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討船77年對日民間索賠勝訴第一案始末

日本侵華前夕，船王陳順通兩艘輪船被日本公司租借不還。此后77年，家族四代接力追討，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勝訴第一案。

陳順通通過早年關系，給反法西斯同盟駐日本占領軍的最高司令員麥克阿瑟寫信，詢問兩輪下落。

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支持中威船案，稱必要時可作“人民外交”處理，希望在邦交正?；翱闯?ldquo;在日本誰真心對我們好”。

眾多知名律師的加入中威船案，豪華程度可以與審判“四人幫”時媲美。而一些媒體用“漢奸”形容陳順通當年租船給日本的行為。

離世兩年多后，“民國船王”陳順通的長孫陳春終于不必為面對祖輩而心懷愧疚了。

2014年4月19日，在陳春骨灰下葬的前一天，上海海事法院扣押日本商船三井株式會社的輪船“BAOSTEEL EMOTION”號，迫使三井履行法院在7年前就做出的判決，賠償中威船運公司和陳震、陳春兩人1.7億人民幣。

1936年，“三井”的前身“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租走了中國“船王”陳順通家族的兩艘輪船，自此拒絕歸還。77年間，為追回家業，船王家族歷經四代，輾轉日本本土和中國大陸開始一場漫長的對日民間索賠訴訟。

這是中國司法史上，時間跨度最長，標的最高的民間索賠案，也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走到執行程序的第一案，更是近代中國大歷史的濃縮——它貫穿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中日恢復邦交等歷史節點，蔣介石、周恩來、虞洽卿、杜月笙、麥克阿瑟等身影也出現其中。

這場馬拉松般的中日跨國“討船”以階段性的曙光邁出艱難的一步。77年里，它在成為浩瀚歷史的注腳的同時，也見證了一個傳奇家族的輝煌和衰落。

“船王”

“扣船事件”后的第二天，三井財團的社長就被緊急召到了日本首相官邸，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斥責三井事前不報，要求三井立刻著手解決事件。2014年4月24日，上海海事法院解除對被扣輪船的羈押，宣布三井財團已“全部履行義務”。

但陳家的代理律師葉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法院并沒有明確告訴告訴陳家，有多少錢已經存進了法院的賬戶。

起訴書中，陳家要求被告賠償對“新太平輪”與“順豐輪”損失約19億人民幣。在判決書中，法院判定商船三井賠償陳家兄弟約1.7億人民幣。船王家族第四代陳中威說，通過計算，他們希望在商船三井現有的賠償額中，加上約1.4億人民幣利息。

“曾祖父、祖父和父親，你們可以安息了。”在扣船次日陳春的骨灰下葬儀式上，陳中威說，“家族的未竟之事將在我手上結束。”

距離上海兩個半小時的車程就是“船王故里”——寧波冠英村，陳順通家族三代的墓地仍在一處山丘上遙望著這個寧靜的村莊。

一百多年前，這里只有一條航線通往上海，民國第一代實業家虞洽卿、“世界船王”包玉剛等，當年都是沿此走出閉塞水鄉，成為日后中國商界著名的“寧波幫”。

陳順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這條航線上做小工。1926年北伐戰爭中，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解救了“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張靜江，并獲得了張的賞識。上世紀20年代起，陳順通被任命為國民航運公司經理，用“陳義”的假名，為北伐軍運送軍火。

此后，他陸續擔浙江省內河招商局局長、建設廳廳長等職，命運從此騰飛。1930年，他以30萬國幣注冊成立中威輪船公司。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張靜江大興實業。1928年到1937年也因此成為近代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

這也是中威船運公司的黃金時代，1937年中威輪船公司的資產已經達到100萬國幣，旗下有“新太平”、“順豐”、“源長”、“太平”四輪，是中國最大的獨資船運公司，陳順通一躍成為“民國船王”。

家族的顯赫投射到了每個成員身上。陳順通母親去世，蔣介石曾贈匾一幅，上書四個大字：“母儀天下”。陳順通長孫陳震的小名“阿德仔”，是上海市航業同業公會主席、“阿德哥”虞洽卿所取，當時陳順通是公會執行委員，陸伯鴻、沈仲毅、杜月笙都是會員。

繁華之下卻隱藏危機。蔣家送匾的1936年，陳順通先后將“新太平輪”與“順豐輪”租給日本大同海運株式會社，租期一年。次年，日本侵華。據陳順通長子陳洽群的日記記載，這一年的8月16日起，中威再未收到來自大同海運的租金。

抗戰前，陳順通和日本的生意并沒有斷過，這次他無疑是被日本人“擺了一道”。大同海運告訴陳順通，兩輪早已在1938年被日本軍方“依法捕獲”，中威在上海的機器廠也被日本占據。

此時，為了抵御日軍的海上進攻，民國政府開啟了一項戰時特別措施：征收民船，封鎖重要江?？?。被政府征召的輪船有99艘，陳順通僅剩的“太平輪”和“源長輪”赫然在列。

1937年8月12日，“源長輪”和其他十多艘輪船一起在江陰要塞沉沒。一年多后，“太平輪”遵國民政府命令“自沉”于鎮海關。至此，“船王”失去了所有船只，“中威”正式破產。

人民外交

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要求船業大亨們聯合起來，成立“復興輪船公司”，重振民國航運業。主持這次合并的，就是陳順通的老部下董浩云——日后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之父。

此時，陳順通追隨多年的恩師張靜江已經移居美國，船王一家也已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他拒絕了董浩云邀請，退出航業同業公會。

為了復興中威，陳順通又從國外預定了幾艘輪船。他也敏感地意識到，國共將生大變，于是將一部分資金轉移到了香港。那時的香港，已成為民族資本的聚集地。包玉剛、董浩云等大亨先后南下。

預定的輪船還沒到貨，1947年，陳順通就被檢查出胃癌晚期。這讓陳順通越發急迫“討回”租給日本兩艘輪船。

中日戰爭前，大同海運曾將丟船責任推給日本海軍。陳順通于是通過早年關系，給反法西斯同盟駐日本占領軍的最高司令員麥克阿瑟寫信，詢問兩輪下落。

麥克阿瑟的回信打碎了船王最后的希望：1938年兩輪就已相繼滅失于戰火。麥克阿瑟建議：中威在實物償還外“另尋補救通道”。

1949年，一代船王陳順通去世，將“討船”的任務交托給了長子陳洽群。1958年，因為與蔣家的密切關系，陳洽群被堂兄弟告發。為躲避政治運動，他獨自移居香港，并在同年赴日“討船”。

在日本，陳洽群穿梭于企業與政府間。當年大同海運株式會社經過多次收購，最后被納入了三井集團。和陳順通的國民航運公司所做的事情一樣，二戰期間，三井財團負責為日軍運送軍火，與政府關系親密。

“我們不好處理，都怪這場戰爭??！”這樣恭敬的推脫，是陳順通從日本政府處和企業處得到最多的回復。

一次在日本帝國飯店門口，陳洽群碰到過父親老部下、彼時已成“世界船王”的董浩云。董浩云說：“世侄，說你打官司不會贏的。要打贏只能依靠我。”但陳最終拒絕了。

上世紀70年代，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沖擊，陳家財產進一步縮水。陳洽群的幼子陳平至今仍然保留家族在夫源錢莊保險柜的鑰匙，但“文革”后，夫源錢莊已經和許多“舊”事物一樣，在政治運動中化為灰燼。

距離上海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日本，陳洽群對日本政府的訴訟也遭遇瓶頸。被告律師對陳洽群的身份產生質疑：你究竟是大陸人、臺灣人還是香港人？

戰后，日本與英國、中華民國都曾簽訂戰爭賠償雙邊協定，香港人的戰爭遺留問題應該由英國政府交涉，民國政府則放棄所有賠償。

陳洽群回答是：我是居住在香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那時，中日關系尚未正?；?，也并未簽訂任何協議，只要陳洽群能夠證明自己大陸人的身份，中威的訴求就合情合理。

為了證明身份，陳洽群通過原中威法律顧問、上海市輪船業公會理事長魏文瀚將訴求輾轉放到了周恩來的案頭。周恩來親自指示有關部門支持中威訴訟，并稱在必要時可將中威案作為“人民外交”處理。

“人民外交”是當時大陸外交史上的獨創，周恩來認為民間賠償訴訟不能停，因為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出“在日本誰真心對我們好”。

1974年，東京地方裁判所用“時效消滅”，判中威敗訴，陳洽群向東京中等裁判所上訴。

此時中日關系正逐漸緩和。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陳洽群作為香港代表，受到日本華僑總會邀請，任歡迎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陳洽群也收到中國駐日使館的消息，告訴他“不宜爭訟”、“可循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

一年后，陳洽群作為“統戰對象”，帶著疲倦的身心回到大陸，在深圳“受邀”觀看了一場文藝演出后，輾轉回到家鄉上海。此時，據陳洽群1961年離家已過去18年，回到上海時，他幾乎身無分文。

“漢奸”

回大陸后，陳洽群還曾四次赴日本，六次赴北京，打聽中威案解決進程。然而，從1985年中風，到1992年在香港過世，陳洽群都沒有等到日本的賠償。

陳洽群去世后，陳春來到中國法律中心香港分公司，聘請任繼圣、高宗澤、王明毅、宋楊之和江山為代理人。任繼圣、高宗澤都曾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王明毅曾在司法部任職，宋楊之和江山在當時也都已是知名律師。正是他們，構成了后來56人律師團的基礎。

不久后，大連海事大學前校長司玉琢也由任繼圣介紹，接觸到了陳春和陳震兄弟。

據媒體報道，當時中威律師團的豪華程度，只有文化大革命后對“四人幫”的審判能與之媲美。

司玉琢說，當時律師團成員“什么領域的人都有”：“公法的，民法的，司法的，海商法的。很多權威學者都被正義感驅使，參加中威律師團。”陳春每年都邀請顧問團成員聚在一起，討論案情。

后來陳家主要的出庭律師葉鳴就是在此時介入到案件中的。此前，他已在上海做了五年法官，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的研究方向就是國際法。

參加中威律師團，也成為律師謀取名聲的好時機。和葉鳴一樣希望能夠參與律師團的，還有他在復旦的同學、專注海商法的陳發銀。

因為不懂英語，陳發銀沒有能夠加入律師團，但他仍然不愿放棄這起“民間對日訴訟標的最大的案件”所隱藏的商機。1988年，陳發銀“倒戈”來到三井商船株式會社上?？偛?，毛遂自薦，成為三井在中國的代理律師。

在國內訴訟真正的轉機發生在1987年。那一年，大陸頒布《民法通則》，規定此前所有未被處理的事情，都能夠在兩年內向法院提起訴訟。經過律師團縝密的研究，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陳春向上海海事法院遞交訴狀。

陳春的弟弟陳平說，陳發銀其實幫了陳家一個大忙。“陳發銀向日本保證，中國法院絕不會判中威勝訴，三井在他的唆使下才出庭應訴。”若不是陳發銀，三井遲遲不應訴，案子的程序將根本無法啟動。

1991年，中威案第一次開庭，司玉琢和高宗澤作為律師出庭。站在主辯席上，司玉琢感受到濃濃的火藥味，這讓身為學者的他有些站不?。?ldquo;都有點審不下去的感覺”。

另一項不利因素是，整個90年代，上海輿論界對于中威船案的報道以負面居多，一些媒體還用“漢奸”形容陳順通租船給日本的行為。

司玉琢說，在庭上，代理律師陳發銀不斷發問，一直在“打程序”，說原告的訴訟主體中威輪船公司，早在1949年陳順通去世后就已不復存在，陳洽群、陳春先后在香港注冊的中威輪船公司，與“老中威”毫無關系。

第一次庭審，律師團覺得效果并不好。隨著時間的流逝，司玉琢因為教學任務繁重，慢慢淡出了律師團。

權威學者的淡出成為一種趨勢，后來中威案的出庭律師葉鳴和潘公波，都是專職律師。

葉鳴說，由專職律師接手，是一件好事。他形容1996年之前的三次開庭，都是被“牽著鼻子走”。

時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經中恰好見證了1995年5月的那次庭審。宋經中的感受是，學者太溫柔，會宣揚民族大義和法治精神，不會打官司。

如果100分是滿分，葉鳴給中威案的難度打了個98分。接手后，他和潘公波開始迅速理清思路。訴訟策略轉變為以陳春、陳震為主體，追訴商船三井株式會社違反租船合同，要求三井針對損害做出賠償。

1996年的第四次開庭，葉鳴作為主辯律師出庭。那次的庭開了9天，庭審最后，被告當庭承認對中威的損失負有道義責任，愿意做出補貼。

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海鎮曾在三井財團做法律顧問，他知道三井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班底：“他們知道案子在法律層面問題不大才會同意補貼，不然，肯定不會善罷甘休。”

葉鳴說，從那時開始，案子的贏面變大。在法院受理6年之后，巨額賠償的前景開始真正明朗起來。

遺囑戰爭

1996年，代理律師葉鳴就已了解到，法院打算在同年9月宣判。就在這時，陳春收到了叔叔陳乾康的起訴書，說陳洽群偽造陳順通遺囑，要求重新分配陳順通財產。

“船王”陳順通育有三子，除幼子17歲早逝外，還有長子陳洽群和次子陳乾康。

陳乾康1933年出生，當陳順通立下遺囑，把與“新太平輪”和“順風輪”相關的權益全部交給長子陳洽群時，陳乾康只有16歲。

幾十年間，陳家風云變幻，陳洽群輾轉香港、日本等地訴訟，陳乾康都只能留在上海遠遠觀望。

陳中威說，祖父陳洽群去世后，陳乾康找到陳春，多次希望參與中威案：“祖父去世后，他開始以長輩的身份向父親施壓。”

“如果陳乾康勝訴，這個案子就打不下去了。”葉鳴說，“船王”陳順通的中威輪船公司，是當時最大的個人獨資公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個體戶”。“新太平輪”和“順風輪”屬于陳順通的個人財產。

陳震、陳春兩兄弟能夠作為原告出現，因為他們從陳洽群那里繼承了對“新太平”和“順風”的追訴權。若遺囑無效，陳順通所擁有的追訴權應該被陳洽群和陳乾康平分，案子的主體再次發生變化，律師團所做的一切努力將付之東流。

1996年9月，上海市中院作出判決，認為陳順通遺囑無效。

知情人士透露，陳乾康很有可能并不知道陳洽群一支在日本、香港輾轉索賠的遭遇。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陸和香港的溝通一直不順暢：“一看到有勝訴希望，老頭急了，才出此下策。”

陳乾康的兒子陳經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陳乾康歷經坎坷，現在只希望得到平靜的生活，因為“這個家庭的過去和現在相比，差距太大了”。

戰后赴港的陳震、陳春如今西裝革履，與司法政界名人多有交集，而留在大陸的陳乾康生活窘迫。“文革”后，他曾在上海市卷煙廠工作，退休前的最后一個登記單位是上海市第二暖壺廠。

收到一審判決后，陳洽群一支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訴，上海高院推翻一審判決，認定遺囑有效。

陳洽群和陳乾康兩家，已經達成了暫時的一致，因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打贏這場官司。但陳乾康的兒子陳經緯堅持這件事“不會就這樣結束”。

陳乾康的起訴，成為討船大案中的“案中案”。2007年底，上海海事法院才對中威案做出一審判決，船王家庭勝訴。

雙方上訴后，201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同年底，最高院裁定駁回被告再審要求，至此，“船王”家族終于在大陸法院取得了“討船”的司法勝利。

身體好的時候，陳乾康每隔一年就會到寧波，為妻子和父親掃墓。“遺囑風波”過后，陳洽群一支和陳乾康一家，已沒有任何聯系，陳平甚至已經不知道叔叔在上海的住址，曾經的一家人，如今只望著同一塊冰冷的墓碑：“怎么說呢，大家都各有利益，很可惜”。

更難的難題

2014年4月20日，陳春的下葬儀式結束后，陳中威和家人按照原定計劃，在4月22日飛回香港。此時，商船三井的輪船仍被扣押。臨行前，陳震悄悄將他拉到一旁，告訴他：“可能你很快要再回來一次”。

4月24日凌晨，陳中威在香港家中翻看手機，發現媒體已放出消息：三井商船已答應賠錢，法院準備放船。南方周末記者給三井日本總部發去采訪函，截至發稿仍沒有收到回復。

船王家庭的對日索賠在中國絕不是先例。90年代初，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曾發起“萬言書”，發起民間對日索賠。上世紀80年代至今，包括赴日勞工、日軍慰安婦和日細菌部隊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不久前，國內法院也第一次受理了一起二戰勞工對日索賠案。

日本擔心，中威案會成為中國正在進行的一系列對日索賠案的導火索。

童增則認為，中威案向中國官方傳遞了這樣一個正能量：我們在法庭上打贏了日資企業，也把他們的資產扣押了，這沒影響中日關系，也沒影響國內穩定。

“中日沒有斷交，也沒有人上街游行，這就解決了過去談到對日索賠有關部門最擔心的兩個問題。”童增說。

4月25日一早，陳中威又坐上了飛往上海的飛機，此時他并不知道，父親陳春的其他9名兄弟姐妹，也已陸續從世界各地趕到了上海。

在上海市浦東新區，黃浦江旁的一幢大廈里，有7套住宅屬于陳家。70年過去，“船王”家庭的后人有商人、工程師和教師，他們的兒女大多擁有體面的工作，對于所謂“船王”的稱謂，他們矢口否認，言談中，卻止不住地討論祖輩那兩艘素未謀面的蒸汽輪船。

他們中，有常年在日本留學并已經入日籍的陳風，有長居香港的陳震，也有喜歡吃時令炒蟹粉的老上海人陳平。時代跌宕，這個家庭中的人們早已不是陳順通抑或陳洽群想象的樣子。

2010年底終審判決勝訴后，法院遲遲未開始執行。前上海市人大代表宋經中曾經以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建議，要求上海海事法院“盡快處理中威船案”；陳中威也從香港向最高法院發過雙掛號信，信的抬頭是“尊敬的周強院長”。

2012年，親自簽署法院的申請強制執行令后，陳春去世，討船的主要責任落到了長子陳中威頭上。陳春曾答應，要從賠償金中拿出一部分，支持民間對日索賠：“民間對日索賠實在太艱難了”。

而對陳中威來說，拿到賠償款是一個訴訟的結束，也是另一個難題的開始，它甚至比77年的訴訟長跑更難。

他亟須平衡家中不同的利益關系?，F在，船王家族后人們有兩種看法：一些人想用這筆錢成立基金會，另一些人覺得應該將錢投入公司，把中威發揚光大。

采訪結束后，南方周末記者問陳中威：“你覺得接下來，最難的是什么？”

“你覺得治理一個國家最難的是什么呢？”這位船王家族的第四代反問。沒等回答，陳中威自言自語般的說：“是平，平均、太平、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