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中國大事記
195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建國以來第一個明確關于同性戀問題的司法解釋。該文對黑龍江高級法院指出：“關于成年人自愿雞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決。
1981年，《大眾醫學》發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的文章，認為同性戀是奇異的，是否病態還沒有定論。
1982年，世界性學名著《性醫學》中文譯本出版，書中刪除了“同性戀”全章（同時被刪去的還有變性欲、換裝行為等3章）。有關刪去這一章的說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讀了，根本不知刪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發表阮芳賦的《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認為同性戀不是疾病，但是屬于少數，認為對同性戀的歧視是多數人欺負少數人。同年，阮芳賦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這部后來總計發行量上百萬冊的科普讀物，仍將同性戀視為“一種變態”。
1985年，北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陳仲庚主持編譯的大學心理學教科書《變態心理學》，把同性戀明確列為一種不適宜異性戀生活方式時可以選擇的替代生活方式。這部書對學術界有重要影響。
1986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師趙敏因研究同性戀治療問題，被公安局6次傳訊，理由是他籌備治療用具時借用了裸體錄像帶。
1990年，李銀河、王小波等對數十名男性同性戀者進行個案訪談式研究，分別在國內和香港發表了研究報告《他們的世界》。
1992年初，安徽兩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寬待。公安部在答復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見上說，我國沒有關于同性戀的法律，原則上這類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見被新聞媒體報道為中國同性戀合法化。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舉辦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這是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 化中心。邱仁宗、陳秉中、李銀河、王小波等學者和一些記者與會參加。這次活動被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稱為“石破天驚”。
1992年，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建立，編輯《愛知簡報》，在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中開展預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沙龍在北京西單海馬歌廳舉辦情人節特別活動，載歌載舞，迎來了中國同性戀的公開化。警方表示，同性戀沒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響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周后，海馬歌廳經理徐先生因為提供場地，被主管單位開除。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黨組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動，批評陳秉中和萬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同性戀、鼓吹人權、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陳秉中被衛生部要求退休，當月的《中國健康教育》雜志?？?。
1994年，學者張北川出版了《同性愛》一書。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討論同性戀問題的學術著作，通過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闡釋了人類史的發展是朝著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擁有平等權力的方向進步的。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體大量報道內地同性戀者的情況。一個叫做“中國彩虹”的北京同性戀組織1995年6月向海外媒體發布同性戀解放公開信，引起海外關注。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戀者開始酒吧聚會，同性戀酒吧開始出現。
1995年，中國文化名人、作家蕭乾在文匯報（上海版、香港版）發表了對《同性愛》的書評《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指出中國對同性戀問題的認識在進步，這種進步標志中國在現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會學家劉達臨的《中國當代性文化》（精華本）出版，該書強調了中國有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的同性愛人群。同年，潘綏銘的《中國性現狀》出版。潘綏銘對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愛者的調查發現，中國存在著艾滋病在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風險。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戀組織召集全球華人“同志”大會，內地同性戀代表到會。
1997年，北京同性戀志愿者自發開辦了一條專為同性戀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預服務的熱線。
1997年，中國新刑法頒布，刪除了數十年間常常被用于懲處某些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雞奸罪”，從而實現了現實中的同性愛非刑事化。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發達國家歷經數十年走過的艱難路程。按照中國現在實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間雙方自愿的私下性行為不屬于法律干預范疇。
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醫學專業刊物《精神衛生通訊》就同性戀問題進行了大討論。有關同性戀道德化、醫學化和非道德化、非醫學化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論戰。討論以張北川的長文作為總結，強調了同性戀非道德化、非醫學化是當代科學的結論，并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
1998年，社會學家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綜合了國內外學界的調查和多種科研結論，并指出中國同性戀者人口數量為3600－4800萬。
1998年起，大量同性戀者網站或同性戀友好網站出現。
1998年8月，全國男女同性戀者積極分子在北京秘密聚會，商討“同志”工作。當年10月，全國女性同性戀者在北京公開聚會。
1999年2月，《同性戀在中國》作者方剛受到起訴。方剛和出版人在法庭辯護中均強調，同性戀性取向并非道德問題和疾病。二審判決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戀是性變態的說法，判決書摒棄了把同性戀道德化的說辭。這標志著從法律上對同性戀進行道德化的歷史時代的終結。
1999年底，主要面向同性愛人群的健康教育項目“朋友”得到了來自科學界的強力支持。包括我國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學家、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委員會、衛生部艾滋病中心有關負責人等在內的多學科學者和官員，明確表態支持《朋友》項目的開展。
1999年，上海一對女同性戀者公開舉行民俗婚禮，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網上，出現了數10個同性戀者自己創辦的中文網站。目前，中國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現了同性戀酒吧、迪廳。
1999年，女同性戀者簡報《天空》出版。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選擇性別是公民的個人權利?！边@是將被記錄在中國性學史的重要事件。它標志著在“變性”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國與當代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的多方位接軌。雖然它僅涉及變性者，與同性戀也有重大“瓜葛”。
2000年11月，歌手毛寧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戀活動，引發了大眾媒體關于“是否要對同性戀寬容”的大討論。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即將出版發行，在新版診斷標準中對同性戀的定義非常詳細，同性戀的性活動并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
2001年，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播出“走近同性戀”節目，這是中國電視媒體首次關注同性戀。
2001年，第一屆北京同性戀電影節在北京大學舉行。
2004年，中國衛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關中國男性同性戀人數及艾滋病感染的數據。
2005年，第一屆同性戀大學生夏令營在北京舉行。同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播出同性戀與AIDS預防專題節目“以生命的名義”。 復旦大學開設本科生公選課“同性戀研究”。當年11月—12月，“中國同性戀電影專題”在巴西電影節展映。
2005年，第一屆北京同性戀文化節舉行。
2006年“兩會”期間，社會學家李銀河再次發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了廣泛關注。
2007年8月，演員孫海英公開斥責同性戀為犯罪，引發一片爭議，同性戀人士崔子恩以及社會學家李銀河等，均駁斥其愚昧無知。
1981年，《大眾醫學》發表張明園介紹《紅樓夢》中同性戀現象的文章，認為同性戀是奇異的，是否病態還沒有定論。
1982年，世界性學名著《性醫學》中文譯本出版，書中刪除了“同性戀”全章（同時被刪去的還有變性欲、換裝行為等3章）。有關刪去這一章的說明，用的是英文——不懂英文的人讀了，根本不知刪去了什么。
1985年，《祝您健康》發表阮芳賦的《同性戀——一個未解之迷》一文，文章認為同性戀不是疾病，但是屬于少數，認為對同性戀的歧視是多數人欺負少數人。同年，阮芳賦主編的《性知識手冊》出版，這部后來總計發行量上百萬冊的科普讀物，仍將同性戀視為“一種變態”。
1985年，北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陳仲庚主持編譯的大學心理學教科書《變態心理學》，把同性戀明確列為一種不適宜異性戀生活方式時可以選擇的替代生活方式。這部書對學術界有重要影響。
1986年，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師趙敏因研究同性戀治療問題，被公安局6次傳訊，理由是他籌備治療用具時借用了裸體錄像帶。
1990年，李銀河、王小波等對數十名男性同性戀者進行個案訪談式研究，分別在國內和香港發表了研究報告《他們的世界》。
1992年初，安徽兩名女子同居事件受到公安部寬待。公安部在答復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見上說，我國沒有關于同性戀的法律，原則上這類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見被新聞媒體報道為中國同性戀合法化。
1992年11月22日下午，在北京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舉辦了“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龍，這是一個專為同性戀男子開設的文 化中心。邱仁宗、陳秉中、李銀河、王小波等學者和一些記者與會參加。這次活動被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稱為“石破天驚”。
1992年，北京愛知行動項目建立，編輯《愛知簡報》，在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中開展預防艾滋病和安全性教育工作。
1993年2月14日，“男人的世界”沙龍在北京西單海馬歌廳舉辦情人節特別活動，載歌載舞，迎來了中國同性戀的公開化。警方表示，同性戀沒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響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
1周后，海馬歌廳經理徐先生因為提供場地，被主管單位開除。1993年5月10日，衛生部黨組勒令停止“男人的世界”活動，批評陳秉中和萬延海等人署名的文章“鼓吹同性戀、鼓吹人權、同情妓女”。
1993年8月10日，陳秉中被衛生部要求退休，當月的《中國健康教育》雜志?？?。
1994年，學者張北川出版了《同性愛》一書。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討論同性戀問題的學術著作，通過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闡釋了人類史的發展是朝著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擁有平等權力的方向進步的。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體大量報道內地同性戀者的情況。一個叫做“中國彩虹”的北京同性戀組織1995年6月向海外媒體發布同性戀解放公開信，引起海外關注。
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前后，北京男女同性戀者開始酒吧聚會，同性戀酒吧開始出現。
1995年，中國文化名人、作家蕭乾在文匯報（上海版、香港版）發表了對《同性愛》的書評《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指出中國對同性戀問題的認識在進步，這種進步標志中國在現代化方面正做出努力。
1995年，社會學家劉達臨的《中國當代性文化》（精華本）出版，該書強調了中國有一個人口基數龐大的同性愛人群。同年，潘綏銘的《中國性現狀》出版。潘綏銘對四大城市180余位男同性愛者的調查發現，中國存在著艾滋病在這一人群中大流行的風險。
1996年12月，香港同性戀組織召集全球華人“同志”大會，內地同性戀代表到會。
1997年，北京同性戀志愿者自發開辦了一條專為同性戀者提供心理健康和艾滋病干預服務的熱線。
1997年，中國新刑法頒布，刪除了數十年間常常被用于懲處某些同性性行為的“流氓罪”、“雞奸罪”，從而實現了現實中的同性愛非刑事化。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發達國家歷經數十年走過的艱難路程。按照中國現在實施的刑法，成年同性間雙方自愿的私下性行為不屬于法律干預范疇。
1997年秋至1998年初，精神醫學專業刊物《精神衛生通訊》就同性戀問題進行了大討論。有關同性戀道德化、醫學化和非道德化、非醫學化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論戰。討論以張北川的長文作為總結，強調了同性戀非道德化、非醫學化是當代科學的結論，并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
1998年，社會學家李銀河的《同性戀亞文化》出版。這部25萬字的著作綜合了國內外學界的調查和多種科研結論，并指出中國同性戀者人口數量為3600－4800萬。
1998年起，大量同性戀者網站或同性戀友好網站出現。
1998年8月，全國男女同性戀者積極分子在北京秘密聚會，商討“同志”工作。當年10月，全國女性同性戀者在北京公開聚會。
1999年2月，《同性戀在中國》作者方剛受到起訴。方剛和出版人在法庭辯護中均強調，同性戀性取向并非道德問題和疾病。二審判決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戀是性變態的說法，判決書摒棄了把同性戀道德化的說辭。這標志著從法律上對同性戀進行道德化的歷史時代的終結。
1999年底，主要面向同性愛人群的健康教育項目“朋友”得到了來自科學界的強力支持。包括我國艾滋病防控界首席科學家、衛生部艾滋病專家委員會、衛生部艾滋病中心有關負責人等在內的多學科學者和官員，明確表態支持《朋友》項目的開展。
1999年，上海一對女同性戀者公開舉行民俗婚禮，并得到家庭祝福。在因特網上，出現了數10個同性戀者自己創辦的中文網站。目前，中國越來越多的大中城市出現了同性戀酒吧、迪廳。
1999年，女同性戀者簡報《天空》出版。
2000年4月，公安部在一批示中指出：“選擇性別是公民的個人權利?！边@是將被記錄在中國性學史的重要事件。它標志著在“變性”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國與當代最先進的科學文化的多方位接軌。雖然它僅涉及變性者，與同性戀也有重大“瓜葛”。
2000年11月，歌手毛寧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戀活動，引發了大眾媒體關于“是否要對同性戀寬容”的大討論。
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即將出版發行，在新版診斷標準中對同性戀的定義非常詳細，同性戀的性活動并非一定是心理異常。由此，同性戀不再被統劃為病態。
2001年，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播出“走近同性戀”節目，這是中國電視媒體首次關注同性戀。
2001年，第一屆北京同性戀電影節在北京大學舉行。
2004年，中國衛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關中國男性同性戀人數及艾滋病感染的數據。
2005年，第一屆同性戀大學生夏令營在北京舉行。同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播出同性戀與AIDS預防專題節目“以生命的名義”。 復旦大學開設本科生公選課“同性戀研究”。當年11月—12月，“中國同性戀電影專題”在巴西電影節展映。
2005年，第一屆北京同性戀文化節舉行。
2006年“兩會”期間，社會學家李銀河再次發起提案，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引起了廣泛關注。
2007年8月，演員孫海英公開斥責同性戀為犯罪，引發一片爭議，同性戀人士崔子恩以及社會學家李銀河等，均駁斥其愚昧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