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我正在把目光轉向中國”

    南方周末：你認為在一個政黨當中，政治領袖與理論領袖是何種關系？
    吉登斯：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政治領袖不應為日常工作所困，而應聽取意見，嘗試去實施建議。政治領導不可能是全能的，這就需要有人在背后做理論支持，并在政策轉變之前提供給政治領袖作參考，特別是總理或者總統一類的人。
    南方周末：你在工黨中扮演何種角色？你跟布萊爾是什么關系？
    吉登斯：就絕對意義上來說，我從來沒有為布萊爾工作過，我只是為工黨提供意見。因此我的意見和布萊爾并不總是相同，例如在國際恐怖主義和伊朗問題上。
    我只是作為一個溝通者，聯系著布萊爾，也聯系著工黨。我們嘗試創造支持工黨的整套理論體系。當1989年蘇聯東歐巨變時，我們知道這對世界意味著什么，我們就花了若干年時間去研究政策如何適應現代社會，因此新工黨最早拋棄左翼路線而選擇中左。
    南方周末：近年來在歐洲，比如北歐和西歐等地大批右派政治力量執掌政權，左派力量式微。而右翼推行的改革也獲得了歡迎，比如在近日法國的大罷工當中，薩科齊的政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這是否意味著你主張的“第三條道路”已經失??？
    吉登斯：在法國問題上，你剛才提到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是個中右派的政治人物，許多人都在懷疑薩科齊所進行的改革是否必要。例如法國需要對勞工市場、對大學教育進行改革，需要檢討省的規模，需要縮小官僚機構和減少官僚主義。我想，在歐盟這個大環境下，這取決于薩科齊能否在國內嚴重的不穩定情況下持續這些社會改革。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這是法國重新振興的必經之路。
    如果用“第三條道路”的觀點來分析，就要認識到市場機制的作用，努力解決市場的不平衡。我并非對某個國家特別挑剔。法國仍然面臨較嚴重的問題，例如現在法國某些地區的失業率達到50%，種族分裂嚴重，比如有北非的移民，移民沖突劇烈等等。目前薩科齊總統的政策還是不夠理想的。在歐洲也的確有許多右翼派執政的政府。因為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中左派人士，所以我持這樣的觀點。
    中右派政府采取的措施也不是說全部都應該被否定。德國發生的改變要比法國明顯，但德國也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失業率等等。這就取決于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如何進行改革。歐洲正面臨著一個繼續巨大改革的時期。對既定的、根深蒂固的制度進行改革，有時候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如果在有政策空白的地方引入一些改革相反要容易一些。
    南方周末：你對中國情況了解如何？這個國家對你的理論有何意義？
    吉登斯：我正在把目光轉向中國，我的意思是我現在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每個人在過去的十到十五年里都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全球化讓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有發展的可能，全球化使繁榮從西方往中國、印度等地轉移。
    南方周末：中國的市場經濟正在迅速發展，對此你有什么看法？
    吉登斯：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工廠，我認為是好事，這樣中國也會得到產業升級。人們也將獲得更好的教育，使窮人也獲得機會。中國進入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就要有市場社會，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中國要應對許多發展中的不平衡，例如貧富分化和環境問題。人們看到，在中國貧富懸殊，它被允許繼續在中國存在。但是，你必須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為人們進行社會投資。因此，雖然我們知道中國貧富懸殊，但這不意味著政策要倒退。我們所有人都希望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中國加入了WTO，中國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也負有重要責任，不能再說我們是世界上的“別的國家”，我們是在一起生存的。
    南方周末：有西方媒體說西方把污染輸送給中國，卻享受中國的工業產品。對于這個問題你是怎么看的？
    吉登斯：西方國家必須嚴肅對待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把溫室氣體排放限制在最低水平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布什卻一直否認全球變暖。西方應該爭取實現更大的減排量。我覺得中國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中國也是《京都議定書》的成員，也必須為自己產生的一些問題負責任。中國和印度都必須承擔起責任，即使它們覺得不如這些工業化國家富裕。

    （郭韻、溫翠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