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順（20）

紅劇在前，紅學在后

——《紅樓夢》校訂本的傳奇

“要重新出版《紅樓夢》，目前人民文學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削弱了曹雪芹原著的一些鋒芒，批孔、批儒、反封建的鋒芒，應重新校對出版。” ——《紅樓夢》校訂小組于1975年3月6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袁水拍傳達江青1974年10月28日的指示。

由隱入顯，全民評紅

“20世紀的三大顯學之一”紅學是1949年之后才由隱入顯的。雖然乾嘉時期就有了“紅學”的稱呼；雖然1920年前后，分別以蔡元培和胡適為代表的新舊紅學風生水起，甚至汪精衛也是當年的紅學一分子，并且頗有心得——“紅樓夢是中國之家庭小說。中國之家庭組織，蟠天際地，綿亙數千年，支配人心，為中國國家組織之標本……”但其實，《紅樓夢》一直只是小圈子里的文人雅好。

1949年之后，情況大不同。以“批俞評紅”的主角俞平伯為例，其代表作《紅樓夢辨》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時候，印數只有區區五百冊。1952年，在《紅樓夢辨》基礎上略作增補修訂的《紅樓夢研究》在一年間印刷了六版。1958年，俞平伯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1962年，印了十四萬冊。

全國人民都知道毛澤東對《紅樓夢》的偏愛，他的《紅樓夢》閱讀史可以回溯到1910年代。1938年，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毛澤東已經明確提出《紅樓夢》是極豐富的社會史料。一本《紅樓夢》“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淫”，毛澤東看到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毛澤東不斷建議子女、衛士、保健醫生、地方官員、高級將領多讀《紅樓夢》，并熱衷收集不同的本子。到1970年代，毛澤東床畔、桌上、馬桶邊的《紅樓夢》已有二十多個版本。

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庚辰本（又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呈送給“要書看”的毛澤東。百八十本大字本《紅樓夢》也送到政治局其他領導和宣傳部門負責人手上，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袁水拍就是其中之一。

袁水拍心很細，把這本“特供”的《紅樓夢》跟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公開出版的《紅樓夢》對照閱讀，發現兩者有多處不同，在圖書的品相上，前者遠遠高于后者。當時，袁水拍遂給“江辦”（指當時的江青辦公室）寫了一封信：　現行《紅樓夢》版本明顯弱于古本，削弱了反封建的戰斗性。在信后，袁水拍附了一個建議：　能否組織人把《紅樓夢》重新校對一遍。

1973年，“全民評紅”正如火如荼。其背景是當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談到《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干部務必多讀；《紅樓夢》是寫政治斗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1949年之后，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運動式的評紅熱潮就此發端。1974年一年，全國報刊發表了三百一十九篇評紅文章?！都t樓夢》的評論隊伍從文人雅士，擴展到全民。知識分子捉刀，全國各地的工農評紅組大放評紅衛星。據紅學家胡文彬的不完全統計，從1973年到1976年，全國出版的評紅書籍超過兩百種，其中正式出版物不過十余種，其余全是社會各團體的“內部資料”。

在這樣的形勢下，袁水拍的建議得到了“江辦”的高度重視，“江辦”馬上復信，令袁水拍負責組建校對班子。袁水拍本人并不研究《紅樓夢》，當時國內最有紅學話語權的是“批俞評紅”的干將李希凡。袁遂請李希凡代為起草一份報告，詳盡說明“庚辰本”和“程乙本”的不同。

李希凡對《紅樓夢》的版本亦無專門研究，遂找來了自己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摯友、彼時在北京市委宣傳部“洪廣思”大批判組寫評紅文章的馮其庸，以及在版本考證方面頗有心得的胡文彬。

三人的分工方式是：　馮其庸負責對照前八十回，胡文彬負責后四十回，兩人做一個星期的案頭工作，把資料送到李希凡家，李希凡總其成。

關于新校本的發起，還有另一個版本的說法。

1974年袁水拍就任中宣部文化組副組長，即是文化部副部長的角色。袁常去馮家串門，馮其庸說，袁是一個不安于做官而愿意做實事的人，聽到袁的心思，馮其庸建議說，組織出版《紅樓夢》新校本，一定很受歡迎。袁水拍欣然同意，并囑馮其庸草擬報告。

批示很快下達，并且批了一大筆錢。校訂組成員入住高級賓館。馮其庸不安于如此“奢侈”，建議搬入藝術研究院（所）。袁水拍亦是藝術研究院院長。校訂組因此成為藝術研究院的掛靠單位。實際負責主持校訂的馮其庸，在七年的校訂工作完成后領到了兩百五十元稿費，比其他人多五十元。作為負責人，他另有三百元的“主編費”。這三百元被用來宴請校訂組同仁，余錢被捐給了《紅樓夢》研究所。

全程參與新校本工作的呂啟祥回憶說，“馮先生所言七年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我的理解，從一個方面說，七年太長了，其間約有一年的時間擱淺，完全停頓，這就是最大的曲折。也因此工作實際上分成了前后兩段，前段為1975年至1976年10月，共調集了十二人，至1976年秋冬幾乎都回到原單位，僅有幾人留守，后期重又啟動，人數較少，繼續工作至完成，約在1980年交稿。”

1996年新校本推出第二版。2007年推出了更完備的第三版。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毛澤東捧紅“小人物”

胡文彬之所以認識李希凡，全賴1973年的“全民評紅”。在這一輪的紅樓狂熱中，被發配到鄭州大學中文系的藍翎被召集回京，與身在北京的李希凡一起修訂他們的成名作《紅樓夢評論集》三版后記，兩人的工作地點就在朝內大街166號人民出版社的平房小院里，而人民出版社是胡文彬供職的單位。

工作之余，藍翎經常在院子里和其他作家聊天，李希凡隔三差五也要騎自行車報到一圈。雖然是第一次看到兩位仰慕已久的毛澤東所稱的“小人物”，胡文彬對兩人的成名史并不陌生。

1954年，李希凡和藍翎從山東大學畢業，分別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研修班做研究生、北師大工農速成中學做教員。兩位文學青年一時很難從學生時代的作家夢中兜轉出來，時時留意報刊的各種動向，尋找轉型機會?！缎陆ㄔO》雜志1953年3月號發表的俞平伯《紅樓夢簡論》就在此時進入他們的視野。

說起來，俞平伯不無冤枉?！都t樓夢簡論》本是應《人民中國》之邀，向國外讀者介紹《紅樓夢》的文章。盡管在此之前，俞平伯已經根據政治氣候調整了評論《紅樓夢》的語態，但呈交上去的《紅樓夢簡論》并不讓當時的中宣部部長胡喬木滿意。胡喬木在俞文上密密修改之后，把文章返還給作者。開國不久，俞平伯身上畢竟還保留幾分舊社會的名士氣派，不肯老老實實地照樣修改，而是把原稿連同胡喬木的修改稿一起交給自己的助手王佩章。

王佩章兩相綜合，固然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很多時鮮名詞，也并沒有將俞平伯的本意完全抹去，開篇就贊揚《紅樓夢》“綜合了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小說的特長，加上作者獨特的才華創辟的見解，發為沈博絕麗的文章。用口語來寫小說到這樣高的境界，可以說是空前的。書的開頭說‘真事隱去’仿佛有所影射；再說‘假語村言’，而所用筆法又深微隱曲；所以它出現于文壇，如萬丈光芒的彗星一般，引起紛紛的議論，種種的猜詳……”，但“了解《紅樓夢》，說明《紅樓夢》都很不容易，在這兒好像通了，到那邊又會碰壁”。

這樣的說法，顯然跟在大學里接受了四年馬列主義文藝觀熏陶的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鑒賞觀有很大的不同。兩個年輕人流水作業，一人寫初稿，一人修改，另一人再修改謄抄，一個月的時間寫成萬字長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1954年“五四前夕”，李希凡把稿子寄給母校山東大學的學報《文史哲》。

偉大領袖是怎么發現這篇文章的，至今眾說紛紜。學者孫玉明在《紅學1954》中寫道，中宣部電影處處長江青先看到了這篇文章，并且推薦給毛澤東，毛澤東授意江青把文章拿到《人民日報》發表，沒想到周揚以為江青在假傳圣旨，不買她的賬，稿子又被移交到《文藝報》，《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囑兩位作者修改文稿中的錯別字，并配發了一條極短的編者按。

1954年10月，《光明日報》比照《文藝報》的“編者按”規格，配發了李希凡和藍翎的另外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六天之后，毛澤東，寫了一封關于《紅樓夢》研究的信，轉發中央政治局和文化部諸官員，內稱李、藍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開火”，“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以為意，并往往加以阻攔……”

兩個“小人物”從此揚名天下，席卷全國知識界的“批俞評紅”由此發軔。

對于江青在此間的作用，胡文彬認為，以“半個紅學家”自居的江青最多只是一只小小的傳聲筒，而不可能是發起者和組織者。“偉大領袖的眼光你不能不佩服，他能看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免不了做了開第一槍者。”

轟轟烈烈的“批俞評紅”果然圓了藍翎的寫作夢，工農速成中學的教員變成了《人民日報》的編輯。但在隨后的大鳴大放中，因為抱怨他與合作伙伴李希凡苦樂不均，所受待遇有失公允，馬上落馬成為右派，直到修訂《紅樓夢評論集》第三版才得以翻身。

相比“誤入紅塵許多年”的藍翎和李希凡，當時，胡文彬“初入紅門”。

在中學和大學，胡文彬對《紅樓夢》一點也不感冒，讀過幾次，每次都是剛讀到一半就把書扔了。

1968年，胡文彬大學畢業兩年后，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封資修”已被全面打倒，全國人民能看的書，除了《毛澤東選集》，就是魯迅和《紅樓夢》；而在當時，《紅樓夢》遠比魯迅時髦。百無聊賴中，胡文彬再次翻開《紅樓夢》，越讀越覺得有意思。1954年的“批俞評紅”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希凡和藍翎怎么就成了讓年青一代艷羨不已的“小人物”？俞平伯到底是怎么做學問的？像他那樣用考據說話，講求嚴密的推理，不是很好的治學方法嗎？

恰在此時，《廢藝齋稿》和香山曹雪芹故居的發現浮出水面，胡文彬和系友周雷生逢其時，一起做起紅學考證的學問，跑北圖，拜訪吳世昌、吳恩裕、周汝昌等紅學前輩，先后寫出關于《廢藝齋稿》、程偉元與《紅樓夢》的考據文章、康雍乾三朝的政治與《紅樓夢》等文章。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些發表在學術刊物《文物》月刊上的純學術文章，立刻讓兩位初入紅學門檻的年輕人獲得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成功。文章在大陸甫一發表，立刻被臺灣中國文化大學、香港新亞書院雙料教授潘重規在海外轉載。大陸文壇瞬時冒出兩個頭角崢嶸的“小人物”文雷（胡文彬和周雷合用的筆名）。

李希凡把馮其庸和胡文彬的資料整合在一起，寫了一份論證庚辰本和程甲本優劣的報告，并將報告轉呈袁水拍，由袁水拍經由文化部系統上報。不久，校注組在上方批示下成立；袁水拍、剛到文化部不久的林冠夫、因改寫大鼓詞《遣晴雯》與《紅樓夢》結緣的曲藝家協會的沈鵬年組成三人籌備小組。

三人籌備小組從廣東中山大學調曾揚華，上海調應必誠、孫遜，吉林調周雷，北京大學調沈天佑，北京師范大學調來呂啟祥，人民出版社調胡文彬，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調馮其庸、太原鋼鐵廠調劉夢溪，組成十三人的“新校組”。

文化部校訂小組不到兩年即解散，所調人員各回原單位。

1979年后，馮其庸重新拾起新校本的衣缽。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拍一百二十回本正是出于他的授意。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