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辯“傳統復興與中國轉型”

秋風：我的基本看法是，過去十年有個明顯的文化復興大趨勢。1949年后的六十多年，可以分成兩大階段。一是摧毀中國文化的階段，二是中國文化復興的階段。復興又可分成兩階段，1980年代不自覺，主要在廣東、福建、浙江等地的農村。經過前三十多年的巨大破壞后，農民又重建宗祠、修起墳墓，恢復了各種嫁娶禮儀。民間生活方式的恢復，是文化復興的根基。

第二個階段從1990年代的國學熱開始，文化復興就有了價值自覺。儒學強勁復蘇，回應中國最根本的問題。

現在到了第三階段。當前的決策者對文化立場有非常明確的表述。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從原來的全盤否定，到現在基本完整的肯定，是一個根本轉向。這會對中國政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我以為，現代中國的歷史是由文化抉擇的趨向決定的。凡反對中國文化，用權力來摧毀中國文化的政治力量，一定會導向集權。反過來，如果對中國文化有同情，甚至積極承接文化傳統的政治力量，通常會對現代轉型做出積極貢獻。

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大轉向，可能會對中國未來制度變革，對憲治轉型，會有非常積極的作用。據此，我對制度轉型相對比較樂觀。

肖濱：有些觀點我同意。有人說，“文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一個更扭曲的延續。對“國學熱”，當年高齡的梁漱溟先生都非常興奮。

傳統中的有些因素，也有利于經濟增長。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現在非常匱乏，傳統上卻蠻豐厚的。比如徽商和晉商在經商中可能沒有嚴格的現代合同，那時也沒有現代法院，但以前的契約執行可能比今天好。為什么？是來自社會信任資本，如仁、義和信。

秋風：還要更進一步，從傳統不自覺復興的角度來理解經濟增長。

人們一般強調開放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比如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技術，進入國際市場。但我更重視經濟增長背后的價值因素，尤其人的因素。在19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中，大部分國家都會接觸到全球的資本和技術，可其表現沒有中國好。中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老祖宗留下的價值體系，及其支撐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力量。

比如福建、浙江、溫州那些企業，都運用傳統價值及其支撐的社會制度。廣東人借幾百萬，有時根本不需要復雜的信用擔保，就一個電話。

因此，中國經濟奇跡本身就是文明復興的結果。它為中國吸納使用開放的資源提供了一個架構，一個“體”。“中體”化用了西方的技術和制度，實現了自身發育。這恰恰證明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是中國轉型的基本模式。

肖濱：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一種答案是單純從經濟角度看，歸結于市場機制、對外開放、外資企業等。第二種是從歷史角度看，不僅考慮一般的歷史元素，更強調中國歷史中傳統價值的力量。第三種是左派的觀點，強調中國革命甚至“文革”給中國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我不否認傳統的力量、傳統的價值在經濟發展中的一些作用。一是傳統價值系統的作用。二是傳統的一些組織方式，比如家族企業等。

但就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兩點特別重要，第一是計劃經濟被廢除，選擇了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市場機制進來了，這還是現代性的力量。

第二點，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全能主義國家開始解構。比如，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經濟領域，并逐步退出社會領域，初步變成有一定權力邊界的有限國家。雖然全能主義的痕跡還很重，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構，但這種變化已是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力量。有限國家的建構，政府和市場以及社會確立各自的邊界，這本身是現代性的進步，不是什么傳統文化復興的體現。

當然，你可能馬上就說，無為而治，也來自傳統治理智慧。但近代以來實行現代市場的有限國家，這跟傳統上提倡的無為而治有很大區別。

所以，我認為，要看到傳統的價值和組織對中國經濟以及轉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