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需要一定的“保守主義”

編者按

用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話來說，如果將持續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算做第一波改革開放，經歷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戰之間的第二波，再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由第三波進入第四波，由以經濟改革為主轉向更全面和徹底的改革開放。這一波的走向與成敗，將影響深遠。激進與保守的選擇，在每一波改革開放中均引起難以回避的巨大爭議和現實后果?，F在，中國又站上一個重要節點。自柳傳志、王瑛之爭以來，企業家群體中，對現實也呈現出不同的判斷和選擇。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轉型中，被認為的“激進主義者”也好，自以為的“保守主義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聲音都值得一聽。正是在心平氣和的對話而非被操控的各種情緒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盤社會，才會逐漸形成。

以前常說“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夠革命，回頭來看，這其實是一種堅持保守必要的社會秩序，愿意妥協，謀求逐步改良的心態。楊子云的新書《站在常識一邊》，提供了一個好的樣本，集中呈現了一些企業家的觀點與分析。這些觀點和分析，在此文中，被歸納為“保守主義”。

但“保守主義”并不是一個涵義非常清晰的詞匯。亨廷頓說：“當社會的基礎受到威脅時，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提醒人們一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現存實踐的好處。”基于認識論上的謙虛，保守主義者不認為誰能掌握社會變革的總鑰匙和總規律，所以不主張激烈的變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群體中都頗受認同，他同樣主張認識論上的謙遜，主張自由秩序的自然擴張與演進。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他恰恰曾寫過一篇名文《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批評保守主義缺乏自己的方向，劃清了反對基于理性狂妄的激進變革與頑固守舊之間的界限。如果說他保守，顯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發的社會與憲治秩序。

或許，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們也要繼續自問：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國恰逢19世紀以來的激進運動，在20世紀實踐中央計劃經濟，距離商業文明越來越遠。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自我救贖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業。

從歷史角度來思考，真正的原罪是舊體制的原罪。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清理舊體制原罪的過程，通過清理舊體制原罪，解放生產力。

公權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約數。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質，其作用邊界，對把握改革方向和實質改革起著“牽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內生于經濟系統之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因此以一種全知理性角色對經濟系統進行全面把握和操縱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近讀楊子云的新書《站在常識一邊》，得以比較系統地了解王石、任志強、馮侖等一批著名企業家對商業、政治及兩者關系的觀點。企業家的見識與作為，對中國轉型有重大影響。這本訪談，觸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重大問題，竊以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們認為改革就是改錯，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應追究不合理的舊體制。他們認為推進改革需要保守主義智慧，“要記住政府永遠是發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場能做好的事。

憑著直覺，他們實踐著如下經濟理論：市場的本質，是一個大范圍的匿名合作秩序。這一秩序中，有著各色各樣的組織，政府、企業、NGO、家庭、宗教組織……它們以其各自的專業貢獻相互依賴地共生于一個網絡中，市場參與者遵循一般正當行為規則，分享與其貢獻大致相對應（卻又是事先不確定）的回報。其中，政府作為一個特別的組織，作為提供“保護服務”的“供應商”，換取稅收。

由此，我們會以一種新視角看待政府-市場關系：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適當的角色設置、行動邊界和運行方式是什么？

向工商文明的轉型遠未完成

從農耕文明邁入現代社會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