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

一個詩歌節，成為掀起大理城中文化江湖熱鬧氣象的“始作俑者”。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詩人們輪番出場，時間則被奢侈地“浪費”在詩歌的分享中。

春日午后的大理城，似乎才剛剛醒過來——不管是酒吧還是咖啡廳，露天座位上都坐滿了一堆又一堆閑適的人們，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都在這懶洋洋的陽光下，齊齊享受著大理獨有的緩慢節奏。呷上一口濃茶，說上三五閑話，看著街上的七八路人，多少時間被奢侈的人一再辜負，在這里竟也顯得順理成章。

詩人野夫頭戴巴拿馬帽，坐在讀詩吧的露天長凳上奮筆疾書。他正忙著給自己面前那一摞書作簽名：《愛情》、《1980年代》、《身邊的江湖》……而他年輕的夫人燕子坐在旁邊陪著，幫忙翻好了詩集一本接一本的遞給野夫。

讀詩吧坐落在大理古城人民路中段。不足五米的街道，兩旁各式各樣的小鋪子和顛來倒去略顯隨意的門牌號，讓這條小巷子和其他城市宏偉范兒的人民路區別開來。只出售詩集，以及大量出售詩人簽名版的書籍，讓讀詩吧和其他書店也區別了開來。

野夫的身影吸引了不少路過的目光。一個拎著新華書店書袋子的年輕人，慢悠悠的從讀詩吧門口走過，又慢悠悠的倒回來，然后又慢悠悠的打量了野夫半天，終于走上前來搭話：“您是野夫老師嗎？”

野夫的三本詩集，他一樣買了一本，然后鄭重其事的請野夫在扉頁上簽下：給熊晉仁。最后向五四學生似的將詩集們夾在胳膊肘里，慢慢地踢踏著步子離開。

兩個90后姑娘路過，一個梳著在大理城中不算突兀的雷鬼臟辮，一個扎著馬尾辮，發尾是有些掉色的焦黃。兩個小姑娘估計是第一次見到現場簽名的作者，便好奇的坐在了野夫對面的凳子上。

“我叫小雪，你是作者嗎？你叫啥？”馬尾辮的小姑娘問。

“對，我叫土家野夫。幸會。”野夫從簽名本上抬起頭，用他那帶些沙啞的大嗓門回答。

“你是日本人哦？四個字的名字。”本來就好奇的小姑娘顯得更加興奮。

這好玩的對話最后以野夫操著流利的四川話和來自成都的小雪姑娘擺龍門陣收尾。末了，姑娘也帶走了三本詩集。

繼續簽書的野夫眼看就要搞定面前的舊作，讀詩吧的老板娘俞兒又抱著一摞待簽的詩集走了出來，語氣熟稔地催促：“野哥，快點，這里還有呢！”

左近的桌子旁邊，是皮膚黝黑的潘洗塵：讀詩吧老板，詩人，天問文化傳播公司的董事長。他旁邊還坐著莽漢詩派的李亞偉，還有自稱“半個詩人”的導演李楊。三人喝著熟普洱，招呼野夫快點簽完共飲。

離他們坐的讀詩吧不遠，是白族老詩人北海的“地盤”。再過半個小時，他就會準時出攤，售賣自己的詩集。在臺灣武昌街明星咖啡屋擺攤賣詩集的周夢蝶剛剛故去，海峽這邊，同樣不年輕的北海老人依舊保持著他這個和周夢蝶相似的愛好，順道用以營生。

畫家葉永青說，在大理，男人負責管大事，女人負責管小事。大理無大事，所以大理的男人們只好“無所事事”。

詩人、藝術家，以及那些愛好詩歌的讀者、老總，扎堆在大理這座懶洋洋的城里，“無所事事”極了，就開始呼朋引伴，在春暖花開的日子里，沿襲古代文人傳統，“聚眾狂歡”。在女人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放權”默許下，他們一起面朝洱海，辦起了詩會。

他們把這詩會叫做“天問詩歌節”。

用詩歌解渴

天問詩歌節做到第八屆，開始往更寬闊的領域發展：詩歌、音樂、繪畫、攝影、電視，不同的媒介相輔相成，“發出詩歌真正的聲音”。佐以大理城慢條斯理的生活，還有仿若在風間云端的美景，詩人、作家、評論家、藝術家、詩歌愛好者、贊助人和志愿者聚集于此，為潘洗塵和樹才打造的詩歌夢境添磚加瓦。

“天問詩歌節”的幕后操手正是潘洗塵。這個東北人黑臉黑面不愛笑，酷愛穿白衣。“他十件衣服里有九件都是白色的。”潘太太俞兒抱怨道。

“我穿衣和做人都一樣，喜歡干干凈凈的。”說這話的時候，潘洗塵又是一身白的打扮——白衣白褲白皮鞋，連打底的短袖T恤，都是一塵不染的雪白。

他走在自家名叫山水間的小區里，這個一半住宅賞蒼山，一半住宅嘆洱海的小區，先后吸引來了十多位詩人在此置業。大伙兒也便從守望相助的文友，變成了雞犬相聞的鄰居。

潘洗塵的別墅，出門左轉是XX，右轉是XX，自家客房里還住著詩人莫非——山水間的莫宅正在緊鑼密鼓地裝修著。

被潘洗塵“拐”來此處定居的樹才，最愛跟新朋友提起他當時的“置業歷險記”。

“我當時看了房子，把我身上所有錢都拿出來交了定金。一共五萬塊。”樹才說。

“然后呢？”旁邊的人果然被這故事勾引了，好奇地詢問。

“然后我就跟售樓小姐說我沒錢了。把售樓小姐都嚇懵了。”樹才繼續講故事，語調無瀾。

“那你現在怎么能住在這兒？”聽眾逐漸入戲，絲毫沒有被“上套”的警覺。

“然后我老婆就把剩下的錢都付了，哈哈哈哈。”這個老段子又一次愚人成功，樹才露出得逞后的大笑。

樹才平日里更多呈現的形象是溫文爾雅的才子款，他留著跟木心有些類似的發型，穿著剪裁合身、質料上乘的商務休閑西裝，脖子上松松的掛著一條花呢圍巾。

北外畢業的樹才說的一口流利的法語。除了自己寫詩，他還翻譯很多法語詩集，《勒韋爾迪詩選》、《夏爾詩選》、《博納富瓦詩選》，這些譯作最后給他贏來了2008年法國政府頒發的那塊“教育騎士勛章”。

北外四年，樹才寫了上千首詩，“但是大多都廢掉了，流利的那幾首后來編到我的詩選里去了。”沒有編進樹才詩集《單獨者》里的有一首《夢囈》，是1985年寫成的。當時樹才還在法語系讀大二。樹才說，這首最后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的詩，最終還是遺憾的沒有出現在他的詩選里。

這首“節奏好，朋友也喜歡”的悲詩，是他認定自己在詩歌上開竅的一首詩。“我寫到最后還是挺悲，意思就是人的世界不管多么豐富曲折，最后還是歸于寂靜、歸于虛無的命運。年輕的時候，我就給自己的人生記了一些胡言亂語。”

樹才說普通話時，會帶上一些軟糯糯的江浙口音。他生長在奉化一個叫下陳村的大村子里，大村子又分成三個小村莊，陳一村，陳二村，陳三村。生了四個孩子的樹才媽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習慣了不把小病當病，無數次拖延之后，不治于黃疸肝炎，四個孩子只能依靠做小學校長的父親。

樹才童年聽得最多的聲音，是村里人小聲望著他的背影，低聲議論著：這孩子真可憐，七歲就沒了娘。每每聽及類似的話語飄進耳朵，樹才都會無意識的恍神。

憐憫是好壞莫測的催化劑，會毀了一個人，也能捧出一個人。這種重復的憐憫刺激著樹才，讓他血液里生出更多的敏感。敏感在血管里橫沖直撞，只有在碰到紙筆的時候才能盡情宣泄。“這種對外物的敏感，對自身的敏感，慢慢促成表達的愿望，愿望變成渴望。”

最后，是詩歌解了他的渴。

中學少年在課本里和幾千年前的王維李商隱一同咀嚼著詩中的句子。“我還記得中學的時候就模仿，寫過一些古體詩。當時我看到我們那有臺風，下雷陣雨，雨后我就寫了一首詩，現在都還記得，‘數云側重山，見于天宇中，風雨一場空，災后又人間。’”這首《無題》之后，考到北外的樹才“遭遇”了朦朧詩，有了《夢囈》，多年后，又成了《單獨集》。樹才現在翻譯的規模要比寫作的規模略大一些，大部分的時間都貢獻給了法語翻譯問題研究，不過每年的天問詩歌節他依然不會錯過。

今年的天問詩歌節已是第八屆了，樹才和潘洗塵這一對老友，想要把這一屆的詩歌節拓展成藝術節：詩歌、音樂、繪畫、攝影、電視，不同的媒介相輔相成，“發出詩歌真正的聲音”。

相較之前每屆三十多人的規模，這次詩歌節的工作量一下多了不少——海峽兩岸來了五十多位詩人和評論家。這個數字里還不包括十位特邀藝術家，以及沒有計算在內的詩朗誦背景音樂表演者、詩歌愛好者、贊助人和志愿者。

每天都有朗誦會，每天都有五十來號人的三餐、交通要解決，“我還給他們安排一些游玩的項目，讓它們看看大理的風光。”潘洗塵說。

詩歌節辦了七年八屆，潘洗塵跟著往里扔錢也扔了八年。每年都得花出去幾十萬上下。“資金我是從來沒有想過，從一開始就是想靠一己之力，能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就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潘洗塵說，“但是這些費用跟做刊物比起來還是九牛一毛。”

從年輕的詩人時代開始，潘洗塵就有自編刊物的喜好，從哈爾濱師范大學時代的XXXX，到現在精簡后的私奔詩刊《讀詩》、《憶詩》、《評詩》和《EMC周刊》。前三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代為發行，最后一本是沒有刊號的獨立民間出版物，每期幾千本，“全部采取送的方法，成本反而最高。”

潘洗塵現在投資在詩歌方面連年負增長的花費，都來自他“退休前”的積累和“退休金”。立志“45歲要退休”的潘洗塵，從六年前開始，就將旗下的五家天文文化傳播公司交給屬下打理，自己則安心住在大理，專心編詩刊，辦詩會。“我這六年里去公司的時間，加在一起不超過48小時。”

沒有特權的詩人

窮困潦倒不再是詩人的代名詞。潘洗塵、丁當、李亞偉……越來越多的詩人，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掙錢營生，接受著金錢和物質給生活帶來的安逸，到了吃穿不愁的年紀，再回歸詩歌，還給創作一片純凈的天空。在他們看來，不以詩歌作為營生手段，或許能讓詩歌的本質更加簡單、更加純凈。

詩人的門派眾多，掰著手指頭數，兩三天不帶重樣。如果簡單粗暴的用二分法來區隔這些詩人，其中一種區分方法是這樣的：富詩人和窮詩人。窮詩人一邊窮困潦倒一邊寫詩，富詩人解決溫飽、力爭小康、再圖富貴，先找個主業來喂養時間，養出可供副業花天酒地依舊吃穿不愁的時間后，專心坐下來動筆寫詩。以此為界，有人就此主副業交替，寫詩變成主業，生意變成副業，比如提前放自己退休的潘洗塵；有人依舊把詩歌作為副業，看做心靈獎勵豐厚的支線任務，比如平安人壽的老總丁當。

在大理的詩人，就可以套進這個二分法來劃劃線。

先說說在窮困潦倒里生出詩作的詩人。他們看上去就很詩人，長袍大褂，一副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小圓框鏡架在鼻梁上，“幾”字形的眼鏡托已經蒙上一些綠色的銅銹。光禿禿的腦袋上刻著深深地皺紋，知天命之年的皺紋，比年歲還要多，整個人都像個剛開始縮水的葡萄干一樣，在大褂里咣當。

在慢節奏的大理，生活還不像北上廣那些一線城市一樣咬緊牙關。酒吧多，游客多，能蹭一口飯吃的地方就多，再不濟，一個粑粑就能填飽肚子。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我是非?？床簧夏切┮虏槐误w、吃不飽穿不暖還要寫詩的。其實我很想勸他們，你先把自己照顧好，把衣食住行弄好，然后再去寫詩。詩歌本來就是狹義上的溫飽以后的事情。”潘洗塵說。

“詩歌變壞跟這群人有關系”，潘洗塵說，“詩歌、詩人有時候確實跟貧窮、寒酸連在一起。但是詩歌的本質不是這樣子的。你想想古代的那些詩人，像李白、王維，哪一個是在最底層的？你站在高處可以望低些，但是站在低處你肯定想著高。杜甫可以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你要真的一直住在寒窯里，我想你的詩歌也不會有高度。”

樹才說，面對詩歌，詩人沒有特權，無法被赦免在乏味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外。“如果認為光靠寫詩就能賺錢養活自己，那不是天真，就是作協的詩人。”

從數量上來看，詩人的形象和那種一窮二白、埋頭創作的大眾刻板印象不符的地方還是占了多數。而廣為流傳的“財富與創作力成反比”的觀念在詩人圈里實際驗證下來，站住腳的幾率也不大。大部分詩人都有自己賴以生存，用來養詩的根本。

詩人下海優先選擇的三項主業，分別是餐飲、出版以及投資。李亞偉先是涉及了餐飲，后又涉足出版，現在他所從事的，是投資餐飲業的營生。

李亞偉的第一次“試水”，是和二毛在重慶師范大學不遠的地方開了一家三張桌子的麻雀火鍋店。愛吃火鍋的李亞偉和同樣愛吃火鍋的朋友們，最后終于“不負眾望”的把這家小火鍋店給吃垮了。再后來，走出重慶的詩人李亞偉來到北京，這片陌生土地上等著他的不僅是大把的機會，還有很多對詩歌同樣熱忱的朋友。李亞偉、野夫、萬夏……一幫“老流氓”們在北京二度成立了“男人幫”，大家開始一起商量著做出版。

做出版是個書面講法，說得更直白一些，這些詩人們做的就是書商。詩人做書商這事兒比詩人做餐飲這事兒好理解——看書的人開始做書，總比吃飯的人開始做飯要容易上手的多。

再后來，李亞偉成了連鎖川菜館香積廚的老板。第一家店開在成都人口最為稠密的寬窄巷子，離女詩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不遠，“翟永明老和我說，我們倆把成都人都解決了，我解決物質食糧，她解決精神食糧。”

就像潘洗塵卯足了勁開始經營天問公司時的時候不得不“被封筆”一段時間，李亞偉自1993年開始做書商起，過去形影不離的詩歌就慢慢淡出了生活。一幫做書商的詩人，從工作到娛樂統統在一起，“那會打牌流行跑得快，還沒有斗地主呢，”李亞偉說：“我們天天都在一起，什么都談，就是不談詩歌，也沒有一個詩人能夠寫詩的。”

“但是”，李亞偉一個轉折拉回了這個原本聽起來很沮喪的故事，“我寫了四首打油詩，一首寫書商怎么賺錢發家，一首寫做書法怎么發家。另外兩首記不起來了。”沒有網絡的時代，詩友們交流的最先進手段是傳真。

“我還記得，那天亞偉很靦腆的拿了幾張紙給我們看。當時我們好久沒碰詩了，所有人看了都喜歡，都說好。”在大理念長歌舍的詩歌朗誦會上，野夫為李亞偉的朗誦做開場，“最后，他給我看的這幾張紙，就成了《河西走廊抒情》。”

李亞偉在臺上，一邊喝著黑啤酒，一邊用川普念出自己當年的“痕跡”——“就把幸福讓給那些性生活比我好的人吧。”

這組氣勢磅礴的《河西走廊抒情》，從野夫見證過的那幾張紙開始，斷斷續續的寫了改、改了寫。最早的四首，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沉淀，拿出來修改后，順勢又填了兩首。一晃又幾年，李亞偉下定決心把這六首詩拿出來再改一改。“改出來已經是五年以后。生意里面，我算不上成功生意人。但我決定放下工作，拿出整塊的時間去處理我整個寫作生涯中應該得到重視的這個東西。有兩次差點寫不下去。不過一旦把那個停頓的東西銜接上，最后我就寫出來了。”

故事的最后，李亞偉的《河西走廊抒情》為他帶回了2013年魯迅文學獎。

這個在成都和重慶開飯店的四川老板，最近老喜歡在云南這塊轉悠。住在西雙版納的南糯山山腳，沒事兒就上山去看看馬原，“他的房子還沒蓋好，就拿手在空地上給我們比劃了一下，告訴我們將來的客房會在哪里。”

西雙版納住一住，他再飛下來到大理，看看潘洗塵、野夫這些當年在全國詩社大串聯上認識的老朋友。每次來大理，李亞偉都喜歡住在一家叫MCA的酒店。三個字母的全稱翻譯過來，叫湄公河流域聯合藝術館。李亞偉在MCA的日子，總是會選擇入住在泳池旁邊頂頭的那間房，然后躺在門口的沙灘椅上，看著眼前飄落一水花瓣的游泳池，一邊喝著普洱，一邊吞云吐霧。

詩人和他們的朋友

詩人的朋友，不都是詩人。他們當中有藝術家，也有商人。不同的職業帶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帶來不同的思維認知。但是，出于對詩歌的熱愛，這群“圈外人”找到了共鳴。在大理這么一個隨心所欲的地方，生活回歸到本真，卻依然與詩意息息相關。

MCA的老板尼瑪扎多寫詩，但他不是詩人，他是詩人的好朋友。他的MCA除了住宿的房間部分，還有一個MCA畫廊，里面收著岳敏君、方力鈞未成名時的作品，他以朋友的身份，用買畫的形式，變相接濟這些當時還有些窮困的青年畫家。

尼瑪指了指畫廊里一幅只上了兩層色的油畫，略有些得意。那是在大理定居的臺灣詩人宋琳的第一幅美術作品。“繪畫和詩歌從來都是相同的，我就勸宋琳，他應該嘗試用一種新的方式來寫他的詩。除了他，樹才也在這里畫了第一幅畫。”尼瑪說著，從工作臺上翻出一張黃色的宣紙。

宣紙正中畫了一只眼睛，現代詩不是一行一行，而是一圈一圈的的排列在眼睛周圍。“你看，每個詩人用畫寫詩，選的方式都不一樣，宋琳用油畫，樹才用紙墨。”

現在的MCA畫室，依舊開放給來這里的藝術家和詩人們使用。自學了幾年畫畫的尼瑪，最喜歡的事情就是找人和他一起畫畫。

當年的MCA畫室里，人頭攢動。一到夏天，泳池里都是“詩人”——剛開始練習寫詩的年輕人、前來大理朝拜詩歌的男男女女，每天交上十塊錢，就能享受MCA的“詩人特供服務”：大通鋪的住宿，一日三餐，游泳池，畫室。

MCA為年輕詩人提供便利的同時，同一時空的大理人還在研究怎么讓自己在洋人街上的酒吧日進斗金。

“尼瑪一開始只是個普通的鍋爐工人，后來他嗅出了大理這個城市的先機，自學英語，然后在游客最多的洋人街開了大理的第一家酒吧。”葉永青回憶起他和尼瑪認識時的場景，“然后他在洋人街最紅火的時候關了酒吧，在他太太的這塊宅基地上建了現在的MCA。那時候人們沒有住客棧的習慣，一般出來旅游都是住賓館。”

尼瑪在大理不是特例。

大理文獻樓的主人扎東為了這次天問詩歌節在他們那里的朗誦會，特意把整個文獻樓室內全部重新裝修。他和他的員工們，穿著長款的道袍，背后寫著他們在大理古城內的店鋪“你們、我們”的店名。站在文獻樓頂，可以俯視大理古城屋脊，還能看到龐貝、東東在大廳內讀著詩，李亞偉在大廳外的屋檐下喝普洱，聽琴歌。文獻樓的門口，除了運送詩人往返的旅游巴士，還有三四輛志愿者的私家車，深棕路虎、紅色牧馬人…….這些平時大理城內有頭有臉的人物，為了詩歌，來到天問詩歌節幫忙，負責迎來送往，勸酒夾菜——那都是他們平時被服務的內容。

“我離開大理，又不斷回到大理。就是這里的人情味兒感動了我。這是大理所特有的。”葉永青說。他現在每年都回到這塊她母親生長的土地，在這里做一些在北京、倫敦不能做的事情——做一個專心的聽眾，認真負責的為別人鼓掌。“我和太太商量好了，我們回到這里就是不做事的。大理城誰的咖啡好，我就去多喝兩杯。誰的歌聲好聽，我就多聽兩首。”

每年的春、秋兩季，葉永青都會像候鳥一樣飛回大理。在自己一點一點建起來的X層小樓里，聽佛樂，寫字，接女兒放學，跟她一起在洱海邊對著柳樹發呆。

他在北京合作過的英國文化處員工始終無法理解葉永青的“不做事”是什么意思。葉永青第一次告訴他自己不做事了，有些懵了的英國人說，好的，那你不做事的時候住在哪里，我搬到你樓下和你商量畫展的事，你就不用做事了。葉永青有些無奈，又強調了一遍，我不做事了，什么事都不做了。于是英國人徹底懵了，懵在每天都工作的他永遠都不會理解的“不做事”上。

在葉永青下定決心回來大理之前，他兩次被迫回到故鄉。一次是闌尾炎的術后感染，另一次是直接從國外被運回了大理。

“我第一次回大理，是一個失敗者的回歸。云南是失敗者的天堂。”葉永青說，他看著重慶黃角平從一個安靜的郊區變成寒暑兩假化身鬼城的大學校區，又看到各種各樣的一次性餐具逐漸逐漸的填滿了這里的主色，擔擔面的盒子、酸辣粉的碗，隨著卷地風在無人的地方搖擺起舞。

回到云南像回到了一個孵化器里。葉永青每天的主要消遣，就是帶著畫板去找一個風景好的地方坐著畫畫，今天畫蒼山，明天畫洱海。畫天、畫地，畫眼里看到的一切，其實也是畫自己?；蛟S就像尼瑪說的那樣，詩人用詩歌畫畫，而葉永青用畫畫寫詩。

整裝再出發的葉永青，這次開始在歐洲各國游歷、畫畫，直到一次旅途回來后他越來越虛弱，虛弱到被抬進了醫院。

倫敦的醫生在葉永青身上做了各種化驗——血液、口腔內膜、CT、MRI，各種各樣名稱復雜的英文縮寫。什么都沒驗出來的醫生最后告訴葉永青，對不起，我們現在只知道你的血液在不停壞下去，可是我們對你的病因毫無頭緒。“他跟我說，再這樣下去我會死。”

無計可施的醫生最后要來葉永青的護照，試圖在不同顏色、大小、日期的圖章內找出一些關于染病的蛛絲馬跡。醫生拿著葉永青蓋滿戳子的護照，質問他問什么要去孟加拉這樣危險的地方。“后來他翻完我的護照才明白，我患的是傷寒。因為這種病已經在英國絕跡很多年了，所以他們一開始檢查不出來。”

傷寒治愈后的葉永青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云南，一米八幾的漢子只剩下六十幾公斤的體重。“真是衰啊，不到生病都回不來。”葉永青自嘲。

也是從那次開始，他的畫風上有了明顯的轉型，被網上猛烈抨擊的《看個鳥》系列，也是那時的產物。人們只看到一只好丑的鳥，然后馬上就想，這種我也能畫的玩意兒能賣幾十萬？葉永青以型寫意的時候，他們好似專家一樣評論的頭頭是道；等葉永青拋棄以型寫意這種“美院二年級學生就能做到”的標準，觀眾們只是忙著大肆置摘，很少有人會靜下來想想：葉永青的作品，是不是已經脫胎具體的形狀，得意而忘形。

被誤會，被無稽的憤怒所遮蓋的不僅是葉永青，還有雷平陽。

這個被稱為新邊塞詩人的云南詩人身上，夾雜著褒貶不一的評論。有多少愛雷平陽詩的人，就有多少質疑他作品的人——無論是詩歌圈內還是圈外。

《瀾滄江在大理境內的三十七條支流》里，雷平陽按照大理各處的限制，以山海經傳的形式，用白話文將這三十七條支流的名字和長度拼接在一起，編織成詩。

愛它的人很愛。一個在大理做河流保護的年輕人在念長歌舍為雷平陽朗誦時說，這是我們整個團隊都特別喜愛的一首詩，我今天不是一個人，我是帶著我們全隊的期望來的。

質疑的人很質疑。“這樣的流水賬也能叫詩？”天問詩歌節第一天的雷平陽作品討論會上，有同行毫不客氣的這樣當面耍狠。

“我喜歡寫詩，但我不喜歡大理。”住在昆明的雷平陽現在已經沒有故鄉了，“我的家鄉先是被垃圾塞住了，然后又被水壩埋起來了。我的故鄉只能在詩里了。”

在自己詩里找故鄉的雷平陽真的過得像個古人。他不用微博、微信，也不用智能手機。這還不是最驚奇的，雷平陽不用電腦，他的郵件都是由朋友幫他打印出來才能看的。在不斷更新換代的3C時代，雷平陽是不折不扣的0C人。一般和他一樣只用手機，跟其他現代科技絕緣的同類，都比他要大上起碼二三十歲。

這個拒絕電子科技的人平常閑暇都做些什么呢？寫毛筆字、閱讀、寫詩。“我現在連詩刊也讀的少了，寄給我的太多了，讀不過來。還是讀書多些，閱讀占了我最大的一塊時間。”雷平陽說。

廢名說，古體詩是詩的格式，散文的內容；現代詩是散文的格式，但有詩的內容。

雷平陽說，他要用散文格式的詩，記錄新聞式的內容。“有畫面，有時間，是很具體的東西。”

他的那首《殺狗的過程》，讀后感排名前幾位的關鍵詞是“寒毛倒豎”、“血淋淋”、“震撼”。一首不長的小詩，記錄了農貿市場狗主人殺狗的過程，“主人的刀，再一次戳進了它的脖子/力道和位置，與前次毫無區別/它叫著，脖子上像插上了/一桿紅色小旗子，力不從心地/竄到了店鋪旁的柴堆里/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來/如此重復了五次，它才死在/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跡/讓它體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有一天我發現我兒子在抄《殺狗的過程》，他一邊哭，一邊抄，邊哭邊抄。”雷平陽說，彼時他的兒子剛剛十歲，“那時候我突然在想，我是不是太殘忍了，讓一個十歲的小孩接觸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