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書架】學術的極境是經學

與文史哲三科尷尬相伴

在1999年出版的《莊子哲學辨析》后記中，記著我和龍耀林的一次交往：未名湖岸有座高塔，塔下一條坡路。一次和耀林散步至此，聽他從容對我說，要做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學家。當時雖未有言，而心竊許之，一息之念，耿耿不忘，有似言情傳奇中所說：“只為這一句，斷腸也無怨。”

如果說我的書架有秘密，這可能是秘密之一。

即將畢業時，遇到學校管理機關的一位老師，告訴我們國家為每一個本科生付出的培養費是500元，而當時我們已經知道，從學校的教學計劃中我們幾乎沒有學到任何東西——沒有負面的影響就很不錯了。但大學的環境和氣氛給了我們很多。少年時看趣味百科，知道物理學史上有人試圖發明永動機，而真正的永動機是沒有的，但是北大確實成了我們的永動機。

我們手不釋卷，數十年如一日，希望找到一種最好的知識（當然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而不是只在興趣和專業上打轉，換句話說，是因為治學而產生興趣，而不是因為興趣而治學。

如果說興趣，大部分的文科生在高中時都是文學愛好者，那是最初階段的興趣。我喜好文學，但沒有讀文學系。選修歷史，卻偏好哲學。與人談論哲學，卻又不是科班出身。整整二十年中，始終與文史哲三科尷尬相伴。

自身的治學途徑，是由老莊道家延展到先秦諸子，由諸子學而上達經學。那是2002年，大讀錢賓四書，忽然意識到諸子學不是最好的，學術的極境是經學。不久僻居湘南零陵，作著研究經學的規劃，轉瞬十年，其實也才作了一些準備性的工作，我稱之為“在經學外圍”。

經學曾經幾乎是古代學術的全部，但是古人很少給經學或經書做定義。以往幾十年，我們幾乎從不談經學，現在經學成為“顯學”，卻又似乎是誤而又誤。然而不論怎么看，經書是最容易尋找的古籍，父親在私塾里讀過、為家人珍視的《上論》、《下論》，在舊書店里賤如廢紙。那么，回到“秘密書架”這個主題，問題就是：在最普通常見的一類書籍中，蘊藏著學術的秘密嗎？

民國學者的誤解

治學可由三代始，緣流而下；也可由民國始，溯源而上。但民國學者的見解往往一半是對，一半是錯。

太炎先生說，古書以青絲繩貫竹簡為之，用繩貫穿，故謂“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這可能是訓詁學里最糟的一例，完全流入古文家的極端了。

錢穆先生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所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此語亦極要命。表明看來，它是循名責實，客觀嚴謹，其實暗含著對“國學”的否定，同時也即是對“國學”的誤解。依照事物原起的規律，往往是先有其實，后有其名，甚至已有其實，未有其名。上自國名，下至人名，莫不如是。因此“國學”、“經學”名稱的后起，并不等于事實的晚出。

錢玄同說，《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書》是“文件類編”或“檔案匯存”，《儀禮》是戰國偽書，《周禮》是劉歆所偽造，《樂》本無經，《易》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洞呵铩肥?ldquo;斷爛朝報”、“流水賬簿”。于是稱《詩》、《書》、《禮》、《易》、《春》、《秋》各不相干，不能成為一類。其說得到很多名流的響應，“經學”（至少是“經書”）的瓦解，一大原由在此。但錢氏的邏輯錯誤其實并不復雜，即如今日無人懷疑馬列著作可以單獨劃分為A類。

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命題，用意是將漢代或孔子時代“六經”的固定概念，溯源到三代六經無名而有實的背景上，以期突破后人的思維局限，更新對于經學的思考，從而重新獲取思想資源。胡適最先將章學誠“六經皆史”一語解釋為“六經皆史料”，認為六經只是可待加工的原材料，甚者則提出中國根本沒有經學和史學，只有史料，中國只是史料發達。這是一個更大的誤解。

孝經：一部繼承之經

《孝經》其實不是經，而是傳。但如果將傳、記也統稱為群經，《孝經》就是“十三經”中篇幅最為簡短的文本。這部書在漢代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與《春秋》一起被認為更多地寓含了孔子的宗旨，有“大本”、“總會”之稱，其意義重大尚在各經之上，可謂經中之經。正因如此，《孝經》中便隱含了一個問題：孔子生三歲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無可盡孝，他為什么要作《孝經》？曾參可以盡孝于曾皙，孔子雖欲孝，誰為孝？

古文“孝”、“教”、“學”均從“爻”，三字之形、聲、義皆相近?！墩f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經·系辭下傳》：“爻也者，效此者也。”“孝”、“教”、“學”是典型的“右文”，三字都指向同一個含義——繼承。

《中庸》說：“父作之，子述之。”又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禮·考工記》說：“知者創物，巧者述之。”二書正可與《孝經》互釋。故能承接先祖基緒者，則稱之為“大孝”、“達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緒，只會“刷刷筷子洗洗碗”者，則不得稱之為“孝”。所以《孝經》當可稱之為一部上行下效之經，一部繼承之經，一部教育之經。

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刪述《詩》《書》之后，殿以《孝經》，透過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論“三才”，繼論“孝治”、“圣治”，凡此均與孔子自身無關，其實寄寓“大孝”、“至孝”、“達孝”一重境界?？鬃右猿薪尤咳拿鳛槠谠S，以全面承接華夏神州固有文化傳統為胸懷，此即孔子之“孝”，亦即孔子之所以為圣人。

但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很少使用“孝”、“教”、“學”的本義了。與“繼承”相比，現代漢語使用頻率更高的是“創新”。然而，假使沒有繼承，創新從何而來？

并且，新與不新，是相對而言。在傳統中絕的時態下，對于古學的守舊，亦即是重要的創新。當周文疲敝之時，孰能保三代學術而守之？當秦火之后，孰能?！读洝氛戮涠刂?？當民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之時，孰能保數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當此之時，似乎守舊，實則創新。

“王官學”解

經學舊稱“王官學”。民國間，有“諸子不出于王官”的論辯，但細讀《漢志》，其實不只“諸子略”中九流十家出于王官，“兵書略”稱兵家出于古司馬之職，“術數略”稱數術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職，“方技略”稱方技亦為王官之一守，“詩賦略”稱“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知“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均出于王官，天下學術莫不淵源于經學。

王官意為天子之官。何為天子之官？司空職掌平水土，后稷職掌播時百谷，司徒職掌敬敷五教，共工職掌百工，虞職掌山澤，秩宗職掌三禮，典樂職掌教胄子，帝舜命官凡22人，這是典型的王官。古學未有空論者，技藝最佳的“勞動能手”可以為王官，而技藝之中即有道在，故曰“技進于道”。

王官的核心是“物官”、“世疇”。“物有其官，官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只此即現代“工薪制”之“職業化”所不能及。

學在天子，非謂天子可以“壟斷學術”，謂能施行政教乃可以為天子。

學在王官，非謂王官可以“壟斷學術”，謂王官能盡職守，以利于天子之治。

經學為天子王官之學，所以經學即國家學術。經學即國家學術，非謂經學為國家之所有，謂國家學術當如此，謂學術當具有國家應有之水準。只此即亂世“百家爭鳴”所不及。

經學的實質，為人文，為文化，為文明。

儒家、道家觀念都認為（或者暗示），動物可以依照其本性平衡自己，唯獨人類沒有這種能力，其本能將惡性膨脹，故而強調人類與動物的差別，有“人化于物”與“物化于人”的區分。“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因為能創造，故稱為“人文”。因為能教化，故稱為“文化”。因其高明，因其境界，因其燦爛，因其悠久，故稱之為“文明”。

西洋“進化論”的思想觀念由生物學而來，故而將人類與動物連接為一線，認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原動力與動物的生存本能無別，故西洋社會文明發展之道亦即動物之道。

群經自為一類

西巖子作經學通論：一論群經自為一類，不得以文史哲分類；一論經皆政學合一、官師合一，故無所謂學，亦且無所謂名；一論經學為三代之物，后世可仿佛而不可企及；一論經皆究天人之際，故于道最為高……

又嘗論經學之要指，得八條。一曰經之數，二曰經之古，三曰經之史，四曰經之稱，五曰經之名，六曰經之義，七曰經之實，八曰經之用，作《經學名義》。

至于群經奧衍，何日得以入門、入堂、入室，或八年，或十年，或若干年，一息尚存，愿努力焉。

編輯囑為“秘密書架”作文，遲疑間，適睹張善文先生《文必宗經說》一文，首論群經本身即具有文學價值。昔日曾讀《大戴禮》，至“天地以合，四海以洽，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一節，擘畫天地人文之分，涵泳宇宙生生之妙，而言語清簡，文學價值莫過于此，此即可為善文先生之說補注一例。近百年來學科發展，均以“民主自由”為基礎，文學學科之所以自立，即以推翻“文以載道”為前提。實則不只文學載道，史學、哲學亦當載道，萬物莫不皆載道。善文先生此文為近年絕少之宏論，治文學者當列為第一要義?；貞?002年冬至，面請善文先生書寫《大戴禮》，其后十年暌違，一旦翰札在案，仍有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