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黃彰健先生

黃彰健先生發現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在議復戊戌年康有為改革建議的奏折中，康氏根本沒有提出“開國會”，“設議院”的改革建議，于是他得出結論：《戊戌奏稿》是康有為十多年后精心偽造出來的史料。

黃彰健先生去世已經四年多了，我總覺得應該寫一些文字，來紀念這位在海峽兩岸有著很高知名度的歷史學家。我是黃先生的晚輩與同行，都對戊戌變法史有濃厚的興趣。在他的學生、同行寫的紀念黃先生的文章中，也時常提到我的名字。因此，如果不把這篇文章寫出來，仿佛有些對不起九泉之下的黃先生。

一本書認識了一位好老師

我是“文革”結束后，才改行學晚清史的。在戴逸與林敦奎二位先生指導下，我選擇了戊戌變法與光緒帝作為研究方向。戊戌變法一直是晚清史研究中的熱門課題，成果累累，名家輩出。社科院的胡繩、劉大年，上海歷史所的湯志鈞等，都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均有宏篇巨制問世。我作為這方面的新手，時常有一種時不我待的感覺。后來，在戴逸先生的指導下，我選擇了蹲檔案館這條路。每天早飯后，便從西郊人民大學踏上自行車，直奔西華門而去。那時，北京的空氣清新，藍天白云，騎車簡直就是一種享受，常與我同行的清史所訪問學者、耶魯大學湯若杰博士，在一起騎車經過北池子、筒子河一帶時對我說：“這里的清水、綠樹，還有新鮮空氣，都和我加州的家鄉幾乎一樣。”

冬去春來，經過幾年的奔波，我逐漸開始有一些登堂入室的感覺。于是，開始撰寫論文。在撰寫過程中，我經常把抄錄的原始檔案，與一些有名的近代史專著與教材相對照，發現二者之間常有異同。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我在寫《關于戊戌政變二三事之管見》時，發現國內的近代史專著與教科書，無論是中華書局的版本，還是人民出版社的類似著作，對戊戌政變過程的描述，均謂：

八月初三日，軍機章京譚嗣同夜訪住在法華寺的袁世凱，勸他率隊勤王。等到“八月初五日光緒召見袁世凱，袁也再次表達了自己的‘忠心’。但當他晚上趕回天津時，卻直奔榮祿的總督衙門告密。榮祿大驚失色，連夜專車進京，飛奔頤和園面告慈禧，反動政變發作”。“八月初六日凌晨，慈禧攜帶大批隨從，自頤和園趕回皇宮，將光緒囚禁在中南海的瀛臺，重新‘垂簾聽政’”。（中國近代史編寫小組：《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1977版，第324—325頁。）

這樣的描述，情節緊湊，環環相扣，似乎很是合乎情理?？墒?，我在一史館所看到的清檔與此全然不同。據專門記述皇帝起居與言動之《光緒朝起居注冊》稱：

八月初三日，上詣樂壽堂（慈禧在頤和園之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