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治歷程:事不做絕,族群共存
英國人管治香港時期用很少人統治很多人,很少發生大的社會沖突,這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的香港也許不是中國族群最多樣化的城市,但肯定是族群融合最好的城市之一。除了弱勢群體不斷的抗爭去爭取,統治者的治理技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以香港的經驗,那就是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不去觸動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傳統文化;在經商業務方面,給他們基本的自由空間,使他們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還有,有一套值得信賴法律體系,讓每個人對平穩的秩序有預期。
丁學良(香港科大教授,深圳大學CCOI顧問)
在亞洲范圍內,香港對弱勢群體的治理算不上最好,還比不上臺灣,但由于160年里作為國際性的開放城市,香港容納了來自各地的移民類別繁多,有一些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英國人管治香港時期用很少人統治很多人,很少發生大的社會沖突,這是怎么做到的?
對于香港,外地人常有這類疑惑: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人沒有普選權,議員大部分也非民選,為什么那時可以接受?還有人說,在很長時間里,香港公務員貪腐也很厲害,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并有效運作前,連消防員救火都要行賄,香港法治其實也沒多久……這些都大體符合史料,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遭受多種歧視,不同族裔之間地位不平等,權利也不平等,香港社會也因此抱怨多多。
1997年前香港華人受到的文化和經濟上的歧視有諸多方面。香港華人普遍用廣東話交談,較好的學校里用的課本多是英文,越高級的學校英文課本用得越多。但絕大多數學生課堂之外并不說英文。由于口語與文字脫節,大部分香港華人寫作既不善于使用純正的中文,也不善于使用純正的英文。這種情況,就職于普通行業可以,進入高級專業領域就不夠了。香港的管治系統都是以英文為工具的,很多華人因此被排斥在高級職務之外。
英國統治時期,招徠很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南亞人。這些人來香港幾代了,廣東話也能講一點,但不太能讀中文,能寫的更罕見。他們絕大部分只能做技術含量低的勞工,拿低收入,只有極少數才經商成功很富有。不會讀寫中文,很難被招聘進大中型公司,香港畢竟是華人社會。他們近年來抱怨政府沒有為他們的孩子學中文提供足夠的資源,致使年輕的南亞人失業嚴重。在香港談到少數族群受到不公平待遇,多半是指這些。
重慶大廈在國際上極有名,里面的廉價旅社住著來自幾十個國家的客,以南亞和非洲人為主。此外是開餐館和銷售店的,大多數業主也是南亞族群的。“國際倒爺”們以此為中轉站,把華南地區的商品送往半個世界。這里面的南亞非洲人只要是合法身份的,十幾年后就能發財致富。他們是中低級全球化的活躍推手,不太存在族群融合的問題。
歷史上還有越南船民問題。越戰后,1975年有近四千名越南人避難進入香港。后來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到1980年超過10萬越南人進入香港。1975年至2005年,香港總共收容了超過20萬名越南人,其中14萬多名獲得外國收容,6萬多名被遣返。至2005年年底為止的30年來,只有1300多名以難民身份獲準在香港永久居留。這主要是跟聯合國難民署的工作相關;在1970-1980年代,香港周邊的地方都比較糟糕,香港才承擔了這么多的責任。聯合國難民署還欠香港大筆錢,但因為留下來的人少,沒造成大的族群融合問題。
總的來說,香港的華人和少數族群在1997年前雖然也受不同程度的歧視,但情況沒到很糟的地步。英國人的統治和日本侵華的統治方式不同,在日據時代,香港人也是亡國奴。在英王治下,雖然很多方面是二等臣民,但香港華人卻是享有基本人權的。少數族裔也大體一樣。法律框架約定了一個文明底線,保證了香港各族群的基本生存和發展空間,享有經商從業的自由,否則英國的統治不會那么安穩。
連華人高級知識分子也會長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視。在高校里,比如在福利待遇和住房上,華人教授都遠比不上洋人同事。這個制度是掛靠在香港政府待遇體系上的: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其統治階層必然是來自宗主國的洋人,他們必然要獲得頂級待遇。香港的高校作為政府資助的公立機構,其教員福利就依照公務員體系,洋人一等,本地人二等。但英國的統治在其他方面并不嚴苛粗暴,本地人尚可忍受這種軟性的專制統治。給華人教員的待遇雖然比不上白人的,但也有契約的保障。
殖民帝國曾經有兩種護照,一種是英國本土居民的,一種是海外殖民地居民的,二者最大的區別是永久居住英國的許可。1997年回歸談判時,香港華人1997年后就能拿到新的特區護照,但中國不愿意給非華人特區護照。特區護照目前可以全球免簽150多個國家。英國也不肯給香港的非華人英國本土居民護照,只想保留他們的海外居民身份。英國那時的人口不過五千多萬人,如果都變成英國本土居民護照,承受不起。當時很多人為此游行示威。
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無法消除種族性的歧視,但他們做得比較聰明,除了上面說到的給被統治者基本的人權,統治階層還挺注意自己權力的行使邊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會去觸動殖民地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傳統文化;在經商業務方面,給他們基本的自由空間,使他們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同時,他們使用來自英國的那一套法律體系,給當地人提供了平穩的秩序,而這是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市認可的公共行為規范。
他們還非常善于吸收和培養當地的精英分子,把他們送到英國留學,然后容納進香港的治理體系。英國文明是現代世界的主流文明,其生活方式、價值理念,都被最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中上層社會認同。
這套系統對于當年香港居民還是很有些吸引力的,覺得跟它連在一起,未來總會更加開明進步。英國在這一點上做得巧妙,即使是后來已經獨立的國家,其精英階層還是繼續把孩子送到英國去受教育。巴基斯坦、印度都是這樣,他們對英國的法治和商業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認同。這使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有一種基本的信任,省去了強力鎮壓的必要。
此外,英國幾百年在全球搞殖民主義,管治過各種族群,練出來很多人才,知道怎么去跟當地人相處。二戰后,大多數殖民地都獨立了,于是大批的管治人才來到香港,提升了治理的水平。
(戴志勇采訪整理,作者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