理的研究就是要將基本脈絡的研究進一步演化到詳細過程的研究，這就是《中國行政區劃通史》項目設計的由來。

另一方面，在解決行政區劃變遷過程時，我們必不可免地要思考到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變遷，因為這些變遷都是人為的，既是人為，必然有其原因，如果我們從政治與地理相結合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會不會有正確的答案。前一個考慮就是《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產生的緣由，后一個考慮則在我最近出版的《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里有所回應。

南方周末：在后面這一個思考過程中，你發現了什么？

周振鶴：通過政治地理學方面的思考，我覺得如果我們通過行政區劃的一些基本要素來進行分析，可能會理解行政區劃變遷過程的原因所在。于是我從行政區劃的層級、幅員以及劃界的原則方面發現了一些規律。例如在政區劃界方面，我發現了兩個基本原則，即山川形便與犬牙交錯。這兩條原則我提出來后，現在變成是學術界公認的了，所有的人提到中國政區劃界的基本原則，往往就直接用我的這個解釋。

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同時又幅員遼闊，皇帝不可能依靠中央政府實行直接治理，只能是通過行政區劃，設立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發布命令，依靠地方官員實施間接治理。整個國家的治理，往往體現在皇帝處理和群臣、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上，行政區劃的變遷，就與此有密切的關系。

古代交通不便，高山河流，常常成為天然的區域界線。高山河流的兩側有時也會造成氣候、風俗習慣的差異。秦始皇統一六國，大致根據山川形勢，劃分36郡。到了唐代開國，提出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則劃分十道監察區域。今天中國南方的一些政區界線依然與山川相關。

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地方勢力坐大，防止那些有野心的王侯、將相與地方大員對皇權與中央集權產生威脅，中央政府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往往會從政治平衡、相互牽制出發，在局部戰略要地，破除山川河流之險，采取犬牙交錯的原則來確定政區邊界。例如秦代嶺南三郡的北界就與南嶺的走向相交錯。這個交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