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另一面

戊戌變法是近代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以人而論，帝后王公，樞臣督撫，維新志士，悉被卷入，參與者僅主要人物即達百人以上，而又分屬不同派系，各派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糾纏不清。以時而論，變法雖僅百日，醞釀卻達數年，其間發生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峰回路轉，波譎云詭，內幕隱情，至今難解。以地而論，政治舞臺雖然主要在京城，但湖北、湖南、上海等地也有相當的表現，可以說是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事件。

傳統的戊戌變法研究，主要以康、梁一派留下的記載為依據，描述變法的進程，劃分人物的派系，分析失敗的原因，構成了戊戌變法史的“正面”，幾乎成了幾代人的歷史共識，而對列入后黨的保守派一方的史料，以及作為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如張之洞等人的史料，卻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讓讀者很難看到戊戌變法的另一面。究其原委，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和作者史才、史識的局限，史料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史料是記憶的載體，是還原事件真相的證據。在古代，受書寫材料、印刷技術、交通條件和戰爭等因素的制約，許多重大事件留下的當事人的記載非常少。時代越近，史料越多，王安石變法就比商鞅變法留下的史料多，戊戌變法留下的史料又比王安石變法多得多，譬如“電稿”、“通訊”、“社評”，在有電報、報紙之前就沒這種東西。

19世紀西式印刷機的普及，使得報刊、出版業日益發達，不僅造就了一批梁啟超式的言論巨子，也使許多參與近代政治事件的官僚、士紳、政客、文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檔案，生前身后，多有文集、筆記、書函、回憶錄出版，或經家人或幕僚選輯，以選集、專集、全集的形式出版，大量的奏折、公函、書牘、電稿得以保留，這些史料，以“浩如煙海”喻之，毫不過分。

現代史家的研究愈來愈像偵探辦案，首先要竭盡所能搜集史料，為了探源辨偽，揭示真相，支撐論點，史料當然是越多越好。以張之洞為例，民初公眾可以利用的已出版的史料，有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