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與地質學界的歷史糾結

事實表明，李四光的種種表現，并非在思想改造運動的壓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他沒有承受過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思改運動中曾經承受的壓力，不僅如此，對于一般科學家來說，李四光倒是以他先前發明的“海歸-買辦”論而成為一位施壓者。

20世紀初年的教育變革，國人實現了從傳統經學知識結構向現代科學知識結構的大轉變。與此同時，清末民初持續的留學大潮，則為中國造就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代科學家。他們懷抱“科學救國”的理想，把現代科學的種子帶回祖國，開始了拓荒、播種的漫漫歷程。

在諸多領域的科學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地質學家。

中國地質學界的形成

1913年6月，在丁文江的策劃下，北洋政府工商部礦政司把原來管理地質事業的行政機構“地質科”，改作擬行調查研究功能的“地質調查所”，并同時成立了以培養人才為目標的教育機構“地質研究所”。1922年2月，以地質調查所人員為主體，北京大學地質系教師和外國學者等積極參與，成立了中國地質學會，創刊了《中國地質學會志》。“所”與“會”都迅速與國際接軌，與國際地質學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這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進程中，中國就出現了最早的“學界”，即以丁文江為學術領袖、以地質調查所為中心的地質學界。從科學史分期的意義上說，地質調查所的成立，堪稱界碑性的標志，“為吾國科學之嚆矢”（張準《五十年來中國之科學》）。

因此，應該把1913年視為中國現代科學史的元年。也正因為如此，理性評價丁文江和地質調查所的實際貢獻和歷史地位，對于科學史研究來說，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

章鴻釗筆下的地質學史

在20世紀前半葉，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地質學史料的積累最為豐富，所慶、會慶等紀念活動不失賡續，有史學意識且長于撰述者代不乏人。因此，在中國現代科學史的著述中，地質學史文本的書寫，也一馬當先。

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在商務印書館的力邀之下，地質學界元老章鴻釗從1936年8月著手寫作《中國地質學發展小史》。此書于1937年3月出版，為《萬有文庫》之一種，是不足7萬字的小冊子。

書中回顧了民初以來中國地質事業發展的幾個方面，涉及地質調查機關的興起，地質調查區域的擴展和地質圖繪制的進展，專業書刊圖籍的出版，以及地質教育事業的進步。對每個方面皆肯定已有成績，指出存在問題，提出改進建議。全書的重點是介紹中國地質學歷年所取得的學術成果，按分支領域列出地層、古生物、礦產、巖石礦物、地質構造和地文史六個方面，條分縷析，具體而微。

章鴻釗1911年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地質學系畢業，歸國后擔任京師大學堂地質學課程。民國元年出任實業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時，他曾提出一份《中華地質調查私議》的建議書，要點為“專設調查所以為經營之基，樹實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興專門學校以育人才，立測量計劃以制輿圖”。至撰寫《小史》一書時，章氏覺得他當年提出的目標和方向已大多得以實現。他在完稿后為該書寫的自序中強調：“中國之地質學雖產生較晚（指與西方比較——樊注），而工作勤敏，著述宏富，已為海內外所共見”，“以近年中國地質學界在進行途中發展甚速，理應有所記錄以志巔末，且為來者借鑒。”

由此可見，這位親歷中國地質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之發展歷程的老人，是感到欣慰的，也感到有責任把這些成就寫進歷史。

黃汲清：三十年來進步顯著

1945年，中國科學社為紀念本社成立30周年，由《科學》雜志向各學科名家約稿，專述各門領域30年來的發展情況。曾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黃汲清，應邀撰寫了《三十年來之中國地質學》（以下簡稱“黃文”），文章發表于在《科學》雜志第28卷第6期，全文約3萬字。

黃氏在引言中說明，自1860年代算起，前五十年是“外國學者‘包辦’時期”，近三十年是&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