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了解海洋與生死的男人才懂西服

Tailor makes the man,如果你了解海洋和生死,你也會了解,這句話的意味。

高級定制之旅的最后一次會 面安排在六周后,此時顧客將看到 完成的服裝。在這次會面中,制衣 大師還會進行必要的細節調整和 潤色,以確保顧客將完美的Alfred Dunhill高級定制服裝帶回家中。

熊可嘉已年過六旬,頭頂上毛發稀疏,話音急促卻時斷時續,唯一銳利的是目光。他一邊盯著我,一邊問我:

“你知道莎士比亞吧?”

我點點頭。跟著他走到裁縫店門口,腳下的南洋木地板被皮鞋敲得叮叮響,抬頭看門口銘著一副銅板字:Tailor makes the man。

“這是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里面說的。”熊可嘉篤定不疑,這個做了一輩子西服的老裁縫開始給我講述西服一路東進的歷史,邊說邊指著電視上的世界地圖,手指沿著海岸線劃動。

“巴拿馬運河是什么時候開鑿的,你還記得么?”講到一半,他突然問我。

除了為顧客量取全方位的制衣尺寸, Alfred Dunhill高級定制制衣大師還會深入了解 顧客的生活方式以及顧客對服裝的要求,例如 是否需要考慮氣候因素、口袋功能,以及確定 服裝用于日常穿著還是用于特殊場合等。通過 首次會面,制衣大師將幫助顧客從兩千多種布 料選項中確定最優選擇。

一把剪刀開啟了好時代

西服在中國的歷史確實與地理緊密相關。最早被中國人看見的西服,出現在大英帝國的艦船上。遠渡前來征服新大陸的英國水手,在下岸時分,更上西服,作為追逐塵世樂趣的外裝。當時進入中國的文官們,則在西服與清式官服的對比中,找到了優越感,這不僅意味著生理上的便捷,更是一場國家心理上的博弈。

赫德是其中之一,但這個掌握大清帝國海關稅權的英國紳士,也有自己的煩惱:在東方,他甚至找不到一顆可供替換的西服扣子。換衣之旅,更是一場遷延數月的海上冒險。

最早的一批中國西服裁縫,由此在華洋雜處的口岸上誕生。但與許多舶來品一般,西服幾乎從誕生之初就是一個面貌曖昧的存在。

令人感到困惑的首先是名字。英文中的Suit一詞,從騎士們的鎧甲以及軍艦上的制服而來,在慣用絲織品的東亞地區,人們至今也找不到合適的語匯與之對接。中國稱為西服,日本稱為洋服,看上去更像是權宜的命名法。

做西服的人也面貌曖昧。在今天,中國的西服成衣廠商,紛紛對外宣稱自己是當年上海灘紅幫裁縫的后人。但紅幫是什么,至今說法不一。有人相信,它是“奉幫”的訛錯,當年的裁縫大多來自奉化;有人覺得“紅”是寄意于“走紅”;還有人認為“紅”是“紅毛人”,也就是那時的西方人的代稱,所謂“紅幫”就是給西方人做衣服的。無論何者為對,最早的裁縫,出身低賤,大多來自外鄉,他們不像上?;驈B門的本地人,跟洋人熟絡,不屑于縫補,熱衷生意。

熊可嘉的經歷印證了這一點。他祖籍福建,長在國府退敗后的臺灣。14歲上,他通過母親關系,進入了臺北一家有名的福建幫西服店做學徒,三年零四個月后學成,老板送了他一把剪刀,叫他離開。

“這是規矩,”熊可嘉說,“學裁縫學成后都要被趕出來,這樣師傅才肯放心教你,不擔心你搶了他飯碗。”

帶著一把剪刀的熊可嘉,叩開了另一家福建幫西服裁縫店的大門。他即將經歷的,正是臺灣西服定制行業的一個好年代。因為,戰爭來了。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國跟越共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讓太平洋艦隊守衛的臺灣成為了美軍的后勤休息地。早上還在炮坑中打仗的美國大兵,中午就可能被飛機直接送到西貢碼頭,晚上渡船將他們送到臺灣。在接下來的五天中,士兵們要努力花掉三個月的薪水,他們需要酒精、女人,以及在女人眼里體面的西服。

西服店的老板,會第一時間得到美軍來臨的消息,與他同樣消息靈通的還有隔壁酒吧的老板。兩個相依存行業的競爭也在此展開。分別雇用懂英語的大學生,跑去酒店一戶一戶推銷產品,晚到者訂單將少得可憐。

熊可嘉那時已開始操剪,那是他經歷的最瘋狂的年代。訂單和生意滾滾而來,但往往要在幾個小時內做出一套衣服,一家像樣的西服裁縫店,甚至要在一夜間趕制出數百套西服。熊可嘉后來的好手藝,多少也得益于當年的高強度勞作。

但好時候,總會結束。

裁縫這門手藝根本沒有過定式

衣裝是時代的一面鏡子。西服最早的黃金歲月,因革命成功而被迫中斷。另一種夾雜了西洋制衣方法和中式審美趣味的衣服——中山裝,應運而生。西服裁縫們生存在一隅,維系手藝。1955年后,裁縫們的手藝不再重要。

服飾上的中斷,直到另一次靠近西方才重新獲得接續,奇妙的是,與赫德故事類似,這還是一種被動的反應。80年代中期,駐華大使團聯名向外交部要求成立西服制作單位,以滿足駐華使節的穿衣問題。

紅都西服公司由此成立,這是共產主義中國成立的第一家西服店。在這之后的中國領導人,也開始了衣裝轉換,中山裝逐漸變成了老干部的象征,西服成了與國際接軌的標志。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完成自己現代化的進程中,那些走入城里的鄉下人,為自己設計了標準的裝束:上身西服,下身軍褲。

就西服本身而言,產業也發生了改變。皮爾·卡丹等知名品牌進入中國不久,西服的制作模板逐漸流入鄉鎮企業,各地都推出了據稱是國際名牌版型的自產西服。這些來自工業化流水線的衣著,改變了西服原有的樣貌。

熊可嘉厭惡“版型”這個詞匯,甚至對它的合法性抱有強烈質疑。

“做西服的從來沒有過這個詞,這是后來大陸改革開放后,抄襲別人的樣式,制造出來的一個詞。”熊可嘉說,裁縫這門手藝,以前根本沒有過定式。

各地的裁縫們老死不相往來,手上的尺子比例也各不相同,但令人驚奇的是,人們在這個口傳心授的行業內,幾乎在遵循著相似的標準。

“我跟日本、意大利、英國的裁縫一碰,大家的口訣不同,但細節上的長短幾乎分毫不差。”熊可嘉說。

這個老裁縫,固執地保持著對面料的偏好,選用英國的料子,對意大利的面料則興趣寡淡。

甚至是如今國際知名的大牌廠商,也遵循著這些傳之彌久的標準。馬具商出身的Alfred Dunhill,至今其高級定制服裝,只與意大利和英國最優秀的制衣廠合作。在這些手工剪裁和縫制的衣衫,你會發現具有異國情調的混紡面料,如駱馬毛和絲綢的混紡。

意大利的定制西服,則在講述著另一樁故事。西西里島的手藝人,遠渡重洋,來到新大陸。他們忍耐、謀生、生子,面對時代遷變。他們的孩子成長在紐約或舊金山街頭,學習吃披薩、斗毆以及成為幫派的一員。在他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一套父輩制作的西服,將成為他們成人禮的一部分。

Tailor makes the man,如果你了解海洋和生死,你也會了解,這句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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