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經濟坐標（18）

聯盟的博弈

——華為“被造城”

素來低調的華為總裁任正非可能沒有想到，會遇上這么一樁“好事”。

去年末，熱情的深圳政府——準確說是華為所在的龍崗區政府——對外高調宣稱，要為明星企業華為造一座“城”，并且希望直接冠上華為的名號。

今年4月份，當龍崗區政府官員拿著規劃圖前往華為商榷時，任正非親自接待。但他對華為周邊即將興建的那些高樓提出了異議，并明確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華為的名號”。

但這并不能阻止政府的熱情。當區里將方案上報到市里，沒想到后者更加重視——8月中旬，深圳市給出新的意見： 充分尊重華為的意愿，重新修改規劃方案。

天上掉下個“華為新城”

一開始規劃面積為華為周邊7平方公里。后來區里向市里匯報，后者非常重視，規劃面積一下子翻了三倍多。

造城的想法，源于新上任的龍崗區區委書記蔣尊玉。

2009年10月24日，蔣接到委任狀。12天后，他將第一次視察的第一站選在華為。

一位陪同的記者介紹，與以往的官員視察不同，蔣沒有直接到華為總部，而是先坐車繞著華為周邊轉了一個多小時。

現年53歲的蔣尊玉自稱是“華為的老朋友”。1998年，華為在龍崗坂田圈下1.3平方公里土地，建設總部基地，蔣正擔任該地區規劃國土分局局長。

彼時，坂田尚是布吉下屬的一個鎮，偏安于深圳關外，“荒地”一望無際。華為與富士康在同一年來到這里，給周邊帶來巨大商機，村民們不再種莊稼，轉而開始“種房子”。幾年時間，華為和富士康就被包圍在了一片“握手樓”中。

但這種共生共長，卻讓華為片區變成了一個涇渭分明的兩極地帶，華為員工們描述說，“進門是歐洲，出門是非洲。”

華為基地如一座夢幻之城，寬闊干凈的雙向四車道兩邊，是四季常青的樹木和花草，一大片歐式建筑掩映其中。在它周圍，馬蹄山村，新圍仔、中心圍、禾坪、風門坳等城中村形成一個包圍圈，將華為那些建筑的光芒打了回去。

一個多小時的轉悠中，蔣尊玉感受到了這樣的逼仄。參觀完華為，他主動提出，龍崗區會爭取市里支持，通過改造周邊環境、引進有實力的開發商、建設醫院等生活配套設施，高標準打造一個“華為新城”，讓華為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能享受良好的環境。

接待他們的華為常務副總裁郭平當即開玩笑道，“華為總部周邊沒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費。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多建設點好吃好玩檔次高一些的設施，華為人都比較喜歡吃，有幾家上檔次的餐館就好了。”

然而，讓華為沒想到的是，兩個月后，龍崗區政府對外組織了招標，開始研究華為周邊的規劃，并直接冠上了“華為新城”的名號。

龍崗區城改辦副主任陳耀進介紹，一開始規劃面積為華為周邊7平方公里。12月下旬，龍崗區政府向市里匯報，市里也非常重視，規劃面積一下子擴大到21.9平方公里，翻了兩倍還多。

而且，名稱也發生了改變，考慮到華為周邊還有十多家高科技企業，干脆將名字改為“華為科技城”。

大部分與華為無關的“華為城”

華為媒體負責人顧科輝通過公關公司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造城是政府的主意，與華為無關。”

然而，讓龍崗區政府沒有想到的是，它們的一番“好意”，華為卻表達了不同意見。

今年4月份，拿著規劃圖，龍崗區領導專程前往華為，任正非親自接待。據知情者透露，對這一方案，任正非提出了批評，他明確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華為的名號”。

8月5日，華為媒體負責人顧科輝通過公關公司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造城是政府的主意，與華為無關。”

華為并不是沒有建設熱情——在其全球總部坂田基地的建設上，華為用心至深，累計投入已近100億元。連由市政府投資建設的片區主干道，華為都自掏腰包幾千萬買來珍稀樹種種在兩邊。

龍崗區城改辦副主任陳耀進介紹，任正非對規劃方案意見最大的，是華為周邊即將興建的那些高樓。

知情人透露，任也希望，“華為科技城”——如果要用這個名號的話——保持低密度。任甚至提出，希望將周邊雜亂的建筑物推倒重來，以華為基地的高標準進行改造。他甚至拿出葡萄牙的里斯本作為規劃建設的參照標準。

這個歐洲小鎮是葡萄牙的首都，也是葡萄牙最大的旅游城市，整個城市分布在7個小山丘上，綠地占了這個小城面積的近20％。

而任之所以提出不要用華為的名號，據知情者透露，一是其奉行的低調風格使然；另一方面，任也覺得，這個“城”，絕大部分與華為無關。

根據目前正在編制的規劃，華為科技城的定位是： 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功能的城市復合型片區。其中，包括至少五家四星級以上酒店、一批大型貿易綜合體項目和眾多樓盤。

坂田區街道辦舊改辦負責人連永京告訴記者，規劃中將會為華為留出產業發展用地，但“留出多少，要視華為需要以及舊改推進力度”。

但不管留出多少，“華為科技城”中屬于華為的地肯定是一小部分——華為坂田總部基地占地不過1.3平方公里，而設計中的這個“城”，占地為21.9平方公里，這幾乎相當于華為所屬的整個坂田街道（相當于鎮）的面積。

“華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沒有華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創新城市這塊牌子。華為現狀，政府有愧！”蔣尊玉說。

二十二年前，從部隊轉業的任正非以2.4萬元資本注冊深圳華為公司，開始代理香港HAX模擬交換機時，根本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受到如此禮遇。一個廣為流傳的細節是，那時任正非到銀行請求貸款時，見誰都發名片，非常謙卑。

1998年，華為成為中國最大通信設備制造商。到了2009年，華為銷售收入已達近1500億元，其中一大半都來自全球100多個其他國家。

毫無疑問，坂田、龍崗、深圳，早已滿足不了它的野心。在華為的全球布局中，深圳的地位逐漸弱化。

但恰恰與此相反的是，對于深圳來說，華為這樣的企業卻越來越重要。“華為咳嗽，龍崗區就開始打擺子。”龍崗區區長張備在媒體公開形容說。他們不可忽略的現實是，華為所創造的產值和出口分別約占到龍崗區工業產值的40％和35％。

據龍崗區稅務部門的一位官員介紹，這個區的年稅收計劃甚至都是根據華為的銷售額來制定。去年初，龍崗制定的目標是12.5％，因為華為年初預定的增長率為40％。但沒想到，隨后，占華為工業總產值約17％的一個分公司華為移動通信搬遷出去，導致這部分產值也轉了出去，使得龍崗區保增長的難度遽然加大。

剛剛上任的區委書記蔣尊玉原打算去考察轄區的11個街道，獲知這一消息后，決定哪兒也不去了，先去華為——也正是這次視察，促使其提出了建設“華為新城”的設想。

在這次座談會上，蔣坦誠地說，“華為有什么困難，盡管提。”“華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除了稅收的現實支撐，華為對龍崗和深圳的意義，隨著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時期的到來，而愈發變得舉足輕重。

到現在，華為已經是深圳市單位面積產出最高的企業。更重要的是，華為的存在為周邊的產業升級提供了一個“火車頭”。

在制造業遍地的深圳，華為是其中并不多見的科技企業。華為已經連續六年蟬聯中國企業專利申請數量第一，連續三年蟬聯中國發明專利申請數量第一。其所創造的專利數目占了深圳專利數的一大半，有公務員開玩笑說，如果華為搬離深圳，每年的匯報材料都不知道怎么寫，至少，這些專利都將會是“零”。

當全國上下都提出要轉型升級，而深圳更是提出要做創新型城市時，華為就成為了一張最拿得出手的名片。蔣尊玉在媒體公開表示說，“沒有華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創新城市這塊牌子。華為現狀，政府有愧！”

其實，這幾年來政府對華為已經是無微不至。

2005年，深圳專門成立了“服務華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就是市長。依次而下，區里和街道都設立了同類機構。

2006年，原本在距離華為十幾分鐘車程辦公的坂田街道辦干脆在華為對面租了棟廠房，改裝成了“第二辦事處”。這個辦事處很快就成為主要辦事處，街道辦的領導都集中在此辦公。街道辦還專門成立了“華為周邊整治辦公室”，其中包括一支特別為此成立的城管執法機動中隊。

負責這個轄區清潔工作的是坂雪崗城管所，全街道唯一一輛專用機掃車就放在這個所。所里唯一的一輛灑水車，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不間斷地圍繞華為基地轉。

造城計劃更是政府對華為的“貼心服務”。負責初始方案設計的深圳市清華苑建筑設計公司總設計師張曙告訴記者，鑒于住房政策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華為科技城在規劃上還將對政策性保障住房配置有所傾斜。他表示，一般來說，工業用地中建設配套住房的比例是7％—8％，“在規劃中，我們適度調高了比例”。

龍崗區城改辦副主任陳耀進估算，整個片區僅公共配套設施的改造和新建，“初步預算需要110億元”。

不同的算盤

新的方案規劃說：“核心在于實現以華為帶動地區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而非簡單的‘華為＋地產開發’的模式。”

然而，雖然一面宣稱“華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但在另一方面，對于任正非提出的要求，地方政府卻又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都像華為那樣建低層，豈不是浪費？”龍崗區城改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直言不諱。

對于龍崗區，以及整個深圳來說，土地，如今成了最為稀缺的資源。

對于龍崗區的執政者來說，建設華為科技城，一方面，政府是想改善華為周邊的環境；另一方面，也想傍上明星華為，借機發展。而打造華為科技城就是為華為這個強力的“火車頭”提供一個發揮能量的平臺。

龍崗區位于深圳關外，在深圳的八個區中，屬于后進之列。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其雖然擁有華為、比亞迪等高科技企業，但除了稅收，其實并未從中分享到更多好處。

“華為是深圳的名片，也是龍崗的名片。”龍崗區政府城改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說，“龍崗應該依托華為的優勢，做更多的事情。”

事實上，“華為科技城”的概念被提出之后，就成了龍崗區的一大熱詞，區領導幾乎“逢會必提”。

5月份，龍崗區政府舉行了專門的“華為科技城成果匯報會”，盡管方案的最終確定，還有待市里批準，但在各種場合，這儼然是一個已經成型的項目。幾個月前，佳兆業新鴻基等地產商就已經與龍崗區政府簽約，開始承建城中不同項目。在坂田街道辦進門處，這些都被制成了展板以供參觀。

“我們會尊重華為的意見，但肯定不是全盤接受。”不止一位受訪當地官員向記者表示。龍崗區城改辦副主任陳耀進介紹，不僅區里，市里同樣很重視這個“項目”，之所以“匯報一次，面積就擴大一次”，就是因為大家“越想越清楚”。

不過，深圳市的打算并不一樣。

對于規劃方案，華為總裁任正非的不同意見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視。8月中旬，市里給出了新的意見： 充分尊重華為的意愿，對規劃方案進行重新修改。甚至連規劃的設計方，深圳市政府都親自指定了另外一家。

修改的意見有三： 一是調低周邊的容積率，建議“不要用高密度的規劃方案破壞華為本身的景觀氣場”；二是充分考慮華為自身產業發展用地，關聯企業配套用地，以及華為員工的居住生活娛樂等各方需求；三是不要將眼光局限于龍崗，“要依托這一項目，帶動周邊的龍華、寶安等地發展”。

新的方案規劃說：“核心在于實現以華為帶動地區產業發展和產業升級，而非簡單的‘華為＋地產開發’的模式。”

而原名“華為科技城”也不再提及，新的設計方——具有市政規劃甲級資質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深圳分院給出了一個全新的名字：“深圳特區擴容示范區”。

附： 聯盟的博弈

——河南是如何搶到富士康的

陳中小路

如無意外，8月20日，一個相當于四個富士康深圳龍華園區那么大的工業園，將開工建設。

這時候，距離郭臺銘駐足這片空地正好兩個月。

那是6月20日，35℃的高溫天。下午三點多，一天最熱的時候還沒過，河南省省長郭庚茂已經趕到距離省會鄭州25公里遠的新鄭機場，專程等待一位貴客的出現。

這位能勞煩省長親自恭候的貴客，正是臺灣首富郭臺銘。這位電子界巨頭，自稱為“打不死的蟑螂”，旗下工廠的出口額占整個中國出口額近4％。

就在他的公司發生令人震驚的連跳事件時，地方官員們卻接踵而至，爭相與他見面。

離開機場，一行人驅車來到不遠處振新路東側的大片空地上，郭臺銘與陪同的一眾河南省官員在這指點交談。次日一早，郭臺銘就飛離鄭州。

這不到半日的會面，賓主雙方均秘而不宣。不過，郭臺銘一邊摟著一歲多的寶貝女兒小妞妞逗笑，一邊與河南高官們洽談的故事，在當地官場迅速傳開。

而兩個月后，一個規劃占地面積達10平方公里、計劃用人30萬的富士康工業園將在這里開始生長。

落子中原

“（富士康項目）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納18萬人就業，還能使全省的出口額翻一番甚至兩番。”

這個大得驚人的工業園區，面積是富士康大本營深圳龍華園區面積的四倍多。這也是繼武漢富士康科技園區之后，又一個巨無霸級的富士康項目。

記者獲得的項目勘探資料顯示，即便是本次率先啟動的一期工程，整體占地面積也超過7000畝。而早前新華社只是保守描述稱，“富士康工廠第一期占地約2000畝”。

根據富士康和鄭州市政府初步達成的計劃，作為富士康核心業務之一的蘋果手機整機生產項目，將從深圳內遷至此，最早于明年上半年投產。

7月23日，這個項目的投資方“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已經在鄭州市工商局注冊成立，注冊金額為1億美元，投資總額達2.98億美元。

該項目工廠計劃將在2011年8月之前分三批交付使用，屆時將達到日產蘋果手機20萬臺的生產能力，保守估計年出口額也有130億美元。

對此，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最近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道，“（富士康項目）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納18萬人就業，還能使全省的出口額翻一番甚至兩番。”

根據鄭州海關的統計數字，今年上半年河南省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77.1億美元，其中出口46.5億美元，預計全年出口額約為100億美元，遠不如富士康一個廠的出口額。

在河南，媒體已經在連篇累牘地憧憬，未來隨著富士康和配套企業的入駐，以及物流、餐飲等服務業的發達，將誕生一個人口規模達50萬的“新城”，地方政府則將在這里興建學校、醫院和公交系統等基礎設施。

不僅如此，在鄭州乃至周邊地市，還有其他若干富士康投資的項目已經落地或正在商談。

8月2日，在鄭州出口加工區內，已有一個廠房面積達6萬平方米的IT零組件項目宣布投產，并引得媒體廣為報道。這個項目計劃用工人數超過8000人，未來主要生產蘋果手機外殼等組件。

此外，還有位于鄭州中牟新區的一個IT插件及線纜項目、位于鄭州金水區的富士康集團集零售、批發、電子商務、物流集散的大陸地區總部等項目，也在推進之中。

河南省商務廳外資促進處處長張旭升滿懷期待地表示，“我們將繼續爭取更多項目落戶河南各地。”

數年召喚

幾年來，雖然領導小組上的人員名字，隨著官員們職位變動不斷變化，但當地對富士康的召喚，始終不變，卻始終不得。

在張旭升看來，這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產業轉移步伐加快”的形勢下，河南、鄭州兩級官員“持續不斷邀請”的結果。

在省長郭庚茂機場守候郭臺銘之前，對富士康，河南已經歷了三年乃至更長的守候。在這背后，還有河南對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期待，從李克強主政時代提出的“東引西進”算起，更是已有十幾年之久。

鄭州市政府文件顯示，早在2007年，鄭州市政府就成立了一個級別很高的“富士康科技集團鄭州投資項目協調推進領導小組”，小組由市長趙建才擔任組長，多位副市級干部擔任副組長，各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小組成員。

這時，當地一度傳出富士康落戶的風聲。那一年，富士康的內遷初成趨勢，在河北廊坊、湖北武漢、遼寧沈陽和營口等地相繼投資建廠，但河南未能分羹。

此后，雖然富士康“IT產業園”等名稱不斷出現在河南省的重點建設打捆項目、對外經濟合作項目、自主創新工程等各種名單上，但合作都無實質性進展，雙方往來只是斷斷續續的保持溝通。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史璞指出，河南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省份，居民收入和財政收入水平有限，意味著靠消費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能力亦有限。而作為一個內陸省份，經濟外向度也比較低，出口亦和沿海地區有較大差距。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富士康之于河南，意義非常直接——GDP、出口額、就業、稅收等，還能撬動河南相對較弱的IT產業。

幾年來，雖然領導小組上的人員名字，隨著官員們職位變動不斷變化，但當地對富士康的召喚，始終不變，卻始終不得。

不過，這個夢想，卻是伴隨著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的不斷增加而成真。

這時的富士康，和深圳的關系走向微妙，也加快了內遷的步伐： 一方面，在跳樓事件持續發酵過程中，富士康被深圳認定為“管理有問題”；另一方面，單位面積產出更高的華為、比亞迪等本土企業，正在獲得更多青睞。而在民間、學界乃至政界，正有越來越多的聲音呼吁富士康為深圳的產業升級騰出空間。在一份深圳經信委的調研材料中，對于富士康這樣的外資高新技術企業給出的描述中，專門提到“稅收貢獻較少，明顯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在河南“竭盡全力”的邀請下，富士康心中的天平發生了傾斜。

迅速牽手

“當時，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們就住在龍華。”

一直以來，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爭奪戰中的一員。

事實上，對富士康而言，邀請的話聽得多了，省級領導親自登門拜訪已是常態，市級領導被攔門外的事情，亦有發生。

正是因此，多位河南官員認為，和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打交道，這次的“上層路線”至關重要，比起過去自下而上的溝通方式，高層對話才是“王道”。

他們有了和郭臺銘打交道的絕佳人選。

當地政界人士透露，去年年底到河南就任的省委書記盧展工，原為福建省委書記，福建本就是對臺經貿工作前沿，因此盧展工與郭臺銘過去在各種活動中時有碰面，早有交情。同樣是去年調任河南省省長的郭庚茂，早前在河北省任職其間，亦是因為富士康廊坊廠的投資建設的關系，與郭臺銘相熟多年。

在河南方面看來，合作轉機是出現在3月，此時富士康跳樓事件尚只是初露端倪，還未引發全國性關注。

富士康派出了一個先遣組，到鄭州進行了為期一周的項目綜合考察。“當時富士康絕口不提是否有投資意向，他們給我們一個提綱，對其關心的諸多問題予以咨詢，從這些問題看，涉及IT產業、LED和人力資源等方面。”一位參與接待的官員透露，“那時候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什么，我們不知道。”

這次考察之后，河南迅速將對接從市上升到省級層面。

5月中旬，郭臺銘與河南省相關領導，在上海有過一次小范圍的高層接觸，拉開了雙方談判的序幕。而這正是跳樓事件集中高發之時，富士康內遷的步調明顯加速。

“在那之后，河南鄭州兩級政府相關部門和富士康之間，一個月內展開了四輪商務談判——我們去了一次，他們來了兩次，最后我們再去了一次。”上述官員表示，四輪都是大規模談判，參與范圍廣，涉及領域多，戰略合作內容、落戶政策、投資項目和人力資源等各方面問題全都涉及。

隨著商務談判的推進，6月20日下午，出現了本文開始的一幕，郭臺銘會見郭庚茂，這雖不是兩人就此事的第一次見面，但卻是唯一一次郭臺銘就此事親臨鄭州洽談。

當天，在參觀了未來的富士康工業園所在地之后，郭臺銘還被帶去參觀了鄭州新區CBD，這是一個近幾年當地巨資新建的一個現代化商業中心，在當地人看來，足可比肩上海陸家嘴和深圳深南大道。當地官員希望以此加強郭臺銘投資鄭州的決心。

晚間，賓主共進了一場花費不菲的晚宴。對河南的官員來說，富士康河南投資的懸念，可以說是觥籌間基本落定。

隨后，由河南省常務副省長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長帶隊，一個由各相關部門領導組成的幾十人龐大代表團，前往深圳最后洽談。

參與談判的鄭州市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副主任張保成說，“當時，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們就住在龍華。”

在那里，雙方就項目等方面對接的各種具體問題，進行最后磋商，郭臺銘偶爾也會參與。

6月29日，在富士康總部，分管招商的副省長宋璇濤和富士康財務總監黃秋蓮代表雙方草簽了一份《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雙方約定，將在電子信息產業、光電產業、物流產業和人力資源培訓，銷售網絡建設等領域擴大合作與交流及投資規模……

“鄭州速度”

為了給富士康準備廠房，鄭州在16天里24小時連軸轉，干完了32天的活。

協議簽署之后，具體項目開始推進。僅一個月后，富士康在鄭州的第一個項目投產。這個過程被當地媒體稱為“鄭州速度”。

對此，張保成舉例稱，富士康的廠房改造，16天24小時連軸轉，完成了32天的活。“我們表現出來的速度，甚至都令富士康吃驚——此前，富士康的人，是認為河南政府比較低效的。”

在一些企業注冊審批之類的環節上，當地政府亦以最高效率完成。比如說，海關備案一般是要兩到三天，但在多方協調之下，鄭州幾個小時就完成了。

這類鉚足全力配合富士康的故事，從談判到合作展開以來不計其數。連富士康的招聘，都會通過省政府直接向各地區政府發文布置。

記者就曾在某政府部門看到，官員們在會議室里長時間開會商討富士康項目具體事宜，外面一位按約前來辦事的企業人員苦等兩小時還未等到會議開完。“富士康的事情已經不是簡單的招商，而是政治責任，從上到下，鄭州市各局辦各區縣全部都是一把手親自抓，到處亮綠燈。”鄭州某開發區官員強調。

綠燈無處不在。盧展工也在內部發言中，表揚了鄭州海關為了項目落地，積極請求國家海關總署給予特殊政策支持等做法。

新華社引述鄭州市政府一位官員的表態稱，為把富士康引進來，鄭州市愿在土地供應、保障、稅收、用工服務等各方面給予“最大限度的利益讓步”。

據記者了解，富士康工業園區所在位置，鄭州正在向中央申報綜合保稅區。獲批之后，這里和出口加工區類似，在貨物流入等環節免稅或者退稅，并在貨物的進出和外匯等方面，享受諸多便利，對富士康這樣的出口加工企業，極為有利。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也獲得了絕大部分企業無法企及的長年減免時限。此外，企業還可以在人員招聘、交通運輸等方面，獲得省市兩級政府各種名目的財政補貼。

比如，因為內遷之后會帶來運輸成本的增加，河南專門為出口加工區的企業提供了財政補貼。省里的政策是出口1美元補貼1角人民幣，市里也有獎勵，是出口1美元補貼1、2、4角不等，富士康便是屬于其中4角錢的。

土地方面，鄭州給出了10平方公里的超大地盤。有鄭州市官員透露，這個大體量的土地計劃，正是吸引富士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土地指標如何落實，將以什么方式提供給富士康使用，雙方尚未公布。不過，如此大力度的項目供地，已在當地激起反對聲音。

8月16日，河南省委統戰網上發布的一則黨外人士參政建言已經開始呼吁，謹防富士康們搬遷造成鄭州有限的耕地被擠占。

遲疑的富士康

在談判中，擁有主動權的富士康，對具體的項目投資，絕不輕易松口。

不過，綠燈大開并沒有換來地方政府所希望的富士康慷慨撒錢。據記者了解，反而是在談判中，擁有主動權的富士康，對具體的項目投資，絕不輕易松口。

以《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為例，據張旭升介紹，最初河南省方面參照了富士康在其他地區的投資情況之后，把富士康所能涉及的所有領域都納入合作范疇，希望全面擁抱。而在實際談判過程中，富士康方面則是努力地不斷把這個范疇縮小，這個協議在討論中反復修改了八九稿。

當地亦有接近談判的官員透露，雙方在土地等問題上的商談仍在持續，郭臺銘對河南方面所作的讓步并不滿意，因而態度遲疑。

基于富士康這種多方爭搶的陣勢，富士康在河南的這些項目，未來能發展到什么規模，當地官員看來，心里也沒底。

工商資料顯示，目前富士康在鄭州投資的兩個公司，實繳資本還都是0。

另外，早些年富士康在一些內地城市的投資，實際運行幾年下來，許多都未達到最初的規劃規模。

直到現在，富士康工業園所在的航空港區管委會網站上，仍是用“重大項目”幾個字，來暗示富士康項目。鄭州市政府一位官員解釋說，“如果草率披露出去，富士康反悔的話，我們豈不尷尬？”

（實習生楊鵬、張利安對本文亦有貢獻。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