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
林毅夫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大舉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該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并在政策建議上給出了“增長識別與協調”六大步驟。就這一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南方周末記者近期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責任編輯：鄧瑾 助理編輯 溫翠玲
編者按：刺激經濟，還是不刺激？在增速放緩之時，中國經濟重新站在了這個難題面前。
政府是否應該干預經濟，并不只是此時此地的難題，而是幾乎世界上每個國家都一直面對的問題。
從二戰后迄今，能夠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變成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韓國和中國臺灣。下一步，中國能不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該扮演什么角色？這是擺在高層和智囊層前面的重大課題。林毅夫教授的“有為政府”論是其中的一種聲音，但也一直在爭議之中。
盡管其“超越凱恩斯主義”學說在國內遭遇諸多質疑，但林毅夫仍然在溫和地堅持。
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
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么樣的干預是對的，什么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的產業政策都是“蒙”對的，但它們背后有共通的道理。
你們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經濟學家的使命是認識世界，然后改造世界。”
2014年4月初，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20周年大會上，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
多年以來，林致力于回答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么？”
為此，在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前后幾年中，他先后寫出了《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等數本著作。在書中，他引用盧卡斯教授的一句話感嘆道：“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任何問題了。”
簡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林毅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并以此對現時復雜的國際經濟動態變局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對策思考。
基于這一理論，他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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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劉韻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