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人性的親證
以種族滅絕為目的建立的集中營，所建立的是這樣一種體系:“集中營復制了極權政體的結構，盡管規模較小，但特點更加鮮明，在它的內部，所有的權力自上而下委任，而下層對權力的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blockquote>西蒙•維森塔爾在《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一書的結尾回憶到，黨衛軍經常以譏諷的口吻訓誡集中營的囚犯:“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對于那些已命喪集中營的約七百萬猶太遇難者，納粹政權確實取得了絕對性勝利，這些死去的人，沒有任何可能為自己的悲慘遭遇進行哪怕一個字的控訴，他們在另一個世界永久地沉默了。而錯誤、并且是徹底錯誤的另一半是——集中營的歷史沒有由他們來書寫:納粹黨高估了自己遮蔽人類理性和認知的能力，也低估了人類心靈的堅忍不拔和良善意愿。納粹政權被摧毀不久，集中營的罪惡便大曝天下，巨量的材料揭露了納粹黨在集中營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令人瞠目結舌、不寒而栗。我手頭即有一本1951年出版、介紹納粹在集中營進行大屠殺的小冊子。這本出版于六十年前的印刷品，現在看起來，它的印刷質量是粗劣的，內容也不夠詳備，遠不如現代出版物精致和充分，但歷史影像依然歷歷在目:集中營的營房、成堆的猶太女人毛發、高大的焚尸爐、焚燒尸體時升騰起的滾滾濃煙，以及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這一切，我們看得見，看得如此清晰，如此真切。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距德國法西斯的覆滅不過短短六年的時間。
現在，我要說的是另一部關于集中營的作品。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萊維也是集中營的幸存者，他在被抓進集中營之前是一位化學家，因參加抵抗運動，被捕后成為集中營的囚犯之一。二戰后他成為一個作家，寫過多部反映集中營生活的著作，其中《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在我閱讀過的諸多關于集中營的材料中具有獨特份量，他甚至被稱為意大利“國寶級”作家。該著不僅是對集中營罪行的見證，同時也是對“人的行為及其道德理由的倫理思考”，斯所謂——人性的親證。
人性的飛地
作為一名化學家，普利莫•萊維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因此成為集中營里囚徒中的“特權階層”，有幸躲過死亡并熬到了解放，他能夠“通過更好的角度去觀察集中營……有著廣闊的視野”?！侗谎蜎]和被拯救的》與其他回憶錄的區別在于，作者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視角:“極端體驗下的記憶——受傷或施加傷害”，通過對集中營里暴行的立體透視、通過對人性的層層剝離，揭露了極權主義反人類罪行的極端殘酷性。在這部并不算巨著的著作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涉及到在集中營里可能發生許多層面。這種結構性解剖，表現了普利莫•萊維對歷史和對人性的深切關懷。
集中營就是一座提供犯罪的場所，罪惡，在這里是種常態，在眾多反映納粹黨統治的作品里，各種慘無人道的罪惡行徑屢見不鮮。但如此滔天罪行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集中營會成為人性的“飛地”?它遠遠脫離了一個人所應該具有的正常情感，在這樣一塊人性的飛地里，我們無法看見一個正常人所具有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同情、憐憫和善意。
除了納粹集中營，我們還見過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楊顯惠筆下的夾邊溝，還有新近出版的嚴祖佑先生的《人曲》。在這些關押“犯人”的地方顯示出許多相似之處:對虛構“真理”虔誠但無聊的忠誠、對囚徒的殘暴統治、對死亡無與倫比的漠視，但不論是古拉格還是夾邊溝，或者是嚴祖佑先生親身經歷過的監獄和勞改農場，它們與納粹集中營依然還有本質的不同:后幾者固然殘酷，但都不是以死亡為目的的，因此又叫“勞改營”，對囚犯進行“勞動改造”（對異類者的生命處置不是沒有，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的，它更加直接，更加迅速，同時還更加具有威嚇性，對獨裁統治的確立有著更加明顯的效用。而關押在勞改營里的人，主要是一些可能的潛在威脅者，他們與現實政權的敵對性，幾乎完全無法證實，在敵對層面上也是次要的，因而死亡的威脅對于勞改營來說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納粹集中營則被叫做“滅絕營”，是以滅絕為目的的（必須要指出，納粹政權所設立的各類集中營超過了一萬座，種種條件限制，這些集中營并不都具有“滅絕”功能，加上納粹政權對不同身份的囚徒所采取的態度也不一致，如西歐囚徒生存條件要比東歐囚徒好一些，斯拉夫人的境遇也比猶太人稍好一些，德國境內與境外的集中營也有所差異，囚徒們并不都是在集中營被處死的，大約有一半囚徒是以各種方式就地處決的。但以奧斯維辛集中營為首的主要三十多座集中營幾乎都具備滅絕功能）。
種族滅絕，是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基本態度，因此罪惡的產生，必然地與這種態度聯系在一起:死亡是猶太人所必須面臨的唯一結果——這是一個絕對性的后果，若非意外，任何一個囚徒都別指望活著走出集中營?；钪?，完全是一個計劃外的事情。
集中營里的囚徒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們不是“典型的囚犯”，絕大多數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僅僅是因為是猶太人，就被抓進集中營。由于自己的種族屬性不得不成為囚犯的，這是人類歷史的邪惡創造（包括它的各種變形，如階級屬性、身份屬性）。他們和我們一樣，既沒有與生俱來的惡行，也沒有天然的優良品質和凜然大義，卻突然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了作為一個“人”應當具有的所有正當性，為了活下去——而且僅僅為了多活一天或者兩天，只有把自己變得丑惡或者更加丑惡。當“活著”成為唯一爭取的目標時，人性被排除在人的屬性之外，正義再無立錐之地。如此，就意味著集中營里必然會展開一場囚徒與囚徒之間的生存競賽。
既然所有的囚徒只能面對死亡，“人性”，不論對于黨衛軍還是對于囚徒，都顯得是一種毫無必要的多余。
來自管理者的迫害
以種族滅絕為目的建立的集中營，所建立的是這樣一種體系:“集中營復制了極權政體的結構，盡管規模較小，但特點更加鮮明，在它的內部，所有的權力自上而下委任，而下層對權力的控制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體系所要達到的目標是:第一奴隸般的工作，第二清除政治對手，第三實施具體的滅絕行動。集中營里的一切罪行，都是圍繞這三個目標展開的。
迫害首先來自納粹黨集中營的各級管理者。
黨衛軍們為了在頃刻之間立即壓制住新進囚徒可能具有的抵抗意識和尚未喪失的組織能力，摧毀囚徒的人格和自尊是集中營的首要任務。這些新進囚徒只要跨進集中營就會立刻遭到一頓暴打。萊維將這套邪惡的儀式稱為“進入儀式”。這僅僅是暴力的開始，隨后暴力就會得到毫無節制的放大。
一般情況下，人類使用暴力總是為達到一定的目的，不論它的性質是否合法，是正義或者非正義的。納粹集中營的暴力卻完全喪失了目的——他們可以在任何場合、任何狀態下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
在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有一批女囚被強迫從事一種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任何價值的勞動:在七月的烈日下，女囚們站成一圈，每人前面都有一堆沙堆，她們的任務就是把自己前面的沙堆鏟到右邊的沙堆上，依次像擊鼓傳花一樣，永無休止地鏟下去。面對這樣的“工作”，智力和想象力不再是人類的必要屬性。
對囚徒人格的摧毀是多重的，除了肉體的懲罰，還有精神和信仰的羞辱:納粹黨不是把囚犯的編號用布片縫制在囚服上，而是直接刺在肉體上，男人在小臂的外側，女人在小臂的內側，每個人，“包括剛出生的嬰兒”都要刺青。這種行為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只有動物才會直接在肉體上烙跡進行編號區分，猶太人在納粹眼中和動物無異，甚至不如。其二是對猶太傳統信仰的摧毀，在摩西法典中，刺青是被禁止的。盡管不少猶太人，尤其是西歐的猶太人，很多都放棄了猶太教信仰而皈依了基督教，但這一舉動無疑是重復納粹的觀念:猶太人是不可同化的，有著與生俱來的罪惡，滅絕是唯一的結果。
萊維將此稱為“無用的暴力”。無用，卻成為集中營最平常的犯罪。戰后，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指揮官斯坦格爾交代，這樣做是“為那些任務的實際執行人創造條件。讓他們有可能去做他們正在從事的工作”。也就是說，在死亡之前損害受害人的人格，從而減少兇手的負罪感——這是他們使用暴力的唯一作用。
囚徒之間的相互迫害
這種為暴力而暴力的迫害，摧毀了囚犯的尊嚴和意志，使囚徒們喪失了基本的羞恥感，導致囚徒們的內部傾軋和自我迫害。
通常，我們總是以一個“他者”的眼光去看待集中營里的一切，這是一個絕對的二分世界:統治者和囚徒。納粹黨、黨衛軍是邪惡的、殘忍的，而囚徒是善良無辜的。這幅景象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集中營的全部圖景，萊維以自己親身經歷糾正了這樣一個帶有普遍性的錯誤認識:“與那些理想化的傳記和模式化的辭藻恰恰相反，壓迫越殘酷，被壓迫者就會表現出越廣泛的合作意愿。”在囚徒與囚徒之間也存在著“許多，可能是無數條混亂的戰線，橫亙在相互之間”。納粹黨通過權力的結構分解，分化人的社會性，使每個人，即便處于社會或者某一群體中也只能以單子化、原子化的方式呈現，人變得孤立無援，寂寞無助，很快導致精神性崩潰。這種孤獨感不是出自自我的性格選擇，完全是外在壓迫的結果。因而，暴力并不僅僅來自黨衛軍的管理者和看守們，通常還來自囚徒自身——一群“老資格”的犯人。
集中營里有一批、但為數很少的“特權囚犯”——他們卻代表了“這幸存者中的大多數”，如利用掌管犯人食品配給的權力，通過各種巧取豪奪，將普通犯人尚不足維系生命的事物占為己有。任何一個受到盤剝和羞辱的囚徒，絕無反抗可能。一名被抓獲的游擊隊員在分湯時挨了打，他居然推搡了負責分湯的囚徒，于是另一幫犯人一擁而上，將這名游擊隊員的腦袋按在湯桶里活活淹死。萊維寫道:“當權力被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數人時，特權就會出現，并滋生蔓延，甚至違背權力的本意。從另一方面來說，權力通?？v容和鼓勵特權”。
為了活下去，還有一些囚徒與納粹采取了更加深入的合作，猶太特遣隊是一個典型案例。猶太特遣隊的主要工作就是操作焚尸爐，殺害自己的同胞，他們得到的所謂“特權”，僅僅是在這幾個月里能夠吃飽，但下場絕不好于已經死去的囚徒——只不過死得更晚一些，黨衛軍千方百計地使每個特遣隊員無法說出真相，在他們參與特遣隊一段時間后即遭到集體屠殺。奧斯維辛先后有12支特遣隊，無一逃脫例外。
而使用“特遣隊”還有一個更為惡毒的動機:讓受害人自己承擔責任。這樣，代表了納粹政權的施害者則可以借此消解自己的罪責。
隨筆2014年第3期封面。
有一位叫米克羅斯•尼茲利的匈牙利醫生，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學家，他在集中營里的任務就是研究如何同時殺死雙胞胎。他給萊維說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16歲的小姑娘，在毒氣室竟然沒有被毒死，被特遣隊發現并救了下來。這原本是個人性靈光乍現的故事，但接下來就是令人發指的殘忍:特遣隊將此事匯報給了焚尸場的黨衛軍軍官穆斯菲爾德，穆斯菲爾德自己沒有動手，而是命令手下在這個女孩的腦后一記重擊當場殺死了她。
可是，如何去譴責特遣隊的行為呢?特遣隊本身就是由犯人組成，救活女孩并不困難，困難的是讓她持久地活下去，特遣隊也沒有任何能力做到，而且，藏匿她也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被稱作為“人”的東西，都從根本上喪失了自己的本性。人與人之間的自相殘殺，體現了極權主義統治的罪惡特征。
戰后，這個黨衛軍軍官被判處死刑，在克拉科夫被絞死。
無力的抵抗
此種狀態下，“不要理解”成為集中營的生存邏輯，試圖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件痛苦而徒勞的事情，當“死”是唯一結果時，怎樣活下去就成為集中營的唯一智慧，必須要用更多的精力、機智設法獲得一碗湯、一口粥，至于理解——去詮釋集中營為什么會如此、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集中營，它遠遠不是彼時彼刻囚徒們應該思考的，集中營是一個必須接受的現實，它所能討論的問題只有一個:死——如何死和在什么時候死。
同樣，我們也不能以一種日常生活狀態來看待集中營里發生的一切，比方，有讀者向萊維提出“為什么不反抗”、“為什么不逃跑”這類問題。
在極為苛刻的條件下，納粹斷送了囚犯們試圖逃跑的所有可能。這些囚徒來自歐洲的四面八方，盡管都屬于“猶太民族”，但他們卻早已是德國人、法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不僅語言不通，經過長途押運，絕大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身處何方。此外，無與倫比的饑餓，囚犯們在極強的體力勞動后，每天只能得到八百卡路里的攝入量，一個正常人，即便不從事任何活動的基本攝入量應該是兩千卡路里。
盡管如此，反抗和逃跑的事情并非沒有，只是極少成功和微不足道。
1944年7月，有一群來自希臘科孚的四百名猶太人被招募進特遣隊，但他們無一例外拒絕了這份殺人的工作，于是被立刻送進毒氣室全部毒死。
三個月后，奧斯維辛的特遣隊爆發了唯一一次“絕望的反抗”，集中營五座焚尸爐中的兩座焚尸爐的操作人員，炸毀了三號焚尸爐，還與黨衛軍發生了戰斗。但結果很簡單:不僅戰斗很快結束，所有逃跑的人全部被抓住，當場處決了450人。
特遣隊還是一批能夠吃飽、保持了一定體力甚至是戰斗力的囚徒，他們的下場也不過如此，而對于那些普通囚徒，幾乎完全不具有抵抗能力:“守備部隊的武力條件足以在幾分鐘內鎮壓這些手無寸鐵的反抗者”。
面對殘酷真相
挖掘真相永遠是一件殘酷的事，“真相”——那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實，遠遠飛出了我們想象的盡頭，對我們神經產生了強烈的刺激。萊維說道:“重新挖開邪惡罪行的深淵，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愜意的事情。但我認為，這件事必須得完成，因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們的子孫身上。”
確實，這是必須完成的一個事情。任何一個國家，喪失對歷史的記憶，不僅可能重蹈覆轍，而且可能更加血腥、更加殘酷;任何一個政權，如果不反省自己的歷史，甚至故意掩飾、刻意淹沒歷史的錯誤和罪行，拒絕改弦易轍，人們就有理由相信它還打算繼續重犯這樣的錯誤和罪行。事實證明，即便在罪惡之后，那些直接從事犯罪的殺人犯，那些最重要、最殘酷的職業劊子手們，如阿道夫•艾希曼（猶太大屠殺的主要組織者和負責人，被稱為“死刑執行者”）、魯道夫•霍斯（1940年～1943年間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司令官）、威爾漢•博格（德國警察委員，集中營督察，因驚人罪行被稱為“奧斯維辛之虎”）、奧斯維德•卡杜克（奧斯維辛集中營黨衛軍突擊隊隊長，被稱為“奧斯維辛黨衛軍中最殘忍、最蠻橫的混蛋”），對自己的罪惡行徑也百般狡辯、無恥抵賴，努力把對自己不利的罪行從記憶中清除出去，他們眾口一詞地為自己申辯道:人們一直教育我們絕對服從、等級觀念和民族主義思想;我們被灌輸了種種口號，被儀式和游行沖昏頭腦;人們告訴我們，唯一的正義是我們人民的進步，唯一的事實是領袖的指示……那些決定并不是我們做出的……所以我們不應該為所發生的事情負責，也不應該受到懲罰。
為了給自己脫罪，他們的回答有一個共同的本質性傾向:我這樣做只是為了服從命令，就算我不這么做，其他人也會頂替我的職位，甚至做得更糟。但面對如此滔天罪行，有哪一種標準能夠衡量誰比誰做得“更好”?難道殺一萬人會比殺十萬人竟然具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平庸的惡”會比“聰慧的惡”更值得諒解（我曾經使用過漢娜•阿倫特所創造的“平庸的惡”這個術語，但對“惡”之前加以“平庸的”這樣一個定語，至今依然表示謹慎，我覺得我必須要徹底厘清這個術語在政治學、政治法學和法學三者間以及與實體罪判定的關系，我才能放心地決定使用或者放棄這個術語）?
這群罪犯尚且如此毫無廉恥地為自己辯白，那些普通民眾呢?豈不是更有理由漠視這種赤裸裸的殘酷?萊維給我們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萊維出獄不久，于1947年出版了《活在奧斯維辛》一書，揭露了納粹集中營所發生的種種暴行。十多年后，該書被翻譯成德文在德國出版，在德國的銷售達數萬冊，平均每一千位德國公民就擁有一本《活在奧斯維辛》，但萊維在1961年至1964年間，僅僅收到40封來信。在這少有的來信中，有些讀者卻對自己——作為一個德國人為何選擇希特勒進行了辯護。
其中一位T•H博士寫道:“然而，在1933年……所有溫和派都消失了，德國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間做出選擇，國家社會黨和共產黨，兩黨的力量大致相等。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大革命，所以我們了解共產黨。希特勒對我們來說似乎可疑，的確，但兩害相權，必取其輕。在開始時，我們還不能理解希特勒溢美之辭隱含的虛偽和背叛。”——這顯然是要說明，在德國、在集中營，有罪的僅僅是希特勒和納粹黨，普通的德國人沒有任何過失、也很無辜。萊維回信進行了駁斥。
萊維寫道:“你們最大膽的陳述是認為反猶主義在德國并不普遍。它一開始就是納粹主義的基礎:它是一種神秘的本性;猶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選擇的人'，因為德國人才是。希特勒沒有任何一次演講、沒有任何一篇文章不著迷般地重申對猶太人的仇恨。對于納粹主義來說，反猶思想并不是邊緣化的，它是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核心。”事實也是如此，猶太人在德國所遭受到的敵意比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顯得尤為強烈，如恩格斯曾經在《反杜林論》中批判的歐根•杜林，就寫過一本極具挑釁性的小冊子《作為種族習俗和文化問題的猶太人問題》中，呼吁滅絕全世界的猶太人。
正如我們所知道一樣:萊維的駁斥并非出自對德國人的敵視，也不意味著強迫全體德國人共同承擔罪責（事實上，包括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德國人必須承擔“共同罪責”，美國作家米爾頓•邁耶明確認為“德國人整體有罪”），但T•H博士的信明顯在試圖通過對歷史的遮蔽，來消解作為一個德國人的罪惡感，我們固然能夠理解這種民族情結，而對民族尊嚴的維護不太可能通過對歷史的扭曲、在對罪惡的沉默中得到。1923年希特勒啤酒館暴動失敗后，他在獄中所寫《我的奮斗》一書，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一位書評家評價道:“用書面語言精確地寫下，如果他一旦掌權的話他要把德國變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他要用德國的武力征服把世界變成為一個怎樣的世界……其露骨直率，令人毛骨悚然。”納粹上臺后所發生的一切，不過是對希特勒狂妄和罪惡世界觀的履行，希特勒從來沒有什么“溢美之辭隱含的虛偽和背叛”，他從來都是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對猶太人的態度，萊維對此評價道:“對于遵從魔鬼的人，對于認為有理由將一個人的罪行推諉與魔鬼的人，沒有任何教堂能夠寬容他們的罪。一個人必須親身面對自己的罪惡和錯誤，否則地面上的所有文明的痕跡都會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國已經喪失文明一樣。”文明——連同人性，在第三帝國成為一種極度稀缺的資源。
對未來的拷問
如果人們在擁有選擇權利的時候做出錯誤、甚至罪惡的決斷，為了抽象的國家利益、所謂的民族感情而投身于罪惡，那就必須要為這樣的選擇付出代價。一旦等到極權主義者控制了全部國家權力，建立起集中營，手無寸鐵的血肉之軀不太可能作出有效的抵抗。為推翻希特勒的殘暴統治，全世界為之付出了沉重代價。
萊維對極權主義的控訴理性而強烈。此著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對現實的拷問:在相當意義上，《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是一部寫給未來的書，萊維在書中多次對未來世界可能的專制和暴力提出了嚴厲警告:假如我們處于同樣的環境中，我們的良知、恥感、心靈，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猶太人在集中營里曾經的種種遭遇，會不會被全盤繼承?我們會不會成為一場新悲劇中的角色?他寫道，類似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在未來“它可能發生，它可能發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聳聽，也不能肯定它會發生;正如我在本書中所指出的，釋放納粹瘋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時出現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祥的征兆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由偏執、對權力的貪婪、經濟困難、宗教或政治的狂熱、種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趨勢，幾乎沒有國家可以免疫。所以，我們有必要擦亮我們的眼睛”。
我以為，我們不能把集中營的恥辱、把大屠殺和極權的罪孽，僅僅看成是德國的或者是日耳曼的，不能將自己置身于歷史和世界之外，以一種旁觀者的眼光，木然地看待這種反人類的暴行。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們不能一廂情愿地認為我們比另一個人、比另一個民族有著更高尚的人格、更偉大的情操，沒有誰會與生俱來地自動具有對金錢、對權力的免疫力；我們不大可能在一個毫無制約、充滿欲望的世界里練就一副金剛不壞之身。
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民族，喪失檢討自己心靈的能力是可怕的，這將喪失防范強權的能力，最終還將葬送自己。
《被淹沒和被拯救的》，【意】普利莫•萊維，楊晨光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2013年3月第一版
網絡編輯：小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