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晚年胡喬木與出版工作 兼述“托派”著作在中國大陸的出版

一、胡喬木的復雜性

《同舟共進》2010年第11期鄭異凡先生的文章《1970:普列漢諾夫序言風波》提到了胡喬木，即1970年初胡喬木上書揭發和批評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收入普列漢諾夫的序言和注釋，只是因為普列漢諾夫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并厲聲斥責中央編譯局是“中共中央的編譯局還是蘇共中央的編譯局”，顯然，這在舉國“反修”的意識形態大革命的浪潮中是非常嚴厲的，也是致命的一擊。鄭異凡先生還揣測當時“處于靠邊站”的胡喬木的動機，是“也許是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純潔性的關懷，也許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許是想踩著普列漢諾夫以求復出”，可謂肯綮和傳神。

胡喬木這個人，套用一句如今經常見的話，的確是“說不盡的歷史人物”，所謂“說不盡”，是說這一人物的復雜性，作為“黨內第一筆”，以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負是顯見的，那么，無論是在位或賦閑，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風云的，比如曾經由他來主管的出版界，豈一個胡喬木了得?于是到了今天，“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其功其咎，仍然是讓人經常議論的話題。

胡喬木的復雜性，一如其女兒胡木英的說法:

“我父親去世以后，有的同志回憶說:不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便很難了解胡喬木這樣一個一生為政治服務、追求政治思維的人的理論品格。實際上，我父親的思想是非常開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說，喬木在私下談話、在研討中、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作班子中間，說出的話，很多觀點、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 基總理1994年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胡喬木文集》第三卷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說:‘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時期，當我和他談到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事物的時候，我發現喬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他很能夠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們的思想還開放。'父親逝世前幾年，曾認真思考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為什么會長期犯‘左'傾錯誤?‘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它是如何發生并演變成那樣一場撼天動地的全民族運動?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父親的思考，超越了他本人的心理負擔極限，帶動了中國理論界對于這場災難的思考。”（見《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6期）

當然，也有許多人曾質疑過胡喬木反思的動機，更不用說其徹底性了，這正是其人之復雜性的一面。

二、曼德爾“風波”等

鄭異凡先生提到的普列漢諾夫序言的“風波”，表現在胡喬木身上，應該不是一個孤例。這正如也在出版界負責的曾彥修先生所曾言:在某些年份，胡喬木等所做的一些事，“知識分子都非常反感，動不動就觸網，頗有寸步難行之感。”（《我認識的胡喬木》）一封舉報信，就讓中央編譯局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憑空在頭上“懸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無獨有偶，吳江先生在《經濟理論上的一段撥亂反正》一文中，也提到當年的一場出版“風波”，這牽涉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在中國出版過程中的一個偏支——“托派”著作的出版。

眾所周知，“托派”也是從馬克思主義分出的，因此出版“托派”著作，在中國的出版語境中，顯然是作為反面教材來襯托的，也是在“文革”前夜的1965年，商務印書館以“內部參考書籍”的形式出版了“第四國際”的“托派”理論家曼德爾（比利時人）的《關于過渡時期社會的理論》一書（上冊于1965年出版，下冊后于1979年以《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名出版），大概是上冊是以“內部發行”方式出版的（所謂“灰皮書”），顯而易見是“僅供批判”使用的，也就平安無事，而后冊出版時已是“改革開放”的初期，是以學術讀物來出版的，因此出版時未加任何說明，而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讀到此書也甚為欣賞，他還在1980年5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公開評價此書，他說:

“我看到一本比利時的學者曼德爾寫的這樣的書，叫《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獨立的觀察，收集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經濟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這位作者并不是一個那種流行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但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也沒有堅持到這種程度，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話，他一定都要接受。”

對此，吳江先生認為:

“這里顯然是說，曼德爾是一位創造性的、沒有教條主義習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要算是很高的評價了。”

當時胡喬木還將該書研究蘇聯及過渡時期的章節向全體社會科學工作者推薦，而且還讓印成大字本發給全體學員和教員作為學習材料，因為是胡喬木的推薦，這本書又在1980年由中聯部蘇聯研究所推薦給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出版者說明此書“代表了第四國際的政治思潮”云云。

豈料，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驟發，吳江回憶說:

“同一個胡喬木，竟于2月20日和3月6日兩次嚴厲批評人民出版社，說:‘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書，走得太遠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國際托派曼德爾的書，還說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國際的觀點，明知他是托派還公開出版他的書。'真令人哭笑不得!為此事，當時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曾彥修，于1984年9月間鄭重其事地寫了一份《關于不同意1984年兩次對人民出版社的強烈指摘的申訴書》，分送給中央各領導人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結果，這一涉及‘大人物'的鬧劇最后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這又是胡喬木的復雜性。

這復雜性的一面，是他主持過并演變為批判劇本《苦戀》（即電影《太陽和人》）和“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風波，復雜性的另一面又是他率先對《講話》進行了重新的評價以及對《武訓傳》進行了批判的批判、高度評價趙丹的遺言和聶紺弩的《散宜生詩》等，以及熱誠表彰陳寅恪、錢鐘書、朱光潛、馮友蘭、顧頡剛、沈從文等曾被冷落的學者文人，至于在出版界，不可不說的還有反對查禁《丑陋的中國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至今還讓人感到溫馨的善舉。

出版家宋木文先生曾為文提及胡喬木在領導出版工作時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說:

“1979年3月至5月，國家出版局在陳翰伯的主持下，連續召開十幾次黨組擴大會，討論出版工作如何適應大轉折后的新形勢。這次會議著重清理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出版從屬于政治'、‘出版工作圍著政治運動轉'、‘一切出版物都貼上政治標簽'等‘左'的指導思想及其表現，并在隨后遵照胡喬木的意見向中央提出在出版方針中取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建議，經中央批準，形成直至今天仍在執行的出版‘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針'。”

至于更加具體的事例，又如1987年6月27日，胡喬木在參觀一個由新聞出版署舉辦的“非法出版物”內部預展時，當他看到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也赫然在列時，他當即指出:

“柏楊說臺灣批他的書，大陸也批他的書。‘其實我不是不愛國，只是想要中國人爭口氣。'對于這類事不要大肆宣傳為好。不然，臺灣和大陸就一個樣了?！冻舐闹袊恕愤@樣的書不能說是反動的，但這本書很偏激，我們要注意區別各種情況。”

他還說:

“本來，柏楊和他的書如何如何，完全是一個可以平等討論的屬于百家爭鳴的問題，如果有地方發表，我們很容易寫出一篇有力的駁斥文章。”

于是，這樣一番講話的結果就是:

“以胡喬木的身份說這番話，又是在把《丑陋的中國人》列為非法出版物的展覽室參觀時說的，其分量自然很不一般。這番話一出，《丑陋的中國人》被解禁了。”（牧惠:《八十年代兩起大批判小案》）

此外，還是在那個所謂“非法出版物”的內部展覽上，有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赫然在列，那是舉辦方作為“淫穢圖書”的典型予以展覽的，觀看展覽的胡喬木卻認為非常不妥，他又說: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要說是‘洋金瓶梅'，這樣說是幫它作廣告。這本書西方開始時爭議很大，后來又肯定了。勞倫斯是英國相當著名的作家。我聽一位同志說，蕭伯納在他女兒結婚時將這本書作為禮物贈送給女兒。西方文藝界現已不討論這本書了，但美國教會反對這本書。郁達夫曾提出，這樣的書應當有一本。”（同上）

三、“托派”著作在中國大陸的出版

“托派”，這曾經是一個讓人談虎色變的名詞。其實，當年“托派”的著作，無疑也曾是20世紀2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之一，早在十多年前，李澤厚先生就曾指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俄國不同，即:“中國沒有俄國那種‘合法馬克思主義'，《資本論》等馬、恩、列的好些基本理論著作長期以來并無中譯本”，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這些中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并沒有讀過許多馬、列的書，他們所知道的，大都是從日本人寫作和翻譯的一些小冊子中所介紹、解說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后來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托派”的著作，甚至有了程度不同的流傳。

到了20世紀60年代，在“反修”的浪潮中，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領導小組”（由康生領銜），醞釀同蘇共進行意識形態的大論戰，為了使黨的高層干部對“修正主義”的歷史、流派和觀點有所了解，遂決定以“內部書”（“灰皮書”）的形式出版“修正主義者”和西方理論家的一些政治著作，這一過程，正是時在中央編譯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資料室負責編譯的鄭異凡先生所親歷并且曾根據親身經歷回憶了的。

他回憶說:因為“灰皮書”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類，限定發行范圍;甲類最嚴，表示“反動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購買和閱讀的對象都嚴格控制。中央編譯局當時根據資料還編印出一份《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著作目錄》，收入了近40名所謂“修正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包括蒲魯東、拉薩爾、巴枯寧、伯恩斯坦、考茨基、福爾馬爾、阿德勒、鮑威爾、希法亭、饒勒斯、米勒蘭、王德威爾得、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書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國內各大圖書館找原著外，還派人到國外去尋找購買。第一本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聯書店”名義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選錄》，此后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種，其中有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今天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實踐》等，考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陷于絕境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等，奧地利人鮑威爾的《到社會主義之路》，德國人列斐費爾的《馬克思主義的當前問題》，意大利人陶里亞蒂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時人王德威爾得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南斯拉夫人弗蘭尼茨基的《馬克思主義史》和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同斯大林的談話》，波蘭人沙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論的若干問題》，法國人米勒蘭的《法國的改良社會主義》和加羅蒂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等，以及有關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著述。（見其《“灰皮書”的由來和發展》，刊《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以及《中國新聞周刊》等文章）

當事人之一的張惠卿先生也曾披露過與中國“托派”有關的出版軼聞，即:

“當時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難獲得，因為蘇聯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凈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專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門聯系，因為1952年12月我國曾有一次全國性的‘肅托'行動，把在國內的‘托派分子'一網打盡，全部逮捕。上海人數最多，也最集中，他們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繳了。”（《黃皮書、灰皮書:一代人的精神食糧》等）

當時在上海公安局的一間倉庫的角落里，終于找到了這批布滿灰塵的書，其中大多數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譯本，如《十月的教訓》、《俄國革命史》、《“不斷革命”論》、《中國革命問題》、《被出賣的革命》等。有意思的是，原中共“一大”代表之一、曾于1929年在土耳其拜訪過被斯大林驅逐出蘇聯的托洛茨基的劉仁靜，此時正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約翻譯，他也“貢獻”出了保存了三十多年的由托洛茨基本人贈送給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書籍。（出版老人沈昌文先生曾憶及劉仁靜彼時情狀）則“托派”著作的出版，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論列寧》、《托洛茨基言論集》等由“三聯”“內部發行”之外，其《我的生平》一書后由華東師大出版社于80年代出版（此后關于托洛茨基的書籍不斷可見，如李顯榮的《托洛茨基評傳》等），前述曼德爾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商務印書館）、《關于過渡社會的理論》（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托派”著作如《論歐洲共產主義》（湖北人民出版社）、《第四國際》（商務印書館）、《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商務印書館）等也相繼問世;至于中國的“托派”人物回憶文字，也出版有《雙山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鄭超麟回憶錄》（現代史料編刊社）等。

上述出版活動，無疑有著胡喬木的影子，至于其作用，則有著十分復雜的因素，而研究這種復雜性，則是歷史學家治史的“知人論世”宗旨之所在，所謂歷史的陰翳，自有其微妙和奧妙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