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英語熱 李陽背后的民族精神疾病
把學好一種語言當作救贖，把英語老師當作救世主，是一種病態現實的寫照。僅僅學好一種語言，就能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在這種“瘋狂”的背后，是中國教育的悲哀。
在伯克利的一家咖啡館里，我遇到過這樣一個美國人：他主動上前和我打招呼，但說話很吃力，語速極慢，而且邏輯混亂。我再看他衣衫不整，須發凌亂，眼神游離，就知道他是一個常見的精神病人。但是讓我感興趣的是，他會說中文，手里還拿著一個記滿了中文單詞的小本子，于是和他聊了一會兒。通過很艱難的對話，我大概明白了他的經歷。
十八歲的時候，他是美國一家名校的大學生，而且是登山隊的主力。有一次，他從山崖上摔下來，顱腦嚴重受傷。經過治療以后，他成了一名智力殘障人士，不能繼續上學，也不能工作，靠救濟度日。他在生命的黑暗中掙扎了二十多年后，被人介紹到中國，在中國南方一個城市里當上了一名英語教師，還交上了中國女朋友。按照美國的規定，他要領救濟，就不能工作，因此三年之后他又返回美國。但是中國的經歷大概是他唯一的生命之光，所以他努力學習中文，爭取再次去中國，找回那份工作?！霸谶@里女人們都不和我睡覺，”他說。
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故事讓我非常難受。一方面，我對他的遭遇充滿同情，為他的奮斗而感動，甚至為中國能給予他的生命一絲光亮而高興。另一方面，我為一個文化弱勢民族而深感悲哀。盡管一名智殘者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尤其是他的母語能力，但是他的故事背后，畢竟是一個民族在英語學習上的畸形生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希望講述它既沒有冒犯殘疾人，也沒有冒犯李陽和所有的英語老師，但是這些天關于李陽的新聞讓我想起了它。先是在包頭一所中學，李陽號召學生集體下跪以謝師恩，隨后又在武漢一所高校，他鼓動女大學生“剃發明志”，成為其“親傳弟子”。輿論一片嘩然，認為李陽損害學生人格尊嚴，不配為人師表，李陽則堅稱其行為正當，還要發揚光大。
李陽辯稱下跪和鞠躬和點頭一樣，都是一種感情表達方式，顯然沒有說服力。那么多人向他點頭，他怎么不放到博客里？下跪無疑是一種極端的形式，和后兩者具有本質的差別。從“瘋狂英語”的商業訴求上，我倒是十分理解李陽的做法，這本身就符合那種把事情做到極端的“瘋狂”之道。聽聽李陽的名言：“暫時把臉皮放進口袋，只管去大聲說吧！”“重要的不是現在丟臉，而是將來少丟臉！”就應該知道他的態度。
李陽無疑對中國人學習英語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這就像我說那位智殘的美國人對中國學生的貢獻一樣，事情具有很大的復雜性。學習英語而至于“瘋狂”，一幕幕氣功現場或者宗教儀式般的學習場景，本身就帶有精神疾病的特征。任何宗教儀式的背后，都是普羅大眾對自我的迷惘、對現實的懷疑和對救贖的渴望。把學好一種語言當作救贖，把英語老師當作救世主，是一種病態現實的寫照。如果說外國人學漢語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話，那么我們必須誠實地說，“瘋狂英語”培訓班里，新東方學校里，在書店里堆積如山的英語工具書后面，大部分學習英語的人，都懷著出國的夢想，甚至是一種逃離的渴望。首先應該檢討的，是現實社會的貧乏和壓抑。
僅僅學好一種語言，就能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在這種“瘋狂”的背后，是中國教育的悲哀。如今，大部分中國人，都學了十年以上的英語，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能應用。要想應用，還得跪拜于李陽這樣的老師門下。這是非?；闹嚨氖虑?。我不知道是否還能找出第二個民族的類似例子。我所知道的外國人中，學習漢語一兩年的，都能進行基本的交流，遠遠好過學習十年英語的中國人。從這一門學科可以想象，學習了十年文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學生，到底學到了什么。只是有些學科不像英語這么好檢驗罷了。
這種詭異的教學效率，導致另外一種嚴重的民族精神疾病癥狀，那就是英語學習方面的“高分低能”。這種“能”倒不是聽說英語的能力，而是綜合的人文素養。在這種教學模式中，一個人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才能學好英語，勢必耽誤其他方面的學習。換個角度說，其他方面學習很好的學生，英語未必是強項。于是，我見過許多這樣的留學生（以人文學科為主）：他們除了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外，腦袋里空空如也，眼界狹窄，思想浮淺，言行輕薄，熱衷名利。但是他們利用文化的尊卑和隔膜占盡便宜，在國外冒充中國文化的使者，讓外國人以為中國人都這么弱智；回國來又拿留洋經歷來蒙騙中國人，一副學貫中西的樣子。在民族精神病征表現為集體自卑的時候，他們往往是簡單的崇洋媚外者，言必夾帶英語單詞；如今民族精神病征越來越多地轉向集體自大了，他們又搖頭一變，成了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聲稱外國的丑事見多了，動輒要捍衛中華文明。其實，這種人既不了解中國，也不了解外國，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時候，主要精力都用來學外語，在外國的時候又主要在吹噓中國。一些頭腦清醒的留學生，給了他們一個刻薄的外號，叫做“精裝白癡”。
用“白癡”來罵人當然不對，但是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夠做一個調查，那些“瘋狂英語”培養出來的學生，那些被教唆不怕“現在丟臉”的人，將來是不是真的“少丟臉”了。
十八歲的時候，他是美國一家名校的大學生，而且是登山隊的主力。有一次，他從山崖上摔下來，顱腦嚴重受傷。經過治療以后，他成了一名智力殘障人士，不能繼續上學，也不能工作，靠救濟度日。他在生命的黑暗中掙扎了二十多年后，被人介紹到中國，在中國南方一個城市里當上了一名英語教師，還交上了中國女朋友。按照美國的規定，他要領救濟，就不能工作，因此三年之后他又返回美國。但是中國的經歷大概是他唯一的生命之光，所以他努力學習中文，爭取再次去中國，找回那份工作?！霸谶@里女人們都不和我睡覺，”他說。
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故事讓我非常難受。一方面，我對他的遭遇充滿同情，為他的奮斗而感動，甚至為中國能給予他的生命一絲光亮而高興。另一方面，我為一個文化弱勢民族而深感悲哀。盡管一名智殘者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尤其是他的母語能力，但是他的故事背后，畢竟是一個民族在英語學習上的畸形生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希望講述它既沒有冒犯殘疾人，也沒有冒犯李陽和所有的英語老師，但是這些天關于李陽的新聞讓我想起了它。先是在包頭一所中學，李陽號召學生集體下跪以謝師恩，隨后又在武漢一所高校，他鼓動女大學生“剃發明志”，成為其“親傳弟子”。輿論一片嘩然，認為李陽損害學生人格尊嚴，不配為人師表，李陽則堅稱其行為正當，還要發揚光大。
李陽辯稱下跪和鞠躬和點頭一樣，都是一種感情表達方式，顯然沒有說服力。那么多人向他點頭，他怎么不放到博客里？下跪無疑是一種極端的形式，和后兩者具有本質的差別。從“瘋狂英語”的商業訴求上，我倒是十分理解李陽的做法，這本身就符合那種把事情做到極端的“瘋狂”之道。聽聽李陽的名言：“暫時把臉皮放進口袋，只管去大聲說吧！”“重要的不是現在丟臉，而是將來少丟臉！”就應該知道他的態度。
李陽無疑對中國人學習英語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這就像我說那位智殘的美國人對中國學生的貢獻一樣，事情具有很大的復雜性。學習英語而至于“瘋狂”，一幕幕氣功現場或者宗教儀式般的學習場景，本身就帶有精神疾病的特征。任何宗教儀式的背后，都是普羅大眾對自我的迷惘、對現實的懷疑和對救贖的渴望。把學好一種語言當作救贖，把英語老師當作救世主，是一種病態現實的寫照。如果說外國人學漢語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話，那么我們必須誠實地說，“瘋狂英語”培訓班里，新東方學校里，在書店里堆積如山的英語工具書后面，大部分學習英語的人，都懷著出國的夢想，甚至是一種逃離的渴望。首先應該檢討的，是現實社會的貧乏和壓抑。
僅僅學好一種語言，就能改變你的人生軌跡。在這種“瘋狂”的背后，是中國教育的悲哀。如今，大部分中國人，都學了十年以上的英語，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能應用。要想應用，還得跪拜于李陽這樣的老師門下。這是非?；闹嚨氖虑?。我不知道是否還能找出第二個民族的類似例子。我所知道的外國人中，學習漢語一兩年的，都能進行基本的交流，遠遠好過學習十年英語的中國人。從這一門學科可以想象，學習了十年文學的、歷史的、政治的學生，到底學到了什么。只是有些學科不像英語這么好檢驗罷了。
這種詭異的教學效率，導致另外一種嚴重的民族精神疾病癥狀，那就是英語學習方面的“高分低能”。這種“能”倒不是聽說英語的能力，而是綜合的人文素養。在這種教學模式中，一個人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才能學好英語，勢必耽誤其他方面的學習。換個角度說，其他方面學習很好的學生，英語未必是強項。于是，我見過許多這樣的留學生（以人文學科為主）：他們除了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外，腦袋里空空如也，眼界狹窄，思想浮淺，言行輕薄，熱衷名利。但是他們利用文化的尊卑和隔膜占盡便宜，在國外冒充中國文化的使者，讓外國人以為中國人都這么弱智；回國來又拿留洋經歷來蒙騙中國人，一副學貫中西的樣子。在民族精神病征表現為集體自卑的時候，他們往往是簡單的崇洋媚外者，言必夾帶英語單詞；如今民族精神病征越來越多地轉向集體自大了，他們又搖頭一變，成了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聲稱外國的丑事見多了，動輒要捍衛中華文明。其實，這種人既不了解中國，也不了解外國，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時候，主要精力都用來學外語，在外國的時候又主要在吹噓中國。一些頭腦清醒的留學生，給了他們一個刻薄的外號，叫做“精裝白癡”。
用“白癡”來罵人當然不對，但是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夠做一個調查，那些“瘋狂英語”培養出來的學生，那些被教唆不怕“現在丟臉”的人，將來是不是真的“少丟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