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書摘（20140619）

周德偉談文章四變

周德偉在《我與胡適之先生》（收入《自由哲學與中國圣學》，中國社科出版社，2004，此書錯別字極多）一文中談到近代文章有四變，第一變是嚴復的譯述，用的是高深古文，但內容完全是西方第一流的哲學家、科學家的論著，已超出當時古文家的閱讀能力之上；第二變是孫中山創辦的《民報》與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以及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等報，行文如天馬行空，不守古文家法，引用西方學人的論據，并以極生動的筆調刺激人民反抗的情緒。文章已接近白話了；第三變是章士釗的《甲寅》，雖用文言，但已經不是中國書的內容了，文章比梁啟超更謹嚴、充實，當時的所謂名士，只能作艷體詩贈戲子，捧妓女或歌頌有權威的人士及軍閥功德，或寫寫諸記（按，疑為筆記或傳記之誤），說理論學已經沒有他們的地位了。周德偉認為，這種演變，原因在于中國的所謂哲學，屬于假想哲學，常無邏輯的推理，亦無科學知識作基礎，不能解釋社會事象，就沒人相信了。到了胡適出來呼吁白話文，有如風行草偃，是第四變了。

高達三分之一的報廢率

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李華瑞在一次會議上說，據不完全統計，1949-1999年間刊出的宋史研究論著總數多達1.5萬篇，其中絕大部分是1980年以后刊出的。與數量劇增相伴的，并非質量的提高，他認為在這1.5萬篇宋史論文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完全沒有學術價值的廢品，余下的到底有多少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也很難說。披露這一說法的李伯重認為，與其他學科比起來，歷史學界的產品報廢率可能還是比較低的，文科其他學科如經濟學之類，只會更高。（李伯重：《史潮與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紐約時報》的修辭技巧

劉亞猛在《追求象征的力量》（北京三聯，2004）中，從修辭學的角度，分析了《紐約時報》的一起新聞事故，2003年，該報處理了記者杰森·布萊爾編造假新聞的事件，表面上看，該報在頭版顯要位置披露了該記者在7個月內杜撰36篇新聞報道的丑行，似乎有點自揭家丑、壯士斷腕的意思，但在報道中，報社本身被描繪成一個因為對工作人員過于信任，對年輕記者尤其是非白人族裔出身的記者急于提供寬松的成長環境而慘遭欺騙的犧牲品，報社上上下下無不為此感到憤慨。換言之，報社和讀者一樣，也是受害者，而且，報社所遭受的背信棄義的殘害較一般讀者為甚，更值得同情（?。?。一樁丑事，就這樣成了自我宣傳和自我肯定。

內田樹論陰謀史觀

內田樹在《為什么他們是猶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中說，當一件毀滅性的事情發生時，相信有一個“罪惡元兇”（不論是共濟會，還是猶太人，還是其他）在控制著一切的人，與把事件當作神對人類施加的懲罰來接受的人，在本質上是同類。因為他們總認為現象的發生不是完全隨機的，而是由于背后一直潛藏著某種超越性的規律導致的。所以陰謀史觀對有于有信仰的人來說是一種陷阱。只有能夠信神的人才能夠相信惡魔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