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巡視】向九成“差評”問個好

在懷疑論者滿街亂竄的時代，稀缺的不是懷疑，而是一心一意

像汽車擁堵、垃圾圍城所造成的環境惡果，有什么最好的解決方式嗎？在左派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看來，單靠公民舉手投票已經很難找到最佳方案，無論哪一種提議似乎都不受歡迎。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困局越來越多，一個用心良苦的初衷或許就會招來疾風驟雨似的沖撞。那該怎么辦呢？

前不久，杭州啟動的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就陷入這樣的糾結。這項醫改以藥品零差價為切入點，試圖破除公立醫療機構以藥補醫的困局。簡言之，就是藥品實行零差價銷售，但同時提高診查費、護理費、治療費、手術費等醫生的服務價格。據說政府還為此投入了一個多億的財政補助。對于醫改，民眾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少花錢看好病，藥品和服務價格的一降一升給民眾的觀感似乎并不太好。在杭州頗有影響力的19樓社區網絡投票中，反對者就高達九成以上。

這九成的反對者想想確實讓人不寒而栗。面對洶洶民意，政府是“臺面下”悄悄推進醫改，還是和民眾一起坐下來，好好溝通事情的來龍去脈，從民眾不愿就范的態度中探討醫改本質，至少讓他們理解政府是如何用心良苦？杭州市市長張鴻銘力主通過杭州電視臺《我們圓桌會》欄目和民眾溝通對話。這位新市長已經習慣在各種場合推介圓桌會的溝通方式。在張鴻銘當選市長后的市政府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就鼓勵官員要善于借助圓桌會和百姓對話，真正問計于民。張鴻銘還對主持人張平說，圓桌會我每期都看，好幾次都有自己上去參加討論的沖動。盡管市長已經拿定主意，不過相關部門的官員還是疑慮重重，擔心做了節目反而引火燒身，最后搞得聲名狼藉。

我很理解這些官員的擔心，我甚至相信網上九成的差評也不會因為一期電視節目就會有180度的回心轉意。因為在沒有吃到甜餅之前，民眾總會把事情往盡可能糟的方向想象。不過，遲疑之余，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打差評的九成民眾到底是誰？他們了解到的醫改又是怎樣的？他們是在什么情境下，又是對什么表達不滿？這些問題，一旦繞過民眾參與的程序，其面貌往往模糊不清?；蛟S，按照德國政治學家諾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論，現實根本就不是這樣。

諾依曼說，輿論的壓力“較少地來自于人數上的多數，而更多地取決于某一方的具有攻擊性的信仰，以及另一方的害怕孤立的恐懼和與之相連的惴惴不安地對周圍環境的觀察”，最后那些大膽發表和擴散的觀點被作為輿論確定下來，而其他的聲音則完全沉沒下去了。比如，某一項公共政策出臺，有10人利益可能受損，而有30人可能因此獲益，還有60人可能短期內無關他們痛癢。這時，假定我們做一項網上民調，結果又會怎樣呢？受損的10人首先就會出來反對。獲益的30人因為信息不對稱，也許以為得利者勢單力薄而變得小心翼翼，多數可能選擇沉默；那還有60人呢？他們中的大多數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索性就在道德價值的評判下凜然站到“弱勢者”一邊。這時，我們來觀察意見表達的結果，得出的可能就是九成的差評。如果這樣，官員們還是寧愿忍受觀點“少數派”的惴惴不安，而將類似的公共事務“轉移到臺面下協商與決定”，一場本應該“掌握精準細節與本質的公共政策展現”，就可能變成“更容易作出抉擇的倫理議題上的介入或抗議”。

當然，在張鴻銘的再三堅持下，公立醫院改革的對話節目如期錄制?，F場邀請了公共管理學教授、電臺名嘴、相關部門官員，還有公立醫院院長、熱心市民代表、殘障人士和其他病患代表，討論的問題包括這次醫改政府是怎么決策的？價格的一升一降到底是不是短了鼻子長了人中？國外的診療模式和這次醫改有什么異同？等等。至于民眾在節目中表達的“醫生應該體現他的價值”，“醫改不是簡單的降價”，以及醫生的吐槽，在九成差評中大概是難覓蹤影的。盡管如此，節目播出后相對平靜的輿論還是讓原來如坐針氈的官員有些小小的意外。事實上，即使像一度“敏感”的杭州限牌政策，張鴻銘也力挺圓桌會和民眾溝通對話，雖然當時由限牌引發的負面輿論已經甚囂塵上。

化用馬云的一段話，在一個懷疑論者滿街亂竄的時代，稀缺的恰恰不是懷疑，而是一心一意，一根筋。這讓我想到一個說法，姑且叫它“第十一次微笑”。比如，我們坐電梯時，總是感嘆老外禮貌友善，抱怨國人漠然相向。但如果我們一心一意，一次一次報以對方一個微笑一聲問好，情形會怎樣呢？第十次可能對方還笑得有些僵硬，但第十一次，他肯定會被你的暖意所融化，展露同樣由衷的微笑。和民眾溝通不也是如此？沉默只會讓大多數民眾怯于說出自己的看法，而主動向“差評”問好，經年累月點滴互動總是能開拓公共事務討論的空間。盡管霍布斯鮑姆說，民意無論用什么樣的方式表達，都難以真正決定政府的專門業務。但在可以溝通的雙向通道里，我們能夠聽到的是，民眾以充滿活力或想象力的方式作出建設性回應。

（作者為杭州電視臺綜合頻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