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洗冤工程”啟動

選擇的案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刑訊逼供；按照當時的死刑政策，應當判死刑，但“留有余地”判死緩；嚴重依賴口供；沒有客觀證據；有不在場的證據仍被定罪。

“專家負責論證，律師負責跑腿，媒體負責呼吁，老干部負責找人。關起門來說，就是這個模式。”

“你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有效，是教授論證有效，還是給法院院長寫信有效？”

“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最好中國每個省都有一個無辜者計劃。”

2014年5月23日，律師張青松和學者吳宏耀共同發起的“蒙冤者援助計劃”在北京正式啟動。

這是自2013年底以來，中國出現的第4個民間洗冤項目。其他3個項目包括，律師李金星發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學者徐昕發起的“無辜者計劃”，和律師楊金柱發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

這些名稱不一的項目有著共同的主旨：從層出不窮的疑似冤案中選出最為重大的案件，免費為那些“重罪案件中的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1992年，美國律師彼得·紐費爾和巴里·謝克在紐約本杰明·卡多佐法學院成立了“無辜計劃”（The Innocence Project）項目，并被復制到了全美乃至世界各地。截至目前，全美各州的“無辜計劃”已通過DNA技術，將316名被錯判的蒙冤者從獄中拯救出來。

中國版“洗冤工程”的發起者們對于前景持謹慎樂觀態度。“這將是一場‘扒糞運動’”，李金星說，民間發起的洗冤行動，將匯入發端于2013年春天、“波瀾壯闊”的冤案平反行動，“哪怕只解決一兩起，也是司法的進步”。

“不忍無助者的眼神”

2013年11月20日，成都，由李金星、王萬瓊、陳建剛等刑辯律師倡議發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正式啟動。

曾經的被援助者吳昌龍，被聘為“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形象代表。

作為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的“主兇”之一，吳昌龍曾蒙冤12年，兩次被判死緩，終在2013年5月被宣告無罪。

為了幫助吳昌龍，李金星和其他幾名律師募集了近7萬元，設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等到吳昌龍重獲自由，這個基金仍剩余3萬多。

“我們決定將‘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轉化成‘吳昌龍法律援助基金’，擴大援助范圍，不再局限于超期羈押案件。”李金星說，走出這一步，是因為“不忍無助者的眼神”。

吳昌龍剛回到家，與他的家屬一道上訪的本地“戰友”找來了。其中一起，是1996年6月發生在福清的黃興、林立峰、陳夏影等三青年綁架殺人案（以下簡稱福建陳夏影案）。林立峰于2008年在獄中病逝，黃興和陳夏影則喊冤至今。

幫助了吳昌龍的律師們被一種莫名的情感所驅使，不得不向前走——李金星說，這就是“吳昌龍效應”。

其后啟動的兩個洗冤項目，有著鮮明的個人色彩。

在湖南長沙，2014年3月，律師楊金柱發起成立了“冤弱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章程顯示，他邀請了20名國內法學專家作為顧問，向社會公開招募律師志愿者，也接受冤案援助的申請，但這不是一個無邊界的公益項目，更像是其所在律所的內設機構。

同在2014年3月，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在網上發起了“無辜者計劃”。據徐昕介紹，該項目將主要依靠網絡，發揮“轉介”功能：通過網絡收集整理冤案材料，呼吁人們對典型冤案給予關注，“并推薦律師幫忙洗冤”。

最新啟動的“蒙冤者援助計劃”，則是學者和律師的組合，就這一點而言，最像美國的“無辜計劃”。

吳宏耀長期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援助中心的執行主任，這個由法學院教師和學生參與的中心，扮演著民間“法律診所”的角色，一直在為社會公眾提供法律援助。

張青松創辦的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是少數專辦刑案的律所。據介紹，每天都有大量的伸冤、求助信件從監獄寄到律所，包括浙江張氏叔侄案中的叔叔張高平。

“當時他只寄了一份判決書，我跟他回信說，你的案子很怪，請再寄一些材料過來，”尚權所律師高文龍回憶說，等到此案平反（詳見南方周末2013年3月30日《牢頭獄霸十年前作偽證致冤案》），律師們開始思考：面對潮水般的求助信，應該建立怎樣的機制來回應？

2013年4月，在一個主題為“冤案成因與對策”的研討會上，律師張青松和教授吳宏耀不期而遇。因共同關注刑事訴訟，兩人此前早已相識多年。

會議召開前，適逢張氏叔侄案平反。會上，有學者提出，任何國家都有冤案，中國冤案的糾正完全靠司法機關，而英美法國家有“洗冤工程”，借助民間組織的力量。

“我跟最高法院的人聊，中國這些年出現了很多冤案，現在我們建設‘法治中國’，糾正冤案的工作全部放在司法機關，是否能夠擔起負擔？我們民間法律人是不是也可以參與？”張青松回憶說。

學術機構有學術資源，以及源源不斷的法科生志愿者，而律所則有專業的辦案律師。雙方一拍即合。經過近一年的醞釀，2014年5月23日，“蒙冤者援助計劃”正式啟動。

圈內名案

按照“蒙冤者援助計劃”的實施方案，申請洗冤的案件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已經有生效的裁判文書；當事人被判無期徒刑以上；現有的材料能夠證明無罪或有罪證據明顯不足。

“基本判斷就是‘抓錯人了’，或者說‘你連最基本的犯罪證據都沒有’。”吳宏耀說。

各地涌來的案件，首先將交由中國政法大學的志愿者們進行初審。這些由法學碩士組成的志愿者團隊，將會對案件進行第一輪篩選，“不行就給人家一個解釋”，符合要求的，再交給專家顧問團進行復審。

“蒙冤者援助計劃”第一階段——從2014年到2016年，將只辦理5個案件，“如果有結案的，再補進。”吳宏耀說。張青松則笑稱，“如果不劃一個范圍，我們廣渠門（指尚權律師事務所）就會變成小紅門（指最高法院申訴立案大廳）。”

加上其他洗冤工程平均兩到三起案件，四個洗冤工程首批已公布的案件大約為13起，實為9起——有4起同時獲得兩個項目援助，比如廣受關注的河北聶樹斌案和福建念斌投毒案。

案子無論名氣大小，基本上都是法律圈內名案。比如，1998年發生于江西吉安的李錦蓮投毒殺人案（詳見《南方周末》2013年12月20日《一樁毒殺案，223次申訴》），老法官出身的78歲律師朱中道為此案已奔走了十多年。

“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已選定了“十大冤案”，其中正式啟動援助的有四五起，排在前列的是海南陳滿殺人焚尸案和福建陳夏影案。

該項目的共同發起人、律師李金星提供了一個較為籠統的標準：那些長期無人關注的重大冤案，也包括正在審理的“非常冤的案子”。

據李金星總結，選擇的這些案件，都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刑訊逼供；按照當時的死刑政策，應當判死刑，但判死緩（即所謂“余地判死緩”）；嚴重依賴口供；沒有客觀證據；有不在場的證據，但仍被定罪。等等。

這一中國首個洗冤工程發起成立的地點在四川，正是該項目首批案例當事人陳滿的老家。與會律師還專門到西南民族大學法學教授林義全的墓前列隊祭拜。

從四川到海南闖蕩的陳滿1992年因一起殺人焚尸案被捕，1994年被判死緩，二審維持原判。林義全是參與陳滿案早年辯護的法律人，不幸于2003年英年早逝。陳滿的家屬回憶說，林義全當年在海南的法庭上 “為陳滿做了頑強的無罪辯護”。

律師楊金柱發起的“冤弱法律援助中心”，主要幫助被判無期徒刑以上的冤假錯案當事人洗冤。至于正在偵查階段的刑事案件和一審審理之中的刑事案件，則不予援助。楊金柱表示，河北聶樹斌案將是該中心援助的第一個案件，此外，他還將自己2002年參與辯護、被判處死緩的張友運故意殺人案列為第二個案件。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發起的“無辜者計劃”，重點關注了4起案件，其中河北聶樹斌案、海南陳滿案和福建念斌案都是舊案，唯一的例外是一起2013年10月發生在蘭州的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案件。

這是極少數尚未判決但被列入洗冤工程的案件。徐昕組織了一批刑辯律師介入，并在微博上給該案打出了標簽——“蘭州冤案”。

行為藝術？

美國的“無辜計劃”，非常倚重于DNA的重新鑒定。而中國的物證保存制度并不完善，絕大部分案件無法靠DNA來洗冤。中國版“洗冤工程”，怎么做？

“專家負責論證，律師負責跑腿，媒體負責呼吁，老干部負責找人。關起門來說，就是這個模式。”律師張青松這樣總結。

吳宏耀組織了他的幾名研究生，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梳理了第一起援助的案件——江西李錦蓮投毒殺人案的六本卷宗材料。李錦蓮的口供有十多次，學生們把每次口供的時間、核心的內容整理出來，同時梳理了全案的物證、書證。

整理并在網上公布案卷，一方面，是為幫助互聯網上的志愿者、律師們了解案情，讓律師們自愿報名，認領案件，同時也是為了下一步專家論證做準備，幫助他們用最少的時間切入到案件中去。

2014年5月23日，李錦蓮案的專家論證會在北京召開，刑訴法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出席。以陳光中為代表的十多名專家，也是“蒙冤者援助計劃”的首批專家顧問，他們無償給李錦蓮案出具的專家論證意見，將直接遞交最高法院。

事實上，除了篩選出高度疑似的冤案、安排律師代為申訴、組織專家論證、向司法部門遞交意見之外，法律人的民間洗冤行動，幾乎沒法做更多。

“我們是一個中立第三方的機構，有檢察官、律師、學者參與，我們將接受控申，就重大冤錯案件表態，以引起司法機關的高度重視。”吳宏耀說，“案子的真正解決，不在于我們。”

發起“無辜者計劃”的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說，他和他的志愿者團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呈現”，“告訴有關部門，這是一個冤案，他為什么冤，呼吁盡快啟動再審，法院來判斷是否冤。”

面對互聯網和現實中喊冤之聲，徐昕認為，光是闡述法律和道理已不足夠，針對一個案件，“精心寫一條1000到2000字的長微博，每天轉一次，這樣可能效果更好”。

徐昕發起的“無辜者計劃”首批援助的案件也包括了海南陳滿案。這位法學教授自告奮勇給陳滿案寫了一條長微博，題目叫“陳滿，活著的聶樹斌”，這條微博已在新浪微博上轉發了2.5萬多次。

“楊乃武和小白菜案能解決，是因為最關鍵的時候，浙江籍的八名京官上書。”律師李金星說，當今中國洗冤，傳統的上書模式仍然可資借鑒。

啟動海南陳滿案的洗冤行動后，李金星和申訴律師團就持續不斷地給最高法、最高檢寫信，每周一封。他甚至把陳滿案的案情印在明信片背面，簽名后，寄給了負責辦理陳案的海南省公檢法人員。

“最近檢察系統的人帶話給我們，說希望最近不要寫了，他們已經派人去調閱了公安的卷宗，正在復查這個案子。”

在李金星看來，必要情況下，洗冤行動甚至應該發動普通公民，“冤案工程已經不是法律的問題，它是公民對這個國家的請愿行動。”

“死磕派”律師楊金柱宣布，他將把河北聶樹斌案作為辦理的首起案件，并拿出30萬元作為申訴?？?，在河北省高院附近的某連鎖酒店開一間房，作為“申訴案件辦公室”。 “每周五個工作日，天天去河北省高院。”

能走多遠？

有兩個項目支持的陳夏影案，據稱已獲得福建省高級法院的積極反饋。李金星律師透露，法官已去監獄多次提審當事人，院長馬新嵐甚至親自查閱了該案的案卷。

在成都召開陳滿案研討會期間，“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的律師們曾準備去拜訪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龍宗智，因龍不在成都未能成行。后來，龍宗智給律師們轉來了一批臺灣民間洗冤工程的資料，并寄來了一本關于臺灣蘇建和案的書。

蘇建和案，又稱“三死囚案”，是臺灣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2012年被臺灣“最高法院”終審宣判無罪。從案發到最終獲得無罪判決的過程持續近20年，臺灣民間團體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發揮了關鍵作用。

中國大陸的民間洗冤行動，也急需一個類似“蘇建和案”的成功案例來樹立信心。

“我們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當事人家屬對律師的巨大期待與現實的差距。”律師李金星說，律師的很多事情是在跟時間賽跑，陳滿的父母已經八十多歲了，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兒子出獄，而申訴的結果難以預期。

“案子一天不解決，我們一天就非常痛苦。你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有效，是教授論證有效，還是給法院院長寫信有效？”

此外，目前所有的民間洗冤項目，都面臨著“案多人少”的狀態。“蒙冤者援助計劃”雖有尚權律所舉全所之力支持，但二十多名專職律師大多重案纏身，也是捉襟見肘。

教授徐昕的“無辜者計劃”目前也在網上招募志愿者。此前，大量材料審核的工作需要他所帶的一位博士生來幫忙完成，很多時候，這位法學教授需要自己親自操刀來寫微博。

“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參與，最好中國每個省都有一個無辜者計劃。”徐昕說。

李金星希望他的洗冤工程成為一個開放的平臺，志愿者、律師不一定直接代理申訴，案件所在省的律師如果愿意做，“我們給他幾萬塊錢，他去做”。“我們做一個供需的平衡，這就是社會治理。”

不過，參與民間洗冤行動的法律人都認為，與上述困難相比，真正的困難是與司法機關的溝通，“如何說服他們啟動再審”。

“（對洗冤行動）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如果法院不啟動再審程序，這些案子永遠是解決不了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宏耀持謹慎樂觀態度。

他的合作伙伴張青松更為淡然，他說，如果通過民間的努力，司法機關偶爾能夠糾正一兩個案件，則“普大喜奔”，若司法機關置之不理，律師們審查的過程中，通過對一些不符合申訴條件案件當事人進行說服，已經幫助司法機關化解掉了一部分案件。“讓小紅門前少兩個人，這也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