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一九八四》翻譯隨筆 寫在喬治?奧威爾一百一十年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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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以碼字為生的人，都有點似乎并不過分的野心，那就是希望自己嘔心瀝血寫出來的文字不朽。翻譯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作品，我感覺他應該算作一個例外。例如他在他的散文名篇《射象》里只是生動而細致地描寫人類用花生大小的子彈射殺龐然大物大象的過程，探究怎么一粒小小的子彈就把一個鮮活的大生命置于死地了，結果后來的專家學者就添油加醋，說他寫了一種象征:龐大的古東方怎么就被一個小小的島國征服了。又比如，他的著名散文《絞刑》寫他陪著幾名當地劊子手送幾名當地囚犯上絞刑架的過程，驚心動魄地再現了劊子手的冷漠和囚犯的焦慮、恐懼和垂死掙扎，結果后來的批評家把這篇散文說成是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殘酷鎮壓。他寫《一九八四》，依我看，一如既往，還只是想弄清他的一個困惑:怎么在人類經歷了無數生命被人類的愚昧所戕害的漫長黑暗，遍體鱗傷地邁進科學和民主蒸蒸日上的二十世紀，更極端更黑暗的極權主義會大行其道呢?

其實，直接而真誠地探索每種事物的真相，遠比間接而夸張地虛構人物、故事、情節和場景困難得多。前者要求的是真誠再真誠的態度，而后者只要不同程度的嘩眾取寵就足夠了。寫作《一九八四》這部不到二十萬字的小說，奧威爾的寫作態度一如既往:真誠，真誠，還是真誠。這種態度決定了他不僅需要超凡的想象力，更需要天才的創造力。他于一九四八年寫成《一九八四》，只把“四”和“八”顛倒了一下，就把這部無中生有的偉大小說的名字確定下來了?？此坪茈S意，很簡單，但是他生活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英國雖然是戰勝國，但是希特勒的狂轟濫炸令英格蘭千瘡百孔，人口急劇下降，物質十分貧乏，要構思出一個極權主義統治下的國家，時間向未來延伸近四十年，那里有什么樣的人、有什么樣的物質條件、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有什么樣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都是很難想象并訴諸文字的。首先要解決的是語言。奧威爾首先斷定的是，那樣一個毫無自由和民主可言的社會，語言與人類正常演進的社會階段所使用的語言，一定有天壤之別，于是，他就發明了一種全新的語言體系——新話語。為了闡述這種新話語的體系構成，他在小說后面來了一個附錄——《新話語原則》。讀者可以在這篇萬余字的附錄里悉心閱讀并盡情體會奧威爾對語言在一種極權體制下的嬗變的精妙之處，這里不做贅述。因為有了新話語這一工具，奧威爾就可以放飛想象，創造嶄新的詞兒了:老人家、思想罪、雙重思想、性罪、思想警察……這類屬于政治領域;真部、和部、仁部、記錄司、虛構司、廣電司……這類屬于社會組織;納粹、蓋世太保、非預懲罪、蠱宣……這類屬于意識形態。因此，“一個人與新話語一起成長，把新話語當成自己唯一的語言，他就不再知道‘平等'曾經是‘政治平等'的第二層含義，也不再知道‘自由'曾經含有‘學術自由'的意思”，結果是，“在舊話語一勞永逸地被徹底取代時，和過去的最后聯系就會被割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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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說法:文字比石頭更永久。這是文學語言，文字肯定沒有石頭更永久，因為文字要永久是得依賴石頭的，比如墓碑、巖壁、洞穴、瓷片，等等。在現代社會，文字能持續地收入各種詞典，是更實際的永久。奧威爾無意讓自己的文字永久，卻偏偏有不少詞匯被收入了各種詞典，像《一九八四》一書中，陸谷孫教授主編的《英漢大詞典》就收入不少條，例如“新話”（Newspeak）、“老大哥”（Big brother）、“思想罪”（thoughtcrime）、“思想警察”（thought plice）、“雙重思想”（doublethink），等等。俗話說，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這話不夠準確，因為文章抄得太貪婪了，就成了抄襲了。要說天下字典一大抄，倒是絕不會有抄襲之嫌，尤其英漢詞典之類，因為“英漢”之間有一個翻譯過程，有了這個過程，和“抄”字搭界的東西，就被“翻譯”這個詞兒嚴嚴實實蓋住了;從而，“看你會抄不會抄”這句話變成了“看你會譯不會譯”。很有趣的現象。換一種說法，是《英漢大詞典》參考了不止一種英英字典，這話應該是很客觀很公正的。接著往下再想，很多種英英詞典都收入了奧威爾的詞匯，這樣的說法就更科學了，因為詞典選收某個詞是要參考多種詞典收入概率的。如果這些詞匯在人類社會和人性里得不到驗證，那么就是收入了也還會被淘汰的。問題是，奧威爾生造的這些詞兒，不但在人類社會發展和人性演變的過程中得到了驗證，而且越來越深入地被驗證，震撼世界地被驗證，這就只能說奧威爾的造字具有嚴密的科學性了。

關于“新話語”，前面交代過了，我要補充的是，字典把newspeak翻譯成“新話”缺乏琢磨?，F在很流行“話語權”這個詞兒，估計這個詞兒和“新華體”這個詞兒有一定因果關系，我受此啟發，就把這個英文詞兒翻譯成了“新話語”了。

接著說“老大哥”這個詞兒。奧威爾生活在一個思想自由的民主社會里，有政黨，且不止一個，輪流執政，前提是各政黨在大選時期，必須把執政綱領、方針和政策統統公布天下，由選民來衡量哪個黨的競選綱領更符合自己利益，更符合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不大容易想象一黨專政的黨組織究竟是什么樣的。于是，他就想，沒有多黨的公開公正的競選，沒有選民的監督和制約，那就不合法;不合法呢，就是地下組織;地下組織呢，就跟黑社會接近了。因此，這種政黨由一個黑老大坐莊就是必要的了。由此推斷，把big brother翻譯成“老大哥”并不十分貼切，應該是“老大”更合適。但是，我們并不情愿把我們的偉大領袖之類稱為“老大”。所以，我把big brother翻譯成了“老人家”。

再說“思想罪”、“思想警察”和“雙重思想”，其實詞典還應該收入“思想犯”。這樣做，不只是因為這些個詞兒都有“思想”二字，還因為首先是有了“思想犯”，“思想罪”、“思想警察”和“雙重思想”才后續產生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思想犯”在我國曾經人數眾多，一撥接一撥，飽受苦難，備受摧殘，只是我們更多的時候把他們劃入“政治犯”范疇了。不錯，在《一九八四》一書里，奧威爾關于思想范疇的寫作，幾乎遍及全書，我估摸，一定是他對二十世紀還有人要對人的思想進行控制，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為了控制思想，人類修建教堂和廟宇費盡了多少財力物力啊，多少個哥白尼和布魯諾遭受不白之冤啊，十字軍遠征死了多少英俊少年啊……再說，我們從十六世紀開啟的文藝復興不就是在爭取寶貴的思想自由嗎?你不讓我思想自由，我就采取雙重思想:我看著你清澈的大眼睛，你怎么就知道我沒有想到想吻你性感的嘴唇呢?我盯著你天使般的上半身，你怎么就能阻止我沒有詛咒你地獄般的下半身呢（莎士比亞語）?我扯足嗓子高喊“老人家萬歲”，你怎么知道我心里不在一字一頓地默喊“打倒老人家”呢?這還只是普通人的個體行為。如果一個集體人群玩起雙重思想，那就很可怕了，比如書中大洋國的政府昭示天下的國策就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用我父親的大白話說，這就是“心思走滾”現象。我父親是個文盲，但知道“走滾”這個詞兒用來說房子的墻壁、梁、檁、椽子等出現的裂紋、傾斜、歪扭等現象很準確，很達意。在他的老年，看見村里年輕媳婦動不動就鬧離婚，動不動就欺負婆婆，就總跟我感嘆說:唉，那些女子的心思怎么說走滾就走滾呢?走滾，多么活靈活現的一個詞兒，奧威爾想必就是用這樣一種邏輯在思考并虛構他心目中的未來的專制社會，所以把思想問題放在了第一位，首先是“老人家”之類的獨裁者“心思走滾”了，才導致了一連串的心思走滾?？墒?，到底怎么做到嚴密控制思想呢?奧威爾順理成章地把矛頭指向了“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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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一九八四》這一部不朽之作，我覺得“極權主義”這個詞兒，也應該歸在奧威爾的新話語的詞庫里。這個詞兒可能出現得比較早，但是粗略捋一捋古今中外的社會發展，貪心不足者如中國秦始皇，冷酷無情者如羅馬皇帝尼祿，都沒有把手中的權力運作到“極權”的程度。極權主義的英文是totalitarianism，七個音節，一個重音，一個次重音，兩個雙元音，是英語單詞中又繞口又難念還又難記住的那種。這可能不只是我這個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感受，想必外國人也不待見它，因此就找來另一個詞兒與它并用:total-ism，四個音節，好念好記多了;更明晰的是，我一眼能看見它的詞根了:total，意思大致是漢語里的“總的”、“總計的”、“全體的”、“全部的”等等。這下，聰明而思考的讀者，你看出來“極權主義”這詞兒翻譯得也不夠到位，翻譯成“總權主義”或“全權主義”好像更接近這個英文詞兒的含義，也更容易理解奧威爾為什么要堅決徹底地把它的根須挖出來曬一曬了。不過基于國人喜歡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我還是既定俗稱，把它譯成了“極權主義”。

按我們曾經有過的國情，“兩分鐘仇恨”活動（Two Minutes Hate）、“仇恨周”活動（Hate Week）和“少年揭發隊”（the Spy），我以為，也應該收入某類詞典。兩種仇恨活動都很像我們曾經有過的憶苦思甜會以及參觀劉文彩收租院展覽之類的階級教育。電屏上按時播放階級敵人的各種罪惡和破壞活動，不停地虛構，渲染，放大，夸大，直到把參加活動的人們的情緒煽動起來，蠱惑起來，讓人們的情緒轉變成抽象的、無方向的怒火，從一個目標轉向另一個目標。女人，尤其年輕女人，因此變得見口號就喊，見人說話不順耳就告密。男人，因此會產生一種恐懼和報仇的可怕的狂妄，一種要殺戮、折磨、用大鐵錘砸人面孔的欲望，個個都想做踴躍參軍奔赴前線吃敵人肉飲敵人血的戰士。“少年揭發隊”譯成“少年偵查隊”亦可，它是一種受到嚴密控制的少年組織，主要教育活動是唱革命歌曲、游行示威、舉旗喊口號、拉練、木槍訓練、崇拜老人家，把他們有組織有系統地改造成無法管束的小野人，把未成年人的叛逆轉變成揭發癖，不僅揭發別人，還要揭發自己的父母，爭當告密的兒童英雄。我估計，小時候讀過的少年英雄劉文學與村里曾經的地主因為生產隊的幾個海椒搏斗至死的事跡，與書中少年揭發隊的行為頗為相近。還有，“電屏”（the tele-screen）這個詞兒也應該收入某類科技詞典。盡管現在的英漢詞典里把這個英文詞兒解釋為“電視屏幕”和“熒光屏”，但是奧威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寫作《一九八四》時，電視屏幕的概念還很模糊，更何況“電屏”在書中的作用類似今天的監控錄像，又遠比監控錄像神通廣大，是一種既可以接收又可以發送的高端科技產品。它無處不在，每個公民的行為舉止都逃不過這只獨眼的監視，你不知道它何時、何地、何故、如何在監視你，它卻僅從面部表情就能定你的罪，判你的刑。它是書中最可怕的一種象征，或許就是奧威爾心目中極權主義的具象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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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這部描寫政治烏托邦的小說，分三部，貫穿始終的一號男主人公，名叫溫斯頓•史密斯，整個第一部基本就是寫他一個人的行為舉止的。他所處的世界三國鼎立，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三個國家大體上按照地理界限自成一體，彼此的關系既是敵人又是朋友，因此香仨臭倆戰爭不斷是國際常態。他的國家是大洋國，革命之后建立了專制政權。

他三十九歲多，單身，結過婚，但是妻子下落不明。他的父母親都在大清洗中人間蒸發了。他對此并不感到意外，因為大清洗和人間蒸發就是政府運轉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很苦，缺吃少喝，食堂只有洋白菜和爛燉菜的味道，糖精是唯一的甜食供應，喝一口麻辣得眼淚婆娑的杜松子酒是唯一的飲品;刮胡刀和肥皂之類日常生活用品經常供不應求，到黑市踅摸是唯一的渠道……這一切大家都習以為常，他也就習以為常了。

他在真理部的記錄司上班。他的工作是日復一日無休無止地篡改文件，目的是保證老人家和黨的言論始終保持一致。錯誤只會發生在報紙和書籍里。老人家和黨昨天說要和歐亞國打仗，今天卻說歐亞國是盟國，交戰國換成了東亞國，那么昨天的所有報道文字就都要改過來，和黨的言論保持一致。黨的口號是“誰控制過去，誰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誰就控制過去”。所有的過去都是一張羊皮紙，只要需要就會經常被刮干凈，徹底重寫。這種不斷篡改的程序適應于報紙，也適應于書籍、期刊、小冊子、招貼畫、傳單、電影、錄音帶、漫畫、照片——任何一種文學和文獻，只要涉嫌政治意義和意識形態，都要經歷這一程序。各種統計數字原來的版本就毫無依據，篡改過的版本則是為所欲為了。黨說大洋國每個季度都能生產天文數字的靴子，可誰都知道大洋國一半人口沒有靴子穿，但你必須確保黨的言論正確……工作很荒唐，但是他很敬業，對工作樂此不疲，工作效率很高。他能適應這一切，主要是他的腦子可以隨時進入雙重思想的迷宮:

知道與不知道，了解全部真實情況卻告訴精心構建的謊言，同時主張兩種互相抵消的觀點，明知道它們互相矛盾卻還相信不疑，利用邏輯反對邏輯，拒絕道德卻高喊道德，相信民主不可行卻認定黨是民主的衛士，忘記需要忘記的一切卻在需要時塞回記憶里，然后又迫不及待地忘掉，尤其是，同樣的把戲應用于同樣的把戲本身——這套手法玄妙之極:有意識地導致無意識，然后，再讓你剛剛完成的催眠狀態變得無意識。即便為了理解“雙重思想”這個詞兒，你還得使用雙重思想。

問題出在他的歲數上。他三十九歲這個歲數，是在革命后的大洋國度過的，但是祖父、父母親等長輩親人給他留下的記憶，讓他年齡越大越懷念童年的歲月。父親給他“又黑又瘦總是一身干凈利落的黑色衣服”的模糊形象，母親“高大，如一尊雕像，卻是個少言寡語的女人”，祖父給他唱過的民謠在他頭腦里越來越響亮。什么都不是你自己的，你只有腦殼里那幾個立方厘米的腦子。就是這幾個立方厘米的腦子，在他快進入不惑之年時不再安分，經常到無產者居住區里閑逛，在一個舊貨店里流連忘返，發現一個市場上絕跡的筆記本時他買了下來。從此，他的生活多了一項內容——記日記。記憶的閘門一經開啟，他提筆寫下的竟然是一連五個“打倒老人家”!他被一陣歇斯底里的情緒緊緊抓住，意識流般地寫道:

他們會槍斃我我不在乎他們從腦后槍斃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他們會從腦袋后面槍斃我我不在乎打倒老人家——

他把大洋國兒童歷史教科書的一些內容抄寫在自己的日記里:

在舊社會，光榮革命之前，倫敦……是個黑暗、骯臟、悲慘的地方，人們吃不飽穿不暖……極少數美麗的大宅子里住著富人，使喚著三十多個仆人伺候他們。這些富人就叫資本家……擁有這世界的一切，別的人都是他們的奴隸……如果有人不聽話，他們就把他投入大牢，或者剝奪他們的工作，讓他們餓死。……

歷史課本里的每個詞兒，甚至那些你毫無疑問接受的事情，都是憑空杜撰出來的。“資本主義歷經幾個世紀，卻被認為沒有產生過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你從建筑物上學不到歷史，甚至從書本上也學不到歷史。塑像、銘文、紀念碑、街道的名字——但凡可以看見的過去的東西，都有組織有系統地改掉了”。然而，他目睹的現實社會卻是“現實在腐敗，城市在破舊，人民營養不良，腳穿爛鞋，住著不斷修補的十九世紀的房子，總是聞著圓白菜味兒和臭衛生間味兒，為生活辛苦奔波”。于是，黨同時又教導無產者“生來低人一等，必須甘當奴隸，如同牲口，只用幾條簡單的條條框框就統治得服服帖帖”。“故事真正開始于六十年代中期，大清洗正在進行，革命的元老都一勞永逸地被消滅了。到了一九七O年，元老沒有一個幸存下來，只有老人家安然無恙”。黨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必須相信，而且你遲早會主動宣布相信二加二等于五的。夢魘般折磨他的是，他從來沒有完全弄清楚，這種不惜成本的欺騙為什么要進行!然而，隨著他寫日記的深入，他的勇氣似乎突然主動地強硬起來:“明顯的東西、樸素的東西、真理，都必須捍衛到底。”“可靠的世界存在，可靠的世界的法則沒有改變。石頭很堅硬，水是濕的，沒有支撐的物體會落在地球的中心。”因此，他寫日記的使命是要闡明一個重要的公理:

自由就是自由地說二加二等于四，如果這是理所當然的，其余一切都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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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第三部也基本是寫溫斯頓•史密斯的。他一個人在和一個極權主義社會作對，下場可以想見。他終于被思想警察逮捕，關進了施刑室，挨餓、侮辱、暴打……他被打得滿地亂滾時一次一次地想到:“這世上再也沒有比肉體痛苦更糟糕的了。面對痛苦，世上沒有英雄，沒有英雄。”

他挨了多少次打，挨打持續了多長時間，他記不清了。通常，五六個漢子，身穿黑色制服，同時對他毒打。有時是挨拳頭，有時是挨警棍，有時是挨鐵棍，有時是挨靴子踢。他往往會滿地打滾，像畜生一樣毫無廉恥，身體東一扭西一扭，無休無止地無希望地努力躲避靴子亂踢，可只是換來了更多更猛的亂踢，肋骨上，肚子上，胳膊上，小腿骨上，腰胯間，睪丸上，脊梁骨上，哪里都躲不過。很多時候，毒打沒完沒了，直到他似乎覺得這種殘忍的、邪惡的、不可原諒的行徑，不是那些獄警在持續不斷地暴打他，而是他不能強迫自己失去意識。有時候，他神經緊張得實在受不了，他還沒有被暴打就開始大喊大叫，祈求憐憫;有時候，看見一只拳頭縮回去往外打來，就嚇得他滔滔不絕地招供，真的假的犯罪一股腦兒往外說。另有一些時候，他下定決心什么也不招，每個詞兒都在疼痛不已時蹦出來;還有些時候，他有氣無力地試圖折衷一下，對自己說:“我會招供，但是現在不想。我一定能挺住，等到痛苦不堪忍受時再說。再挨三腳，再挨兩腳，然后我才跟他們說他們想知道的。”有時，他被暴打得簡直站立不起來，然后像一袋土豆，一頭栽倒在囚室的石頭地上，幾個小時才能恢復過來，然后又被拖出去，再次挨打。也有更長的恢復時段。他記得模糊不清了，因為那些時段都是在睡夢里或者昏迷中度過的。他記得一個囚室里有一張木板床，一個架子從墻壁矗出來，一個臉盆，一些熱湯和面包，有時還有咖啡。他記得一個粗暴的理發師來給他刮胡子剪頭發，還有幾個公事公辦毫無同情的人，身穿白大褂，來給他把脈，敲敲打打試驗他的反應，翻翻他的眼皮，翻動他的指頭看看有沒有斷骨，然后給他的胳膊打針，讓他睡覺。

總之，溫斯頓•史密斯經過如此這般地改造，他脫胎換骨了:“一張慘不忍睹的囚徒的臉，額頭突兀，傾向光禿的天靈蓋，一只彎鉤鼻子，鬢角凹陷，上方兩只眼睛兇巴巴地發光，嘴巴塌陷得厲害。”他一個四十歲不到的中年身子骨，被改造成了“一具六十多歲的人的身子骨”。他被改造得刻骨銘心，最終心甘情愿地相信:“二加二等于五。”

翻譯過程中，這是相當折磨人的一部分。不得不把奧威爾極力傳達的東西盡力翻譯成漢字，而內心在發緊，皮層在起雞皮疙瘩，神經有時簡直難以繃住?？傊?，這第三部分，無論翻譯還是閱讀，都是令人極不舒服的一部分。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才對奧威爾的寫作天賦贊嘆不已，因此在我和老伴兒散步時，時不時就會念叨說:這個奧威爾，真是天才。也許我說這種話多了，老伴兒嘴上不說，心下卻在巴望著及早看到我的譯稿。這么多年來，我每翻譯完一部作品，她都是第一個讀者和漢語的把關者。每次，她對我譯文中的別錯字譏誚夠了，總會對原作說幾句看法，而這次她看完后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了幾天，我沉不住氣了，追問她的讀后感，她很不情愿地說:“看得難受。我不喜歡。”

我知道，她是被這第三部分的內容折磨壞了。閱讀奧威爾的作品，不僅需要智慧的頭腦，也需要相當堅硬的神經。我老伴兒她人不傻，只是閱讀奧威爾作品的神經硬度還欠火候。

F

《一九八四》一書的第二部分是可以從閱讀到悅讀的。閱讀第一部分時產生的壓抑，在閱讀第二部分過程中會慢慢地消失。溫斯頓差一點暗算得逞的一個黑頭發姑娘，在真理部走廊里，真真假假跌倒在溫斯頓跟前，溫斯頓出于憐香惜玉上前扶了一把，手心里得到了一個小紙條。等他回到安全的地方打開一看，上面寫著“我愛你”。本書中唯一可算作輕喜劇似的偷情活動開始上演。在人類活動中，偷情可以算作最原始最刺激也最美妙的，而溫斯頓和朱莉婭的偷情活動是政治高壓下的地下活動，就更有看頭了。為了躲開電屏，為了躲開便衣思想警察，為了躲開監聽器和收錄器，他們每邁出一步都格外費心費力，連安排一個約會地點都要耐心等待幾天。第一次性愛發生在倫敦遠郊，是朱莉婭姑娘精心安排的，那是她長途拉練時踩下的點，絕對安全。他們的行動可謂名副其實的地下情人才有的，路線是精準的，各種標記是必須記牢的。他們身置林中空地時，兩個青年男女本來是烈火干柴，一點就著，但是溫斯頓卻遲遲不敢上手，一點情欲也沒有。不是他性功能障礙，在小說第一部里，有相當篇幅寫他去無產者居住區的街頭泡妓女，雙雙回到屋子里的燈光下，他發覺對面是一個滿嘴無牙五十多歲的老女人時，他照樣干了自己想干的事兒。但是，和一個陽光女孩在一起時，他第一時間來了障礙，而這障礙正是來自愛情。他和妻子結婚是有愛情基礎的，但是他們每次做愛時他的妻子都會口號般地念叨:我們要為黨生兒育女，盡義務，做出貢獻。他一碰到這樣的話語就反感，就疲軟，而他那口號不離口的妻子，身子繃得緊緊的如僵尸一般，讓他感到如同奸尸。他們的婚姻最終是因為這樣的性交障礙而解體的。這下換了性伙伴，朱莉婭是一個專和“性罪”作對的人，開口就坦誠自己雖然年輕卻有過幾十次性經歷了，而且越是道貌岸然的黨員她越去勾引。她一提到黨就爆粗口，甚至開罵，叛逆到不顧一切的地步。在性愛上，溫斯頓和朱莉婭志同道合，認為如同動物本能的欲望才是撕碎黨的力量。一個男人看見一個姑娘的身體，應該有欲念。“他們擁抱是一場戰斗，高潮是一次勝利。這是對黨的一擊。”

在日常生活中，朱莉婭表現得要多左有多左，雙重思想運用自如:“她花大量時間聽報告，游行，為少年反性同盟散發傳單，為仇恨周準備旗幟，為節約運動募捐……”她的座右銘是“如果你遵守小規則，就可以破壞大規則”。朱莉婭二十六歲了。她和另外三十個女孩子住集體宿舍。她在虛構司上班，這是一個杜撰小說的地方，在小說寫作的機器上干活，給小說發指令和潤色都很熟練，唯獨對出產的產品——書——不感興趣。因為比溫斯頓小十三歲，對六十年代之前的事情都記不得了，只從祖父那里聽說過零星關于革命前的日子的話。在學校，她是體育健將，做過少年揭發隊的小隊長，做過青年團分支書記，少年反性同盟的積極分子，一貫優秀，一貫根紅苗正?？伤鶜q上就和一個六十歲的黨員搞上，此后就和各種各樣的人亂搞了。在她看來，生活簡單之極。黨越要束縛她，她就越是放蕩不羈;破壞各種規矩，好好地活著。她與溫斯頓在不同地方尋求快活，她是策劃者和決策者，但是活動地點最后固定在了溫斯頓常去的那家舊貨鋪樓上簡陋的小房子，卻暴露了她年輕莽撞閱歷不足的一面。他們知道這樣做是愚蠢的，但是擁有一個私人空間，就好比進入天堂。他們在這里不只做愛，酣睡，還煮核心黨員才能喝到的咖啡，吃白面包，品嘗精制果醬，喝上好的茶葉……這些都是朱莉婭通過關系從特供商店弄來的:“那些豬玀沒有搞不到的東西，什么都不缺。”為了體會做女人的感受，朱莉婭把自己化妝一番，穿了裙子，噴上香水，把那個鐵板的灰色的專制現實社會隔絕在小天地之外。

朱莉婭一身活力，卻對社會變遷、歷史、戰爭都不關心。在溫斯頓眼里，像朱莉婭這樣年輕的一代，是在革命世界里成長起來的，別的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黨是不可改變的東西，像天空，像土地，想不到對抗其權威，只是躲避，如同兔子躲避獵狗。她讓自己變成了超現實主義者，連倫敦城里不斷有火箭炮掉下來炸死人，她都視為正常。過去的各種政治運動，她無法想象。她毫不猶豫地接受官方神話，因為在她眼里真理和虛假之間的區別是半斤八兩。謊言變成真理，她也不覺得她腳下就會出現萬丈深淵。正因為這樣一種沒有過去記憶的經歷，在溫斯頓去見他理解中的反黨“兄弟會”秘密組織的頭目奧布萊恩時，她竟然為了愛情，自告奮勇毫不猶豫地去了。

你們準備獻出你們的生命嗎?

是的。

你們準備謀殺嗎?

是的。

準備進行各種破壞活動，也許會造成數百名無辜平民死亡嗎?

是的。

向外國列強出賣你們的國家嗎?

是的。

……

聽起來政治味道很濃，但是因為這些話發自個人內心，像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如同英雄橫空出世的前奏曲，第二部那種輕松的、愉悅的調子，依然延續在讀者的心頭揮之不去，直到最后兩個情人被雙雙逮捕。偷情是男女兩個人在進行，但因為朱莉婭年輕活潑，一身活力，幾乎成了整個第二部的絕對主角，除了溫斯頓朗讀《寡頭政治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時她聽來枯燥睡了過去，四分之一的篇幅里沒有了她的音容笑貌。當然，這不是多余的情節，是從另一個角度強調她和溫斯頓在年齡上差別造成的結果，因為他們對過去的記憶截然不同，便決定了他們對極權主義的有所不同的態度。溫斯頓對過去太在意，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寫日記;朱莉婭對過去沒有記憶，則是把危險當作刺激，在刺激中尋找愛情，尋找性愛。因為都身置高度的危險中，他們在第二部尾聲中被思想警察逮捕，雙雙被投入了大牢，就是必然的結果了。他們知道他們生活在極權主義的制度下，但他們更愿意服從人的本性。朱莉婭是個年輕姑娘，在第三部里從大牢里出來時，同樣被改造得脫胎換骨:她腰變粗了，而且僵直如尸首，甚至連她的皮膚組織都完全和過去的組織不一樣了。他們愛也好，情也罷，都一去不復返了:

在遮天蔽日的栗子樹下

我出賣了你，你出賣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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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一書中，第三個令人難忘的人物是奧布萊恩，如果用一句話定義這個鐵面人物，那就是一個典型的引蛇出洞并置于死地的老手。閱讀第三部，真正令讀者神經接近崩潰的，是奧布萊恩的“手腕下有一個儀表，上面有一個杠桿（leveler），表面有一圈數字”。溫斯頓被綁縛在一把椅子上，被各種儀器包圍起來。只要奧布萊恩動一動杠桿，溫斯頓的“身體就會被大卸八塊，關節被慢慢地撕裂開”，而奧布萊恩此時只是把杠桿撥到了四十，儀表上的數字可以撥到達一百，刑罰之酷烈令人難以想象;他決定什么時候讓溫斯頓痛得尖叫，什么時候讓溫斯頓緩口氣，什么時候讓溫斯頓有口吃的，什么時候溫斯頓可以睡覺，什么時候把藥物注射到他的胳膊里。“他是拷打兇手，他又是保護人，他是審問者，他又是朋友。”

在翻譯這部分時，我動用了我所有的英語詞典，費時一整天，查找dial和leveler這兩個英文單詞，究竟還有什么含義沒有查到。我能找到哪怕牽強一點的含義，都想把這兩個詞兒和“絞肉機”或者“剝皮抽筋機關”或者“斷骨切肉利器”之類刑具聯系起來，那樣就可以讓讀者明白奧布萊恩掌控了一種什么樣的令人肝顫的尖端武器。但是，查不到這樣的解釋，我最后還是確定用漢語的“儀表”和“杠桿”把它們翻譯了。也許，奧威爾就是要用簡單的詞兒，給人想象空間，告訴我們極權主義者的手段其實很簡單，就是不擇手段，巧取豪奪，大權獨攬時濫施權力，草菅人命?？傊?，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叫奧布萊恩的核心黨員，他究竟掌握了什么機器，能讓溫斯頓在不長的時間里死去活來，脫胎換骨。我對這個器物一點概念都沒有，倒是讓我總是聯想到我的一個老同事，胡風集團的主要成員。他不止一次跟我說過，一個始終負責胡風案件的核心成員，我的老同事認定他辦事講原則，一碼是一碼;通俗地說，為胡風集團推波助瀾是他，給胡風分子落實政策也是他。在我看來，這樣以整人為生的人物可做奧威爾筆下奧布萊恩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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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OO年是英年早逝的喬治•奧威爾去世五十年，按照國際慣例，他的書進入了世界圖書的公共領域，不需要購買版權了。這年，我在出版社上班進入了最后十年，我試圖把我對文學的理解轉化為實際選題，挑選出五個我認為值得認真譯介的英國現代作家，利用多年來積累的譯者資源，做成譯文過硬的文集，每兩年平均一個，算是對我在這一領域做外文編輯幾十年的一個交代。選題報了上去，只批準了弗吉尼亞•吳爾夫一種，其余都斃掉了。批準了是什么理由，斃掉了是什么理由，都沒有人吭一聲。后來，在一個很碰巧的場合，聽到一個同事說，主管我的選題的社頭說奧威爾是反蘇聯的!嗚哩哇啦，嘴上跑馬，哪里和哪里啊?蘇聯都解體十多年了，奧威爾反不反它有何意義?倒是奧威爾把他反對極權主義的杰作取名《一九八四》，蘇聯陣營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已經不堪一擊，嘩啦啦解體，倒是證明了奧威爾的預言，證明了奧威爾對人類社會健康發展懷有一顆真誠的負責任的良心。每逢聽到這樣哭笑不得的事情，我就特別理解京罵是怎么產生的，是那么解氣和形象。不學無術卻掌握了二兩權力的人，連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撿屁吃都趕不上趟。

不妨聽聽美國學者埃里克•弗洛姆是怎樣解讀奧威爾的:

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是一種情緒的表達，是一個警告。它表達的情緒是對人類未來的絕望，它表達的警告是除非歷史的線路發生改變，全世界的人們都將會把他們身上的人性品質喪失殆盡，將會變成沒有靈魂的機器人，而且甚至對此毫無察覺。

奧威爾的作品就是強有力的警告，如果讀者把《一九八四》仍舊當作對斯大林野蠻統治的另一種描寫，看不到它就是針對我們每個人來的，那就是莫大的不幸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于太玉園二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