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　堅韌是最值得推崇的品質

對大多數人不能估計過高……托洛斯基說    “革命之后，教育普及了，每個人都可以是大學生，都可以達到歌德、但丁的水平”，這不可能。一個人也許不能成為歌德，但他有一顆淳樸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個大學教授都望塵莫及的

 

圖 姜曉明

　　何懷宏不時站起身來走動。因為腰椎間盤突出，他已動過兩次手術。有好幾年，他只能躺著或趴著看書。
　　這間書房——他“身體的延伸”，除了兩扇門，墻面全被書架蓋住。
　　他有一頭柔軟的淡棕色頭發，有些亂；他講自己三四十年前事的時候，聲音有點遠；講幾百年前那些哲學家和他們的智性生活時卻很近。

沉迷在哈佛近百個圖書館里
　　“我爺爺是個孤兒，被一個姓聶的磨剪刀老人收養，一生沒念過書，租別人的田地種，苦了一輩子。但他打定主意要讓我父親讀書，這影響到我奶奶。她拿紙引火，看到上面有字，就要問一下。我父親讀了4年書，寫一手非常好的正楷，解放后被動員做了鄉長，然后有了我們兄弟姐妹5個……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個人和家族的生命線，因為一個磨剪刀的好心人，從弱小慢慢又強大起來。我理解為堅韌?！?BR>　　何懷宏從小對書有出眾的嗅覺。在江西清江縣那個山清水秀的園藝場里，有不少下放干部，何懷宏能嗅到誰家可能有書，然后想方設法借來看。從《長征回憶錄》、《紅旗插上大門島》之類的紅色經典，到《安徒生童話》。即使一本破破爛爛的書，他也能看出一些獨特的東西來。
　　他曾在廢品收購站等別人賣舊書，曾為借一本書走十幾里路，也曾尋找一切機會幫當地圖書管理員干活——他童年最大的理想就是長大當個圖書管理員，因為“權力大，管那么多書”。
　　“書很容易進入，隨時都可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或客套。書是有邀請性的，有親和力的，當你看進去了，就進入了跟日常生活不一樣的另一個世界，有一些美的、神秘的東西。在那個飯都吃不飽的年代，書代表一種美和理想主義?！?BR>　　12歲小學畢業，“文革”開始，學工學農，再到搬運公司當工人，18歲去內蒙參軍。在部隊，他依舊在書本里尋找另一個世界。他至今記得那本《解放軍畫報》的封面：一個男孩穿著白襯衣、藍短褲，揮舞著鮮花?！翱雌饋砗苊?，和平時看到的很不一樣?！?BR>　　有一年他到礦山看朋友，朋友是老師，教幾個學生拉小提琴。那晚沒有燈，黑暗的礦山傳出小聲的、悠揚的琴聲?！拔矣X得很陶醉，它的力量很大?！?BR>　　1973年，何懷宏被調到部隊理論調研隊，1979年轉到上?？哲娬螌W校，每天強化式學習英語5－6個小時。1982年7月，他一月啃完英文版《存在與虛無》，當時一本書只能借一個月。1984年他自學了拉丁語；1985年，法語；1986年，德語。
　　1993－1994年，他在哈佛大學近百個圖書館里長時間逗留。
　　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到哈佛到中國文化研究所，最后落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何懷宏教書已近10年。他說自己的人生哲學介于儒道之間，有一點超脫逍遙，不會太執著。
　　他不愛某些美食比如螃蟹、火鍋，因為復雜費時。
　　他喜歡發呆、走路，住在密云水庫邊時每天快走30公里。

這個世紀不如上個世紀精彩
　　人物周刊：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契約倫理和社會正義，您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怎么看？
　　何懷宏：《社會契約論》當然是很偉大的、充滿思想力的著作。
　　人物周刊：但是后世有學者提出質疑：請拿出證據來，當初誰跟社會簽了那一紙契約？
　　何懷宏：我覺得這個不是要害。思想論證不一定要事實上存在，哲學著作不是歷史著作?！渡鐣跫s論》不是從歷史出發，而是從理念出發，它的要害，可能最難琢磨的是“公意”的概念：一個人把自己所有的權利交出來，然后產生一個融合了所有意志的“公意”，這當然是很理想的，倒真的是集權主義。盧梭的問題在于他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包括他對“平等”的一些想象。當然他自己可以不負其責，因為思想家和行動者是不一樣的。
　　人物周刊：您的哲學研究歷程是怎樣的？
　　何懷宏：我最早接觸的是存在主義。當時的問題是生命和自由，薩特等人的著作對我們刺激很大，因為是要解除一些切身的焦慮。接著關注社會與政體問題……當然其中有些問題本身可能就是無解的，繼續往前走的話，有可能會激化；但有些問題是可以考慮的，有可能想清楚，有可能能改善，比如說社會制度、政體的問題。那時候就翻譯了羅爾斯的《正義論》和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轉到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上來了。
　　海德格爾和尼采的著作我都喜歡讀，讀得很興奮，尤其是尼采，但是沒有專門去做研究。
　　黑格爾、康德對我影響都很大?？档赂黠@一點，因為我的倫理學理論受康德啟發最多；黑格爾（的影響）可能隱蔽一點，法治性原理我受他影響很大，但我不把他看成是集權主義思想源頭，我認為其實他是相當自由主義的，一種比較保守的自由主義。
　　人物周刊：但是伯林說黑格爾的東西他看不懂。
　　何懷宏：伯林更強調自由。他的基本思想是多元論，就是化解一元論、獨斷論，尊崇自由，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一個社會里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總要有共識，就是大家覺得“沒這個不行”，哪怕是很基本、很低、很薄的。羅爾斯比伯林更勝一籌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在多元里尋找共識。
　　人物周刊：在世的思想家誰比較吸引您？
　　何懷宏：（沉吟片刻）很遺憾，現在是一個低潮時期，這個世紀不如上個世紀精彩。

中國不易出現追根究底的思想家
　　人物周刊：您翻譯的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非常精彩。關于翻譯，王國維先生要“不隔”，嚴復先生說“信達雅”，您追求的是什么？
　　何懷宏：在哲學范疇肯定首先是達意。信是轉為準確的中文，又不失原意的流暢。我覺得文學作品翻譯可以講究“信達雅”，其他著作“信達”就可以了?！把拧笔菄缽退帟r代的特殊要求，那時主要讀者還是士大夫，基本都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所以嚴復強調的“雅”其實是帶有文學性、尤其是文言文的味道。這個“雅”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他翻譯的那些著作的傳播。他的譯作的選材和翻譯都是很好的，但是沒辦法在今天大量重印，就因為他的文言文翻譯太雅了。
　　人物周刊：外語是另一種思維方式，請您評價一下翻譯文體對中國思想界的意義。
　　何懷宏：不僅僅是開了一扇窗、一扇門，而是讓人們走進了一個新世界。因為文言文沒辦法很細致地構建、分析、推演，譬如先秦著作，《論語》是語錄式的，《荀子》、《韓非子》有些推論了，但還是受語言、文體的限制，無形中對思想的約束肯定是存在的。
　　我們現在借助的工具、概念基本上是西方的，沒有這些現代哲學沒辦法做好。但中國傳統中有些概念我覺得很需要發掘，賦予它們一些新涵義，就像我在《良心論》中引入的8個概念：惻隱、仁愛、誠信、忠恕、敬義、明理、生生、為為，這是我的嘗試。
　　人物周刊：您對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好像還有一個不滿足：基本上是史的考證，不見問題。
　　何懷宏：作為思想來講，中國的古代著作會令人感到不滿足。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差異，有點像西方音樂與中國音樂，中國有一些很美的音樂，像《春江花月夜》，有一種西方人不容易把握的韻味，但相對來說，它的表現力弱，只有悲傷或歡快，但人的不高興也是有很多種的，這時你會發現西方音樂提供了一個浩大的世界。哲學思想上也是這樣。
　　中國人更表現出一種智慧而不是思想。這智慧在某種意義上是重述的智慧，重就是重復，許多東西是述而不作，或者以述為作，很不容易創立新的概念。比如相對《左傳》、《尚書》，司馬遷算是一個開創者，他用編年體寫史，后人就學他，都是編年體，一直都沒有變化，包括《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算是學術史，但基本上是文獻的匯集。這個好不好呢？我覺得一方面要理解它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少數本來有開創能力的人，可能因此受到無形的束縛，因為形式、題材、時代的限制，沒能開創新的格局。所以中國不容易出現很多種不同觀點的、而且是追根究底的思想家或學者。
　　人物周刊：中國很多學者好像都是先國學，后西學，然后又回到傳統中去尋找資源。這好像也是您的路徑，您覺得走得通嗎？
　　何懷宏：我現在最喜歡讀、讀得最多的還是西方哲學。中國的資源很值得開發，但我覺得不可能有一個可以應付現代世界的寶庫在那兒。首先量上不夠，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動輒上百萬言，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也不多。我對傳統更多的是理解和尊重，也會去學習，但并不意味著我要另起門戶，從中開發甚至銷售。

中國很難有陀斯妥耶夫斯基
　　人物周刊：您花那么多精力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不是因為他的問題意識？
　　何懷宏：對。他的問題意識中最深刻的部分是把時代和永恒、信仰和社會都結合起來了，里面有最切實的社會理論、政治哲學，同時也有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望。這在英美或德國思想家著作里是看不到的。
　　人物周刊：他預言過俄國大革命和斯大林主義的出現，這種先知先覺您覺得是怎么來的？
　　何懷宏：文學家的直覺非常好，應該說其他人也有過這方面的思考，但不像他那么……他是非常敏感的。另外他自己的一些經驗，比如被人搶劫過、在西伯利亞當過囚徒、終生貧困等等，讓他對人性的體驗和認識非常深，他也曾經結識過革命者，了解他們的理論，所以這不奇怪。
　　人物周刊：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俄羅斯，人人為自己，物欲赤裸裸地膨脹——到了今天，這些問題依然沒有改觀，是不是某些問題永遠存在？
　　何懷宏：對，有些問題是永恒的。對問題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很重要，比如說人有一種精神的渴望和追求，這固然很有價值，但如果抱著對人性不切實際的看法，采取一種錯誤的形式，比方流別人血的形式——《日瓦戈醫生》里描寫的俄羅斯的革命就是這樣，把以往一些精神的文化的優秀東西一股腦地摧毀掉，就可能付出很大代價。
　　中國也是如此。像楊顯惠寫的《夾邊溝紀事》，那些人就那樣沒有尊嚴地死了，比野獸都不如。這個代價是否值得？我們經過了這一切，人的精神、道德到底有沒有提升呢？沒有。
　　人物周刊：您是性惡論的支持者嗎？
　　何懷宏：我沒有，我是心平氣和。善端惡端都是存在的，對人、對大多數人不能估計過高，要有一種恰如其分的估計。托洛斯基說的“革命之后，教育普及了，每個人都可以是大學生，都可以達到歌德、但丁的水平”，這不可能。一個人也許不能成為歌德，但他有一顆淳樸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個大學教授都望塵莫及的，而且他得來全不費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種善良令我非常感動。
　　我可能偏向性善論多一點點。比方說人一生下來就有善端有惡端，但是善端要多一點點，多一點點就不遺憾了，就有決定秩序的天平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覺到，無恥畢竟是少數，惡人還是要偽裝，善還是占上風的。
　　人物周刊：什么樣的狀態能激發人性中惡的部分？
　　何懷宏：比如說制度不理想。有時候在理想主義和物欲主義之間不辨方向，理想破滅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物欲橫行，赤裸裸。
　　人物周刊：革命呢？
　　何懷宏：容易把人的殘忍、邪惡調動起來。因為是革命嘛，為了一個最后、最高的理想，可以激憤、暴虐，可以對別人做突破底線的事，所以“文革”時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有的紅衛兵沖到盲人學校，把持不同觀點的盲人捅死；或者告密；或者是風華正茂的女孩子突然發瘋一樣把慈祥的校長打死。你說那些打人者就是壞人嗎？也不是。但是在那種群體性的氣氛中他就可能那樣。
最后往往是堅定的溫和者取勝
　　人物周刊：您覺得今天的中國需要哪些思想資源呢？
　　何懷宏：自由主義我把它看作一個底線，它的涵義是不要強制，尤其是手段的正確，不可傷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批判，但其中也有一種惻隱之心。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激進者和“沉默的大多數”？
　　何懷宏：我相信許多激烈者的態度是氣質或處境使然，他們渴望燃燒地表現自己。而在一個有點昏昏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會里，我們也希望聽到一些激越的聲音，希望思想空間因此而擴大；也正是一些激進者首先沖破限度——我們得感謝他們，雖然他們有時也沖破一些有益的“限度”。
　　但是我們還可以考慮另一種平衡。激烈的左右搖擺或互相攻擊常常代價太大，有時甚至動搖了根本。
　　雖然中國在向新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一些明顯的經濟成就和法律成就，但還不是建立在很穩固的基礎上。所以是不是應該考慮更多地借重一種中間力量、中間態度？也就是說，應當有意識地讓溫和成為一種中堅力量，主要的、建設性的力量。
　　極端的聲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數”更能引人注意，但應該有一些堅定的溫和者，他們該成為中堅力量——對人性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對個人行為有堅定的原則并堅守底線：不傷害無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們最優秀的德性大概是堅韌，而堅韌也許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種品質。他們也有激情，但這種激情更多地表現為長期沉潛的功夫，而不是一時的興奮和張揚。溫和常會讓人覺得不過癮，但許多事最后往往是堅定的溫和者取勝。
（感謝董曉丹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