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變局

本屆政府在政策方法論上最核心的改變，是試圖在市場機制下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而不是動輒出臺逆周期的、長期帶有副作用的一些短期刺激政策來干擾市場。

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基于財政支出基礎上的信貸擴張，都帶有定向的特征。它與實體經濟結合得更緊密。

目前的宏觀大格局，是長達10年的信貸擴張周期進入尾聲。我們正處在這個關口上，這個生態上的拐點，對整個經濟、整個市場、企業現金流，都會產生連鎖反應。

我們能否避免美國的路徑，主動控制銀行信貸的擴張，為央行貨幣放松增加空間，從而在支持當前的經濟增長和控制中長期金融風險之間取得一個較好的平衡？

如果想把中國經濟重新拉回可持續增長的軌道，重要的不是降準注入流動性，不是政府越俎代庖地大搞投資，而是打破壟斷，降低準入門檻，讓民間資金得以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投資獲利。

給不給實體經濟“打雞血”，如何讓“雞血”既有效刺激又避免副作用，成了擺在中國最高層面前的一道難題。

這也讓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下簡稱“降準”）這個有些生僻的名詞突然成為熱門關鍵詞。

存款準備金率是重要的貨幣供應量調節工具，降低這個比率，就意味著銀行可以放出更多的貸款。正因為如此，上浮或者下調這一比率，往往被當成貨幣政策收緊或者放松的信號之一。而貨幣政策，直接決定著經濟的“雞血”。

2014年5月3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明確“定向降準”，也就是定向寬松的方向。會議稱，“定向降準”的領域將主要指向對發放“三農”、小微企業等符合結構調整需要、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實體經濟貸款達到一定比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

這表明“降準”范圍擴大。

此前，這一范圍僅僅局限于縣域金融機構：4月25日，央行曾下調縣域農村商業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下調縣域農村合作銀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定向降準”由此起步。

在一些人士看來，這有可能會讓“定向降準”實際上演變成“全面降準”，也就是貨幣政策全面放松。

事實上，這正是許多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所期盼的。“主降派”的理由是，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地產下行風險加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谷底徘徊，而往日充當基礎貨幣主力軍的外匯占款隨著出口增速的放緩而不再能帶來大量貨幣。渣打銀行中國研究主管王志浩甚至列出一組金融危機后全面降準時期與當下的宏觀數據對比，以證明當下已經進入新的全面降準周期。

反對派們則抬出了“副作用”這竿大旗——當年“四萬億”貨幣洪水雖然迅速給中國經濟打了強心劑，但副作用至今尚未消化完。雪球越滾越大的地方債、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泡沫和一些龐大的過剩產能成為重點調控對象。

他們認為，貨幣放水不僅副作用極大，而且“正作用”并不明顯。一旦全面放水，那些高泡沫低效率的領域獲得貨幣支持，將風險繼續推向未來。而最應該得到“輸血”的中小企業，很可能不僅得不到資金血液，反而要承受越來越高的融資成本。

貨幣政策會不會全面放松？決策層的思路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松和不松，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端午期間，南方周末為此專訪了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與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詳解一場正在發生的貨幣大變局。

在他們看來，從2013年開始，本屆政府已經開始展現出新的貨幣邏輯。

一年前的6月，當銀行間的“錢荒”醞釀之時，央行一度坐而觀望，并非像往年一樣入場救市。這一舉動，震懾銀行間市場，引發了“九級強震”（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語）。

迅速膨脹中的影子銀行，此后接連受到整肅。新一屆政府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將化解影子銀行風險置于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位置。

這意味著，長期來看，決策層將在新的市場環境下，重新思考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重新調整貨幣政策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

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