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和“解放思想”梁啟超及其周邊話題

梁啟超本質上是個新聞人物，他做學術其實是從現實出發。梁啟超涉及到的面太多，事事他都插了一腳，但很多東西都是開了一個頭，沒有做下去。

2014年4月，解璽璋新著《君主立憲之殤——梁啟超和他的“自改革”》出版。書中，梁啟超的政治求索被追溯到19世紀初由洪亮吉、龔自珍開始的“自改革”。

解璽璋認為，龔自珍在1814年前后提出的“自改革”，是對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始前，中國精英知識分子問題意識的體現。按照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的概括，當時清帝國面臨的問題是：怎樣使因恐懼而變得小心的統治階層重新獲得活力，以對抗權力濫用；怎樣控制大批受過教育卻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來的知識精英；怎樣通過一套相對狹小的官僚機構來統治龐大而復雜的社會。

“自改革”推動了清代學術變革及洋務運動，后兩者卻最終被1894年的甲午戰爭證明失敗。梁啟超時代隨即開始。1897年，湖南時務學堂24歲的總教習梁啟超是中國政壇上毀譽參半的明星。1898年到1912年，他作為“戊戌變法”失敗后清廷通緝的要犯流亡在外。1912年到1917年，他是北洋政府司法總長、財政總長、幣制局局長，而后退出政壇。1918年以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非正式顧問的身份赴歐。在巴黎期間，梁啟超把章宗祥與日本簽訂秘密借款合同、陸徵祥將在和會上簽字的消息電傳給林長民、汪大燮。

1927年，國民政府成立，在與親友往來的書信中，梁啟超例數了政權更迭帶來的亂象：

“黨人紛紛搶機關、搶飯碗。北京一萬多災官，連著家眷不下十萬人，飯碗一起打破，神號鬼哭，慘不忍聞。”

寫這些信的時候，啟超正因“歷史關系”，“郵電往來常被檢查”。

梁啟超一生隨中國轉型浪潮沉浮。政敵自不必說，即便朋友，對他的評價也常毀譽參半。對解璽璋而言，梁啟超就像一座山，他一直在那里，但有時看得見，有時看不見；有時從這個角度看見，有時從那個角度看見。

1979年，在大學的中國新聞史課堂上，因為選作“梁啟超和《時務報》”的論文，解璽璋用一個學期的時間，把梁啟超主持下的69冊《時務報》通讀一遍。從第二期連載至第二十幾期的《變法通議》，讓1970年代末的學術青年極為震動——歷史螺旋狀向上，中國又處于新一輪“自改革”的起點。

1980年代，解璽璋一度想研究梁啟超的文學主張，但他發現，梁啟超的文學主張是他不能接受的。當時都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而“梁啟超是這個東西的祖師爺”。

1995年，北京開世界婦女大會。借“世婦會”東風，解璽璋受邀寫一本《中國婦女向后轉》。當時各地報刊熱烈討論中國還沒有淑女，再之前《渴望》熱播，“劉慧芳”紅遍大江南北。“向后轉”從這些時代癥候出發，討論晚清自1949年之后中國婦女觀念的變化。解璽璋與梁啟超“那伙人”不期而遇——梁啟超認為中華民族的自新有一半責任在婦女身上，有新女性，才會有新母親，有新母親，才會有新民。

2008年，有人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拍回一兩萬張晚清老照片，想做一套以“絕版”命名的“圖說”叢書——絕版袁世凱、絕版李鴻章、絕版恭親王……解璽璋接下了《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