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嚼大咽經典名著的一代日本“大正教養主義”與日本讀書論
“我為什么要知、要探索、要思考，而非渾渾噩噩地茍活于世？沒有什么為什么，我只是單純地不甘止于此而已。我總要到我外面去，到我上面去，到我深處去，這不滿足于我、不停留于我，正是最能定義我之為我的那個東西?！?/blockquote>責任編輯：劉小磊
1947年，巖波書店前晝夜排隊、等待購買《西田幾多郎全集》的讀者
“我為什么要知、要探索、要思考，而非渾渾噩噩地茍活于世？沒有什么為什么，我只是單純地不甘止于此而已。我總要到我外面去，到我上面去，到我深處去，這不滿足于我、不停留于我，正是最能定義我之為我的那個東西。”
日本大正時代，碰巧是跟中華民國同時開始的，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是個特別值得玩味的時代。日本有句成語，叫“豬突猛進”，大正時代正是一個在文化上“豬突猛進”的時代。一方面，明治以來吸收洋學的成效在此時發酵完成，另一方面，承繼自江戶時代的漢學傳統遺風未墜。大正時代，是活潑潑地從西洋、東洋兩個文化體系中肆意擷取的時代，這種左右采獲的欣快感及均衡感，在日本的歷史上也是獨此一時而又曇花一現的。
從政治背景上看，就在大正時代開始前的1910年、1911年，有所謂“大逆事件”。到了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勢力抬頭。大正文化，可謂是在兩個深谷間的一峰突起。這種政治上的短暫寬松、文化上的“豬突猛進”，與幾乎同時的德國“魏瑪時代”有相似之處。它的燦爛與它的短暫，互為表里，互為因果。
“教養主義”的真髓
戰后對大正文化的回顧總結，有“大正教養主義”的提法。“教養主義”一詞，確能道出大正文化優點、缺陷之三昧。教養，當然來自德文Bildung一詞。事實上，大正時代的教養主義，就脫胎于德國式的對教養的理解與憧憬。
三木清的文章《讀書遍歷》中有對“大正教養主義”有極深刻的評說：
首先，那是個勇于冒險且積極向上的時代，那時候學生普遍對政治抱有強烈的關心……然而緊接著的是與之相反的內省且充滿懷疑的時期，就是在這樣的風氣中，所謂“教養”的觀念在我國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因此這種教養的觀念就其由來而言是文學乃至哲學性的，而不包括政治性的教養，毋寧說是政治因素作為外在的東西被有意識地除去并排斥了。教養觀念的形成主要源自漱石門下那些受到科培爾博士影響的人們。阿倍次郎的《三太郎的日記》是其中的代表性先驅，我也曾在宿舍熄燈后的燭光下耽讀此書。……
雖然遇上那場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事件，我們對政治卻毫不關心，或者說是得以毫不關心。而后支配我們的反倒是那種“教養”的思想。并且這種思想有著輕政治而重文化、反政治乃至非政治的傾向。是一種文化主義的觀點。所謂“教養”的思想是文學和哲學式的。這種思想特別重視文學和哲學，輕視科學和技術等，將之看做是不屬于“文化”而屬于文明的東西。換言之，大正時代的教養思想是作為明治時代的啟蒙思想——以福澤諭吉等人為代表——的反動而興起的。這就是在我國“教養”一詞所擁有的歷史含義。
這兩段文章的內涵極豐富。從事實層面上講，三木清指出，在東京執教的德國人科培爾對“教養主義”的形成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說，“教養主義”這種文化理想，是像打青霉素一樣，從外部注射到日本的文化肌體里的。其次，三木清提到了“大正教養主義”最具代表性的讀物：《三太郎的日記》。按照齋藤孝在《讀書力》一書的說法，“教養主義的代表作品有大正三年出版的阿部次郎《三太郎的日記》、大正六年的倉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大正八年的和辻哲郎《古寺巡禮》、大正十年的倉田百三《愛與認識的出發》以及西田幾多郎《善的純粹經驗》”。正如三木清總結的那樣，“教養主義”的總傾向是思想性，因此，我們絲毫不奇怪地看到“教養主義”代表作品的作者都是思想家，甚至是哲學家。
德語翻譯家高橋英夫在他的文章《德國近代思想與日本人》中提到一件好玩的事。說是兵庫縣篠山地方原來有一首民謠，開頭一句唱的是“でかんしょ”，發音近似中文的“笛康叔”，舊制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前身）的學生就把這首民謠借用過來，在同學間廣為傳唱。在他們口中，這個“笛康叔”，就成了“笛卡爾、康德、叔本華&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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