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宋朝“故事”也談宋朝的專制

專制要想能夠有效、持久，就必須是理性化的，而不是無法無天的。吳鉤先生卻相信，凡是不讓皇帝及其臣僚越權違制的種種制度約束，不是“虛君”，就是“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精神。他把他的這種誤解，賦予他所精心挑選的那幾個宋朝故事，從而發現了一個他理想中的并不專制的宋朝。

吳鉤先生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氣給我們講了四個故事，以說明宋朝不是一個專制王朝（《宋朝是一個專制王朝嗎？》，《同舟共進》2014.3）。文中的四個故事，講的都是“皇帝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講完了這四個故事，吳先生又以“中國式的分權與制衡”，討論了宋朝理學家所希望建立的“虛君制度”和“宰相治理”，以及“執政（宰相）與臺諫”“相制”而不能“相勝”的政體結構。而吳先生更進一步的創見，則是提出了宋代具有“史上獨一無二的‘立法民主’機制”，而且有了明顯“法治的意識”和“司法獨立”的見解，甚至也已經建立了“獨立審判”的制度。吳先生因此認為，所有關于“宋代君主專制得到強化”的論斷，都是不能被認同的。

為了不至于誤會吳先生的意思，筆者再三讀了吳先生的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有論有據；但不足的地方，是對論據的誤讀；而誤讀的根源，則在于對“專制”一詞的誤解。

被誤讀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吳先生所講的四則宋朝故事。

第一個故事。宋初，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太祖于是任命趙普為相。但詔書沒有宰相簽名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太祖說可以由他來代為副署。趙普認為，這是宰相的事，不該皇帝來做。最后，由同平章事（宰相官銜）、開封府尹趙匡義簽名副署，太祖才簽發了任命詔書。

按宋朝的規矩，皇帝的命令，凡是由中書（相府）執行的，概由中書按皇帝指示起草詔書。其程序是：宰相從皇帝那里接受指示（“取旨”）；命中書舍人（相府屬官）按皇帝的指示依式起草詔書；再由宰相在詔書上簽名副署；然后呈交皇帝簽名生效?？梢?，吳先生所謂宋代“詔書表達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見，皇帝只是照例批準”；“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的講法，無非是把相府的工作程序當成決策程序，完全是由于誤讀所致。

第二個故事。神宗因為陜西用兵不力，下令將一名轉運使處斬。宰相蔡確認為，這會壞了宋朝不殺士人的規矩，不同意殺。而門下侍郎章惇，則以“士可殺，不可辱”為據，連神宗要將此人刺面流放的旨意也堅決反對。他還告訴神宗：“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確堅持的是“祖宗家法”，章惇強調的是士大夫尊嚴。二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為依據的。忠臣諫諍，明君納諫，是中國人歷來強調的政治傳統。做臣子的維護祖宗家法和文治理念，諫止皇帝的任意胡為，顯然與宋朝是否專制無關。將這樣的故事，作為宋朝不是專制王朝的證據，又不知是出于怎樣的一種誤讀。

第三個故事。陪孝宗下棋的趙鄂向孝宗要官。孝宗憚于“外廷”的阻撓，就讓趙鄂自己找外廷官推薦。趙鄂找到“恩公”中書舍人葛邲，要他推薦，但遭拒絕，說哪怕是皇帝降旨，也照樣要駁回。

宋朝封官，虛銜虛職泛濫。官員只有受皇命“差遣”，才真正有職有權。趙鄂因為陪孝宗下棋，獲得了“武功大夫”這一中級武銜，和“浙東路鈐（即鈐轄）”這一地方警備官虛職。對于一個棋手來說，待遇已經不低。憑技藝得官，屬“伎術官”一類，按規矩也只能得到武職。太祖、太宗時，以一技之長行走于宮廷的伎術官，近水樓臺先得月，由武職遷任文職的事很多。后來，真宗曾下令禁止伎術官像京官那樣考核升遷，仁宗也曾下令禁止伎術官請托輔臣和宗室薦舉為行政官。這兩條，估計都與伎術官由武職轉文職有關。

鑒于漢唐之失，宋朝對外戚和宦官限制得很嚴。此類對伎術官的限制，用意也無非如此。趙鄂估計也是想遷任文職，以便有機會得到“差遣”。但孝宗讓趙鄂找外廷官推薦，更像是一種婉拒。記載此事的張端義，就稱贊孝宗：“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而葛邲堅持“祖宗家法”，固然是為官的本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