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仍在抗戰 三個“慰安婦”的一生

　　她們曾有一個共同的稱謂：“慰安婦”。對她們來說，那場戰爭并沒有結束，來自身體與心靈的傷痛，直到生命結束那一剎那方能終止

中國“慰安婦”資料館目前只能容納研究中心現有資料的五分之一。圖為前來參加開館儀式的“慰安婦”林亞金（左），韋紹蘭（中）及其日本血統的兒子（后），萬愛花（右）

    ６２歲的“日本仔”直到最近才不恨媽媽     趙昀／圖

    袁竹林是香港女作家李碧華紀實作品《煙花三月》中的主人公　圖片由蘇智良提供

    林亞金選擇遠離人群，在山溝里住了幾十年      趙昀／圖

日本“慰安婦”資料館中的加害者資料   圖片由蘇智良提供

　?。吩拢等?，中國“慰安婦”資料館在上海師范大學開館，這是繼韓國首爾、日本東京之后，全世界第三個有關“慰安婦”的紀念資料館。
資料館展示了“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歷時１５年調查研究所得的各種資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里的富士山木雕、門板等實物證據，還包括當年日軍士兵強奸中國慰安婦使用過的避孕套和其他資料，還有大量關于慰安婦研究的影像和圖書資料。到目前為止，這些證據首次向社會公開。
參加開館儀式的有請來的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第一人萬愛花；曾作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亞金；最近被發現的廣西桂林幸存的“慰安婦”韋紹蘭和她日本血統的兒子；還有李碧華的紀實文學《煙花三月》里主人公袁竹林的養女，和一直在推動對日訴訟的王選及旅日中國電視人朱弘。
日本駐上?？傤I事館領事鶴岡千晴、副領事西野幸龍突然出現在資料館內，在蘇智良的陪同解說下，他們一個展板一個展板地看過去，并不停地拿筆記錄。足足有半個多小時，副領事邊看邊記錄。臨走前，鶴岡千晴在入口的“慰安婦研究”圖書義賣處停住，他看到墻上的文字說明：售書款將全部捐給慰安婦資料館。翻閱一會，他掏錢買下了一本書。

袁竹林　湖北  已故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８４歲的袁竹林因腦溢血昏迷不醒在廣東湛江去世。第一時間接到袁竹林養女程菲（小毛）電話的李碧華心亂如麻，接連寫下兩篇博客，“祝老人平安上路，忘掉今生恩怨情仇，一切解脫了。”
１９９２年，袁竹林的養女程菲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篇名為《索賠潮起于民間》的文章后致信作者童增，詢問如何替有“慰安婦”經歷的養母袁竹林向日本方面索賠。
１９９８年８月，應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何俊仁邀請，童增帶著袁竹林和養女程菲以旅游者身份參加了香港“九一八”研討會。在童增的勸說下，袁竹林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含淚把自己隱藏了５０年的被迫當“慰安婦”的經歷徹底公開。她的故事深深打動了為香港《壹周刊》雜志寫專欄的作家李碧華，接下來，李碧華對袁竹林進行了專訪。
不久，李碧華連續發表了《竹和葵在天涯》、《火澤睽》兩篇報道。袁竹林參加了由加拿大史維會主辦的會議，她代表中國“慰安婦”，與菲律賓、韓國受害者一起出席作證，在加拿大引起了強烈反響。
袁竹林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６日生于武漢，父親袁勝階，母親張香之，她是３個女兒里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難，父母把３個女兒都送人做了童養媳。１５歲時袁竹林結婚了，丈夫汪國棟是汽車司機，兩人婚后感情很好。
    但袁竹林沒有想到，結婚才一年時間，日軍進攻武漢。汪國棟奉命轉移到四川重慶，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漢。認為媳婦在家吃白飯的婆婆強逼袁竹林另嫁他人，和一個叫劉望海的人結婚。１７歲時，袁竹林生下一個女兒，取名榮仙。
戰亂中的武漢經濟蕭條，找份工作很難。１９４０年春，一個叫張秀英的人到處招旅社清潔工。袁竹林信以為真，和其他幾個女孩子一起報名參加。就這樣，張秀英領著她們坐輪船到了鄂州。
沒想到一上岸，端著刺刀的日軍士兵就將她們帶到一座廟里。一進門老板就命令她們將衣服脫光，檢查身體。袁竹林不肯，張秀英的丈夫就帶人用皮鞭抽打。身體檢查完畢，老板給袁竹林取了個日本名字“嗎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間七八個平方的小房間，里面只有一張床，一個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門口掛上了一塊六七寸長、２寸寬的木牌，上面寫著“嗎沙姑”。這天上午，門外就來了大批的日本兵，每個房間門口都排起了長隊。“第一天我……足足遭受了１０名身強力壯的日本兵的蹂躪。一個日本兵進入房間，在里面總要３０分鐘。一天下來，連坐也坐不穩，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就這樣，袁竹林和其他幾十個姐妹，成為日本兵的性奴隸。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傭來的一個中國廚師料理，質量差，數量少。她們要洗澡卻沒有地方，只能在廚房的木桶里輪流洗。
常常有軍官要求陪夜，一小時，二小時，甚至整夜的都有。來了月經，老板也不準休息，日本兵照樣擁入房間。剛進入慰安所，老板就逼著她們吃避孕藥。按照日軍規定，士兵必須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來的良家婦女，不會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過一段時間后，袁竹林就懷孕了。
懷孕后日子更苦了。袁竹林試圖與一個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結果沒跑多遠，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頭死命地往墻上撞，鮮血直流，從此她落下了頭痛病。她肚里的孩子也被迫做掉。
不久，鄂州日軍軍官藤村看中了袁竹林，讓慰安所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所。不久，藤村又把袁竹林送給了一個叫西山的軍官。１９４１年左右，袁竹林得到西山的允許回家探望，才知道父親已經因餓至死。丈夫劉望海也找不到了，袁竹林只得回到鄂州。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戰爭結束時，西山要袁竹林跟他回日本，或者去石灰窯（今黃石市）投奔新四軍。而此時的袁竹林只想找自己失散的母親，因此她回到了武漢，在母親的家鄉——武漢附近的一個山村，找到了母親。從此，母女二人靠洗衣、做臨時工維持生活。
１９４６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從朋友那兒抱養了一個才出生７０天的女孩做養女，起名程菲。１９４９年，袁竹林回到了武漢，住在吉祥里２號。對自己遭受的苦難，袁竹林閉口不提。但生活的平靜被打破了，母親在里弄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出她被日本人強逼為“慰安婦”的悲慘經歷。巷子里的小孩常追在她后面罵：“日本婊子”。
１９５８年，因慰安婦經歷，袁竹林被居委會強行吊銷戶口本和購糧證，住房也被沒收，逼著她去黑龍江北大荒插隊勞動。就這樣，袁竹林在北大荒米山建設兵團整整呆了１７年，種苞米、割大豆，過著缺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那里天寒地凍，一個月只有６斤豆餅，養女餓得抓泥巴吃，嘗遍人間的千辛萬苦。”１９７５年，農場有個叫王萬樓的干部見她實在太可憐，幫助辦理了手續，讓她回到了武漢。
回到武漢后，袁竹林和養女完全靠打工為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袁竹林的養女程菲拿著母親的遺物哭著說，“母親吃的苦太多了，她一生全毀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經常做惡夢，又回到了那個慰安所！因為日軍的毒打，她每日都要頭痛，頭痛時不能入睡，就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藥，每晚也只能睡兩個小時，大半夜就這么坐著，一直到天亮。”
２０００年，李碧華在已發表報道的基礎上，創作出版了《煙花三月》，并把這本書的稿費捐給了大陸的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和臺灣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委托兩家單位資助生活困難的“慰安婦”們。
２００６年２月，采訪過袁竹林的蘇智良、陳麗菲教授致電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詢問她是否愿意接受日本亞洲婦女基金會的一筆數額達２萬美元的撫恤金。這個基金會是在日本國會拒絕通過謝罪議案和立法撥款向受害人賠償的前提下，１９９６年由日本多個企業財團捐資１０億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擔任會長。
對經濟困難、病重的袁竹林來說，２萬美元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袁竹林卻拒絕接受這筆錢。
一個月后，袁竹林在武漢一家醫院的病床上去世。

韋紹蘭　廣西   ８８歲
８８歲的韋紹蘭和６２歲的兒子羅善學哭了。在中國“慰安婦”資料館大廳里的記者們面前，高出一頭的兒子緊緊摟住瘦小落淚的母親，他們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黑瘦的羅善學是１２歲時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和村里同齡的小朋友一起釣魚。有個小孩想要他的釣魚竿，他不給，小孩就罵他“日本仔”、“鬼子仔”。后來上小學，在老師的組織下，羅善學看了《地道戰》、《地雷戰》等電影后，才知道日本鬼子不是《西游記》里的妖魔鬼怪，而是另外一個國家的侵略者。
另一次，羅善學和村里的老伯伯一起放牛，老伯伯對他講了他母親被日本侵略軍抓去３個月后生下他的經歷。他哭著回家問媽媽，媽媽只是掉眼淚，不肯說話。那時候羅善學才明白，為什么父親羅詎賢在給他和弟弟妹妹分糖時，給他最少；家里吃飯的時候，妹妹吃的都是白米飯，他只能吃夾了紅薯、芋頭的雜飯；弟弟妹妹上學讀到初中畢業，他小學念到３年級就回家砍柴放牛；小時候他渴望父親像對待弟弟妹妹一樣擁抱他，卻經常被父親抽嘴巴。
韋紹蘭覺得自己連累了兒子。１９４４年冬天，日軍占領了廣西荔浦縣，在一次例行的“大掃蕩”行動中，新坪鎮桂東村２５歲的韋紹蘭背著１歲多的女兒跟隨著村里人向村北的牛尾沖山上跑去。背著孩子的韋紹蘭快要抵達山洞時，幾個端著槍的日軍士兵突然出現在她面前。
韋紹蘭和孩子被日軍抓住后，和另外６個婦女被拉上汽車，送到了日軍軍營，關進了一間狹小的泥土磚房里。第二天，來了一個日本軍醫，他讓韋紹蘭脫光衣服，對她進行身體檢查。
韋紹蘭回憶說，最早強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著刺刀進屋的。見她不肯脫衣服，他很生氣，拿著刺刀對準她的女兒。韋紹蘭只得脫光衣服，任其所為。直到他離開房間，她才敢哭出來。為防止孩子哭聲打攪，有的日本士兵會帶幾塊糖塊。如果這時候孩子哭出聲音，士兵往往舉手就打。
“他們大多數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時候一起拿出去燒。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沒辦法……有時候一個人來，有時候兩個人來，有時候一起進來三個……”因為歲月久遠，韋紹蘭已不記得讓她懷孕的士兵究竟是誰。強奸她的士兵，既有５０歲的老兵，也有２０歲出頭的年輕人。
韋紹蘭她們有時還會被軍用汽車送到其他軍營。日本士兵逼著她們穿上和服，或者只穿一件日軍軍裝。平時她們不能出門，一日三餐后勤兵送到屋里，就連外出上廁所也有士兵跟蹤。不管語言通不通，只要士兵進來，她們就必須起身，彎腰鞠躬，接著脫衣解扣，慢一點都會招來打罵。
不久，最讓她恐懼的事情發生了。在軍營里呆了兩個多月的韋紹蘭的例假一直沒有來，她懷疑自己懷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這段地獄般的日子持續了３個月。一個凌晨，裝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韋紹蘭帶著女兒逃出了軍營，朝著日出的方向跑了兩天才回到家里。丈夫羅詎賢正在吃飯，看見妻子，他愣了一下，對妻子說，“快吃飯吧。”
此時，跑得雙腳血肉模糊的韋紹蘭才哭出聲來，眼淚不停地往下掉。放下手中飯碗的羅詎賢也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對她說，不怪你，因為你是被抓走的，現在回來了就好。
幾個月后，和她共患難的女兒病死了。再過了幾個月，韋紹蘭生下了羅善學。雖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羅詎賢看著不屬于自己的孩子，聽著村里人的風言風語，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
“我當時很害怕，但仔細想一想，孩子是沒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韋紹蘭，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兒子不僅得忍受在外受氣的丈夫的謾罵，還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羅善學一直覺得自己來到這個世界是個錯誤。長期遭受歧視和被同齡人欺負，羅善學的性格漸漸變得內向、孤僻、易怒，不敢接近人多的地方，見到人他會緊張、心慌、害怕。
因為出身問題，幾十年里，羅善學找不到媳婦。有次，因為患上皮膚病沒錢醫治，羅善學上山挖了斷腸草吃，想要自殺，結果沒死成，病倒是好了。
如今，６２歲的羅善學仍然一個人過。在他住的村子里，比他年輕的人都喊他“日本爹”、“日本爺”。“我恨媽媽，她為什么要把我生下來，讓我受這么多罪。”這樣的想法一直持續了幾十年，直到現在才消除。
    “我心里恨媽媽，又可憐她。”在田間勞累了一輩子的羅善學現在和母親住在一起，相依為命?？糠排?、養雞和采草藥過活。采訪過程中，羅善學突然號啕大哭：“我這輩子就全完蛋啦！就因為是日本崽，連老婆都討不到！”
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準備帶著韋紹蘭母子前往日本尋找羅善學的父親。“一是在日本介紹日軍當年在中國興建慰安所的情況；二是揭露日軍在廣西的獸行，讓日本國民和媒體都清楚這些歷史；然后再一步步推進到個人，盡可能多地發動日本人為其尋找父親。最終目的就是要讓日本政府承認歷史，讓悲劇不再重演。”

林亞金　海南  ８１歲
瘦小的林亞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緊張。面對著包圍過來的記者，只會說黎族語言的她一個勁地往角落里躲閃，滿臉慌亂，手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生于１９２６年的林亞金是海南保亭縣南林鄉人，在６個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幾個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現的日本士兵抓住帶回到日軍軍營。當時，林亞金１７歲，正值青春。
“他們把我們４個女的關在崖縣一個叫什漏的村里。每人一間茅草房，睡在一張木板床上。白天曬鹽、煮酒，給日軍洗衣服、搞衛生。當天晚上，日軍把我們叫到指定的房子里，他們排隊輪奸我們，痛得我使勁地喊，他們就煽我嘴巴，不讓我出聲，一直捱到他們倦了才停下來。如果有人叫喊，拖出來打，讓我們像牛一樣趴在地上，肚子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挨打的時候，我們四肢還必須用力撐著，要不然就會受傷。”林亞金回憶說。
“從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來找我，每次３至５人不等。往往是一個強奸，其他的在一邊看，還笑。連我來月經時也不放過，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們來，弄得滿身經血。有時候，為誰先誰后，他們還打起架來，有時候連嚇得躲在角落里的我，也被他們跟著打傷了。過了兩個月，我整個身體都浮腫了，陰道糜爛，尿呈紅色發臭。”
在同為黎族的一個偽軍中隊長的幫忙下，林亞金提出家中母親病危需要回家探望，自己也順便看醫生，日軍準她回家。林亞金到家后，才發現父親病情嚴重，不久就去世了。母親見到女兒，一把抱住她哭著說：“你還活著啊。”
經過母親幾個月的調理，林亞金終于恢復了健康。而和她一起被抓到日軍軍營里的另外三個姐妹，直到日軍投降才帶著一身病回到老家，因為沒有找到對癥的藥醫治，痛苦地死去。
因母親體弱多病，迫于生活壓力的林亞金到羅朋村一戶人家幫工，半個月不到，又被當地巡邏的日本兵發現，把她在山上輪奸了。擔心日本士兵再來找麻煩的主人讓她趕緊回家。不久，因為弟弟生病在縣城住院醫治，前去探望的林亞金在經過一個日軍哨所時，再一次被３個執勤的日軍士兵輪奸。這以后，她再也不敢出門了。
這３個月的經歷把林亞金的一輩子改變了。在母親去世以后，害怕村里人鄙視的林亞金和弟弟離開了老家，搬到了姐姐所在的地方。
１９５０年，林亞金靠著黎族對歌的傳統，認識了羅葵什號村的丈夫。在結婚一年后，她才告訴丈夫自己被日本人強奸的事。同為黎族的丈夫聽完什么也沒有說，只是緊緊地握住她的手。
不久，經朋友介紹，林亞金丈夫離開農村進入當地鎮政府機構幫忙。在和丈夫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她曾經懷孕，但這個孩子最后沒能保住，流產了。在接下來的土改和肅反運動中，她丈夫的成分被劃為“地主”，被列為政治改造對象。在丈夫被押送到三亞去勞動改造以后，林亞金曾經趕去探望丈夫。丈夫當時安慰她說，自己沒什么事，是被人誤解了，相信上面會把事情搞清楚。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林亞金再也沒有見到她的丈夫。在接下來的政治運動中，被當地人稱作“日本娼”的林亞金也成了批斗對象。在漫長的歲月里，沒有人再敢接近林亞金，也沒人敢和她說話聊天。村里人經常諷刺林亞金的過去，讓她非常難堪，經常以淚洗面。
為躲避過去，林亞金搬到了無人、偏僻的山區里，一個人遠離人群，孤立無援地活下來。后來她收養了一個小男孩，在山溝里一住就是幾十年。“直到現在，我還經常夢到當時的情景，太可怕了。我不敢一個人上山，不敢走夜路。”即使是現在，在睡夢里林亞金也時?；氐竭^去的場景，在大汗淋漓中驚醒。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姓張的小學老師無意中聽說了林亞金的經歷，找到了住在至今仍沒有通公路的林亞金住處，希望能夠把她的經歷記錄下來。在鄉政府的鼓勵下，林亞金面對著幾次上門的張老師放聲大哭。
在得知她的經歷后，蘇智良夫婦從上海趕到海南，在保亭縣南林鄉羅葵什號村后山見到林亞金，當時她光著腳剛從地里放牛、割草回家，正準備熱大鐵鍋里煮好的野菜吃。“我當時好奇，指著鐵鍋問了一句，‘這煮的是豬食嗎？’林亞金告訴我說，‘她先吃一部分，剩下的再給豬吃。’”蘇智良的愛人陳麗菲當時就落了淚。
不久，蘇智良的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把林亞金納入到援助對象中，從２０００年開始，每個月寄給她１００元錢，后來又增加到２００元。在蘇智良見過的大多數“慰安婦”采訪對象中，像林亞金這樣過著貧苦生活的人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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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
　　指的是按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的命令，被迫為日本軍隊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在二戰期間，全世界至少有４０萬婦女被日軍強征為“慰安婦”，受害者涉及中國（包括香港、臺灣地區）、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亞洲的白人婦女。中國至少有２０萬以上的婦女先后淪為“慰安婦”，朝鮮半島的受害者約在１４萬－１６萬人。

●河野談話
１９９３年８月４日，時任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即“河野談話”。河野表示要通過歷史教育，讓人們永遠記住“慰安婦”這些事。他承認，日軍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慰安所設置、管理以及運送“慰安婦”，“慰安婦”的“募集、移送和管理都是在有違本人意志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是一個在當時軍隊的參與下，給很多女性的名譽和尊嚴帶來嚴重傷害的問題”，并表示要“從內心加以謝罪和反省”。對“河野談話”，日本方面的解讀是這樣的，即日本政府承認“慰安婦”和慰安所是存在的，但是日本政府和軍方并沒有直接從東京（中央）下令強制招募“慰安婦”，而是分布在日本占領區的日軍要求私人交易商設立這樣的慰安場所。也因此，日本接受“慰安婦”歷史的“道德責任”（ｍ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并對此表示遺憾，但不接受賠償（慰安婦）的“法律責任”（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美國國會的“慰安婦”提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１日，來自加州的民主黨日裔眾議員麥克·本田聯合６名眾議員在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提出“Ｈ．Ｒｅｓ．１２１”決議，敦促日本政府就二戰“慰安婦”問題應該“以一種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認、道歉、并承擔歷史責任。日本首相也應該以官方身份予以公開道歉”。美國國會眾議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于６月２６日進行了審議，最后以３９票贊成，２票反對而通過提案，將交眾議院表決。

●安倍“道歉”
２００７年３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回應美國國會關于“慰安婦”問題的提案，多次矢口否認日本政府與“慰安婦”的關聯，宣稱“慰安婦”并非強迫。在美國及世界各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３月下旬，安倍晉三不得不承認“慰安婦”問題，并在４月訪問美國時，再次在美國國會確認其道歉立場。
但安倍是以“日本首相”的名義，而非如“慰安婦”受害者所期望的那樣，以日本政府的名義正式進行道歉。而且，安倍及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拒絕承擔“慰安婦”問題的法律責任。

●美國教科書首次提及“慰安婦”
　　在一冊名為《傳統與碰撞：全球視角看歷史》的歷史教科書里，第一次出現了３０萬“慰安婦”的故事，這本書已在弗吉尼亞州使用。
　　（蘇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