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穿越故宮 歷史風云下的守護者

為了探訪兩岸故宮在近百年歷史風云中的離合變遷，野島剛重走文物遷徙之路，走訪沈陽、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慶、臺北、香港、新加坡、美國……這一路，他看見、聽見、遇見了很多擁有故宮記憶的人。其中，有政客，有學者，有藏家，也有那些被命運所裹挾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1924年11月5日，紫禁城儲秀宮。末代皇帝溥儀跟太監孫耀庭踢完雞毛毽后，正跟皇后婉容一起吃蘋果聊天，他的“內務府大臣”慌慌張張跑入宮內。

此時，馮玉祥派出的國民軍已包圍了紫禁城皇宮，頒布函告限令溥儀三個小時內搬出皇宮。同時，京畿警備司令鹿鐘麟帶領二十人的手槍隊，懷里揣著兩顆手榴彈，從神武門闖進紫禁城，趕往養心殿。

溥儀看了函告，驚慌失措，召開了最后一次“御前會議”，交出了皇帝印璽，收拾私物遣散太監和宮女。當天下午，他被“護送”離開皇宮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橋的“醇王府”。

出宮之際，溥儀私藏在行李卷中欲帶出宮外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被守門國民軍搜出，這幅書法作品后來輾轉到了臺灣，現存于臺北故宮；而三希堂的另外兩件珍品—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遠帖》，則被敬懿太妃偷帶出宮，由貼身太監出售給后門橋一家名叫“品古齋”的小古玩店，兩件珍品在1951年從香港的英國匯豐銀行購回，現存于北京故宮。

三希堂的三件稀世珍品，其顛沛流離分和存亡恰似故宮歷史的縮影：臺北故宮與北京故宮，兩個故宮的離合，諸多文物珍品的輾轉流離，迷蒙著盛景與亂世的塵埃，上演著危險與陰謀的戲碼，映襯出那些野心與機遇寫就的劇本。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文物無言，唯有見證。

野島剛 曾作為朝日新聞外派記者長期滯留過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其后擔任東京總社政治部記者，2007年至2010年擔任駐臺北特派員。采訪報導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擔任朝日新聞中文網總編之后，今年4月起在朝日新聞旗下的周刊“AERA”負責中國等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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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 時隔二十年之久，故宮再次進入他的視野，此時，已有多年記者工作經驗的野島剛，敏銳地嗅察到了其中的非常信號，這次，他決定抓住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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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剛讀大一的日本大學生野島剛第一次參觀了北京故宮，“當時主要是看建筑，覺得很了不起”。不久，他參加了臺灣組織的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兩周內走訪了臺灣各地，其中重要的一處便是臺北故宮。當時，臺北故宮導覽員的淡漠和展館的昏暗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于文物，據他說，當時自己還是懵懂的大學生，沒有充分意識到文物的價值和兩個故宮隱含的謎題，只有翡翠白菜和汝窯水仙盤引起了他的興趣，因為“太美麗了”。

命運的伏筆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2007年，野島剛被《朝日新聞》派往臺灣工作，長年采訪和撰寫有關中華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資訊。當時正值臺灣換屆選舉，馬英九代表的國民黨開始執政。兩黨對于故宮改革出現明顯分歧。時隔二十年之久，故宮再次進入他的視野，此時，已有多年記者工作經驗的他，敏銳地嗅察到了其中的非常信號，這次，他決定抓住不放。

近百年的時間，歷史的書頁蒙塵已久，經歷過那段歲月的人大多都已故去，然而，被故宮文物跌宕起伏的命運所吸引，同時也好奇于統治者對于故宮這樣一個博物館的特殊態度，野島剛以日本記者的身份，重走文物遷徙之路，從北到南走訪了沈陽、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慶、臺北、香港、新加坡、美國……歷經五年時間采訪整理，《兩個故宮的離合》終于成書。以故宮文物為主線，他在書中記錄了各類人的故事：“遜帝”、統治者、政客、學者、藏家……還有那些被命運所裹挾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2014年3月的北京，天氣燥熱反常。之前幾日，臺灣本土剛剛發生因《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起的爭端，臺灣綠營團體和部分學生抗議者攻占“立法院”，于右任書寫的“立法院”牌匾被毀，那是當年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的原匾，1949年國民黨從門樓摘下千里迢迢帶到臺北。如此結局良堪浩嘆。

這似乎映襯了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強占立法院”行動于3月21日進入第四天，“立法院”人員緊急搶救在行動中有可能被毀的包括張大千作品在內的許多珍貴名畫。這一天，北京最高溫達到反常的21攝氏度，沒有霧霾，天高云淡，彭麗媛正陪同米歇爾游覽北京故宮。就在這有些戲劇性的一天，野島剛來京宣傳自己的這本新書。

不同于照片上犀利和不茍言笑的印象，他本人看起來更加文雅和善。野島剛人略清瘦，淺灰色休閑西裝搭深灰圓領T恤，看上去很日本范兒，比照片上帥。

“你在書中說道，‘想通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生結構的樣貌’，但是我們平日所見所聞，以及書中所寫，都是文化不斷被政治權力所利用、脅迫和控制，哪里有‘共生’的地方呢？”

他“嗯”了一聲，略一思索，用很流利又稍帶些口音的漢語回答：“通過寫這本書我發現，政治一直想利用文化，因為文化有感染力，對老百姓也有影響力，很多統治者要借助文化力量來宣傳自己或國家—比如蔣介石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帶走文物，把文物帶去美國展覽，都是為了宣示一種政治價值。但是從長遠來看，從三百年、五百年來看，就未必是政治打敗文化了。比如顏真卿，作為一個文人被政治打敗，但是他留下來的作品完全超過當時那個時代統治者的權威，從某種程度說，這就是文化打敗政治。”

數千年的文化如滔滔江水綿延不息，無論是弄權者還是逐流的人，不過是蜉蝣一夢，只有留下的故事如恒河沙數，或唏噓或警醒，或止增笑耳，全憑看官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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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失者 說到故宮文物的散失，“遜帝”溥儀是不可繞開的重要人物。大量宮廷字畫、書籍、珍寶在1909至1924年間流失宮外。流失出宮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溥儀“賞賜”，二是“攜帶”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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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中國兩岸故宮的歷史，對日本人野島剛而言是個很大的挑戰。他把案頭工作做得仔細，單是書的參考文獻就有八十余條，包括了多個國家和地區有關故宮的研究和報道，一方面繼續著《朝日新聞》的日常工作，一方面擠出時間來大量閱讀和四處探訪。

故宮文物的去向成為野島剛關注的一個焦點，他在書中花了好幾個章節來講述文物的漂泊命運。而在他的講述中，末代皇帝溥儀，便是這場“文物流失的主角”。

早在清朝末年，故宮文物就曾遭到三次流失的災難。首先是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據說掠奪了兩萬件文物；第二次是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英法德俄日等八國聯軍進駐北京。頤和園等皇族設施均遭掠奪；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后，溥儀、王公貴族、朝廷官員等從紫禁城夾帶文物出去。

說到故宮文物的散失，“遜帝”溥儀是不可繞開的重要人物。四歲即登帝位，在位僅三年，宣統王朝便土崩瓦解。溥儀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統年號一直在這里使用，因此，從1909至1924年11月溥儀被迫出宮，大量宮廷字畫、書籍、珍寶便在這一時期流失宮外。流失出宮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溥儀“賞賜”，二是“攜帶”出宮。“賞賜”分主動和被動兩種情形。主動賞賜是溥儀有意為之，賞賜給皇親，目的是為復興帝業積累資金。被動賞賜是指溥儀身邊的師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種手段獲得的賞賜。

盜運出宮從1922年開始，持續了一年多，挑的是宮中最為昂貴珍稀的古版書和歷朝名人字畫。古版書以宋版為主，名人字畫主要是好攜帶的手卷。當時宮內各處所存的古物，都由專人保管看護，如果溥儀要賞賜某人某宮物品，需要在某宮賬冊上登錄，載明物件名稱、賞賜時間和賞給何人，還要到（內務府）司房登記，開具條子才能出宮。溥儀將古物分批賜賞溥杰、溥佳，讓他們每天放學時帶出宮廷運到天津英租界。

這批書畫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后點查毓慶宮時發現了“賞溥杰單”，公之于世，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員會稱這批東西“皆屬琳瑯秘籍，縹緗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這批珍貴的稀世珍品書畫古籍運到天津后，陸續變賣了幾十件。

1924年11月溥儀被迫出宮時曾夾帶數百件首飾寶物，后來一部分散失，剩下則在被“思想改造”期間主動交出。

戲劇性的是，1959年和1961年，溥儀曾兩次回到故宮游覽，并給同行的同事、前國民黨將領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擔任“義務導游”講解清宮，此時，故宮文物一部分流落中國民間，一部分散佚在全球各地，旨在存放而非展示的臺北故宮剛剛興建，而傷后初愈的北京故宮靜待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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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者 幾乎所有人在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都以為這里只是他們短暫停留的一站。那志良到臺灣后，還勸說大家不要買木質家具，以免回北京時扔了可惜。然而在后來近70年的人生中，這位地道的“老北京”幾乎再也沒回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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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尋故宮文物顛沛流離的身世，從中復原那段歷史，野島剛曾追蹤文物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遷徙路線，親赴山洞、窯洞查看當時的保存環境，還探訪了當年的隨遷人員。“寫文物歷史的書很多，而且容易讓讀者覺得枯燥，我希望能夠通過實際參與者的經歷，來形象地描述這個過程。”野島剛說。

1998年故去的故宮學者那志良，是號稱“故宮四大金剛”的玉器專家，地道的老北京，祖上滿族正黃旗，按老年間旗人的說法，那家屬于“黃帶子”。那家的老宅在西城區錦什坊街東養馬營，小院不大。因清國衰亡而家道中落。雖家境貧寒，幸運的是那志良后來得到教育家陳垣資助，上學并就職于北京故宮。他17歲進故宮清點文物，25歲便押運故宮古物南遷，輾轉數年后隨文物遷至臺灣。

1994年，當年曾與那志良一同共事的文物專家單士元訪問臺灣，時隔數十年后再次會面，兩人都已是垂垂老者。當單士元問及第一批南遷時的四位元老，那志良輕輕回答：已經故去三位。當那志良詢問當年留守故宮的幾位故友，單士元也只說了三個字：“沒有了。”四年之后，兩位元老也相繼去世。

那志良一生與故宮結緣，著有回憶錄《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等書。野島剛正是通過查閱大量那志良的資料，從而挖掘出了文物南遷以及向西輾轉等過程中的諸多細節。

在第一批押運文物南遷的人中，有一對夫婦，是來自故宮博物院的莊尚嚴（又名莊嚴）和申若俠，當時他們帶著四個兒子護運文物輾轉大半個中國，他們最小的兒子莊靈現在是臺灣著名的攝影師，住在臺北郊外的觀音山上。莊尚嚴夫婦在護運文物的途中生下了他，莊靈從小就與文物為伴，乘“中鼎號”漂洋過海時，他只有十歲。當時莊靈和三個哥哥就睡在文物箱子上。“莊靈對文物的感情非常深，他也很喜歡接受采訪?，F在中國大陸有很多媒體去臺北采訪故宮的事情都去找他，因為現在很多老故宮人都已經去世了。”野島剛說。

“中鼎號”駛入臺灣海峽時遇到了惡劣天氣，當時是12月，東北季風帶起巨浪，“中鼎號”的推進器壞了一個，馬力不足，船搖晃得很厲害。顛簸了四天之后，“中鼎號”終于駛進基隆港。

2000年，莊靈和三個哥哥一起，沿著當年文物南遷的路線重走了一遍，在貴州他們曾住過的山洞里還找到了父親莊尚嚴留下的題詩。他們的這趟旅途還被拍成了紀錄片。

如今年過九十的高仁俊，是第二批隨文物南遷的老故宮職員中少數在世者之一，他來自四川，曾任職于中央博物院，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人員，已經結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滬號”，把3500多箱文物從南京下關碼頭押運到了臺灣基隆港。這是數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有故宮南遷的幾乎所有宋元瓷器，還有故宮與中博保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

曾勸阻他登船的曾國藩曾侄孫女曾昭，后來派人將高仁俊的妻子從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送去了臺灣。當時，高仁俊以為文物到臺灣只是“暫時”，半年后應該會回去，而現實是，他跟著文物搬到臺中，又在臺北故宮做到退休。如今，他已是著名的青銅器專家。

幾乎所有人在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都以為這里只是他們短暫停留的一站。那志良到臺灣后，還勸說大家不要買木質家具，以免回北京時扔了可惜。然而在后來近70年的人生中，這位地道的“老北京”幾乎再也沒回過北京。

文物南遷過程中曾在貴陽郊外的安順洞窟停留并儲存。野島剛親赴洞窟遺址時，一位住在附近、從小在這里長大的老伯帶著他走進了山洞。老伯兒時曾親眼目睹文物箱的保存狀態，野島剛和他聊了聊，老伯的方言和口音，雖然讓來自日本的野島剛聽起來有些費力，但是他覺得這位老伯“生活得還蠻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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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者 野島剛認為，正是因為文物所代表的“正統”權威，蔣介石才會在倉皇南逃的同時，將大批文物隨同南遷；正是因為如此，才引起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臺北故宮改革方面的巨大分歧；也正是因為如此，臺北故宮與北京故宮之間的同展一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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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物的南遷自然與日軍侵略有著逃不脫的干系，但是抗日勝利后，蔣介石在敗象已現之時，做出決定將文物一同帶離大陸是出乎尋常的行為。

2007年至2010年，野島剛擔任駐臺北特派員，采訪報道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領域議題，為了追蹤這個問題的答案，他翻遍了所有在臺灣的相關文獻，似乎都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線索，探詢許多專家也問不到答案。

野島剛為此也問了2000年至2004年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而他的回答是“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就任院長后，我翻遍故宮所有的數據，就是找不到。”野島剛為此甚至遠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讀蔣介石的日記，“研究所對于日記的管理極為嚴格，禁止攜帶計算機、攝影器材，不準影印，只能用手抄寫。”野島剛花了兩周時間，在研究所的數據室里讀完了已公開的十年份日記。“尤其是決定將故宮搬到臺灣的1948年底那段期間，蔣介石已值危急存亡之秋。我在日記中讀到蔣介石詳細描述其如何用盡一切手段將黃金運到臺灣，然而卻沒有發現任何談到故宮的只字片語，完全不符合我原先的期待。”

蔣介石的毛筆字中文日記讓他看得非常吃力，雪上加霜的是時間有限。野島剛不得不一邊忙于《朝日新聞》的工作，一邊去各地采訪、整理資料、執筆寫書，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削減休息和睡眠。

2011年元旦，野島剛再度訪問胡佛研究所，瀏覽了1965年臺北故宮設立前后的日記，但依然沒有發現相關的描述。“決定將故宮文物搬遷到臺灣是在文化史上留下記錄的一樁大事情，實在很難讓人相信其指導者在理論上是‘匱乏’的”，他說。

“中國史沒有什么禁忌或妥協，不同于遵守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歷史。中國自古就有‘易姓革命’來支配權力，推翻舊朝代，產生新朝代。中華民族的文物價值是什么？在中華，文化幾乎等同于政治。文化是用來證明政治權力的道具，也是權力與社會、權力與歷史的指標。對于政治不斷變遷的中華民族而言，歷史傳承極為重要。繼承過去的就是文物，文物的所有人就擁有歷史。手上握有歷史，權力就有‘正統’的權威加持。”野島剛在書中寫道。

此外，“在日本，文化與政治沒有關系。日本以武士為中心的政治持續到近代，武士很少理解文化上的事情，政治與文化相互分離。這與文人居于政治中心的中國有根本性的不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所以沒有必要用其他東西來證明自己是誰，但是中國不一樣。”野島剛說。

在探訪過程中，他發現臺北故宮在設計過程中發生過一件奇怪的事，本來入選的王大閎設計的開放式、無國籍現代建筑被蔣介石駁回，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的、與北京故宮類似的黃寶瑜設計方案，此方案較前者更凸顯出“權力”和“國家意識”等概念。

野島剛認為，蔣介石在包含故宮的文化上要求體現中華。其原因在于自己“擁有中國的正統統治地位”是他當時必須向海內外宣揚的迫切事情。一個細節也許可以說明這一點：臺北故宮展廳占據了主樓的三層，第四層是一個叫做“三希堂”的地方。當年的臺北故宮博物院長秦孝儀，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規制，在這里修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三希堂。后來，這個“三希堂”由于被認為“太中國了”，被改造成了一間茶餐廳。

野島剛認為，正是因為文物所代表的“正統”權威，蔣介石才會在倉皇南逃的同時，將大批文物隨同南遷；正是因為如此，才引起了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臺北故宮改革方面的巨大分歧；也正是因為如此，臺北故宮與北京故宮之間的同展一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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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者 2009年2月，野島剛以隨行記者的身份陪同周功鑫參觀北京故宮，他注意到周功鑫的言行舉止很是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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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了解這一切問題背后的故事，野島剛采訪了前后四位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長與一位沈陽故宮研究員等相關人士，他親赴現場，傾聽多達百位當事人說話。

林曼麗是讓野島剛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很漂亮，也很平易近人，對于采訪很積極”。她在2006年至2008年間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長，是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日語非常流利，對日本了解也很深，與野島剛交流起來絲毫沒有障礙。

她是臺灣本地人，與民進黨的陳水扁一樣出身臺南，對于臺北故宮并沒有“外省人”那樣復雜的感情，也無須借助故宮文物尋求所謂“正統”的政治支持。2006年，林曼麗受陳水扁所托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長，她主張臺北故宮國際化、現代化，引進計算機技術介紹文物，與國家地理頻道等外國電視頻道合作，對故宮陳列設施大規模整修，更加重視故宮文物的展示性，希望借此增強博物館的對外功能。

“她對臺北故宮的宣傳行銷以及開放思維，很大地改變了臺北故宮”，野島剛評價。在任期間，野島剛曾采訪過她兩次，一次是2007年她開始實施“Old Is New”計劃時，一次是2008年下臺前幾日。“林曼麗一向話多，但最后一次采訪時卻不太一樣，表情倦怠”，她甚至強硬拒絕回答問題，對于改革中斷遺憾之情甚于言表。

來自國民黨的馬英九贏得選舉之后，周功鑫于2008年接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長。與林曼麗所代表的民進黨截然相反，國民黨的立場繼承了蔣介石的遺志，要維持臺北故宮“中華文化”屬性的單一性。曾一對一采訪過她五次之多的野島剛認為，周功鑫是通過長期積累點滴經驗而成的“故宮人”，盡管在臺灣長大，但是作為“外省人”后代，她繼承了“老故宮”的價值觀，與林曼麗相比，雖然都是女性院長，但是無論見解還是風格對比都非常明顯。

2009年2月，野島剛以隨行記者的身份陪同周功鑫參觀北京故宮。他注意到，周功鑫的言行舉止很是謹慎，“她很在意臺灣島內的反應，因為她畢竟是個“內閣議員”，那時兩岸關系剛剛好轉，但是臺灣內部還有很多聲音，比如‘馬英九不要出賣臺灣’等。雖然沒有激烈的批評，但還是有一些質疑，希望兩個故宮不要走太近，所以周功鑫一直很在意這些批評，她想盡量保持低調姿態與北京方面交流。”

如果拋卻政治因素，對于臺北故宮的改革，野島剛比較傾向于哪種做法？“我覺得國際化、多元化是應該的，一個博物院既然叫‘博物館’，就是要廣泛和多元。世界上沒有哪個博物館像故宮那樣單一化—當然，故宮也有它的歷史特殊性，就是對國際化和多元化比較不適合的博物館”，野島剛說。

北京這邊，鄭欣淼于2002年起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喜歡文化和文學，屬于學者型。他對于故宮的研究非常深入，倡議創設“故宮學”，一再強調北京與臺北故宮的“互補性”。在野島剛看來，鄭欣淼是接觸過的中國官員里，對于外國記者態度非常大方坦誠的一位。

野島剛曾“故意找茬”地問他：“您提到互補性，可是臺北故宮相關人士認為北京故宮是個空殼子……即使提到互補性，也只是北京方面有這個需求吧。”平時笑容頗多、侃侃而談的鄭欣淼此刻有點動怒，“他一一反駁，大概這樣的問題已經被問了很多次，”野島剛在書中寫道。他覺得與其他常常在采訪中從頭到尾都是場面話，談不出什么具體內容的中國官員們相比，與鄭欣淼的談話起碼讓他了解了中國大陸方面對于故宮的認識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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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者 十二生肖像的問題，野島剛早就很有興趣，“因為在中國高昂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文物問題結合時，很可能變成一種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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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故宮文物上了心，當2008年12月聽說有從圓明園流出的文物在拍賣時，野島剛特地飛到了香港。自此，他多次走訪拍賣現場，親歷故宮文物“回流”盛況。

2009年2月，佳士得于巴黎舉辦拍賣會，拍賣品是過去放置于圓明園噴水池的十二生肖中的鼠像及兔像。

1860年英法聯軍破壞圓明園之后，這十二生肖銅獸首長期下落不明。對于中國人而言，這些是最具象征性、最知名、最為簡單易懂的“歷史恥辱”故事。中國人為此組成原告團，向法國法院提起禁止拍賣的請求遭到駁回，拍賣仍按照預定時程進行，得標結果再度震驚全世界。

最后的競標人是來自出生中國福建省廈門的藝術商蔡銘超，以三千一百四十九萬歐元拍得。蔡銘超以電話參加競標，但是就在競標后幾天，他在北京召開記者會宣布了驚人的消息：“我不會付款，獸首是中國的東西。沒有必要付錢，應該還給中國。”

十二生肖像的問題，野島剛早就很有興趣，“因為在中國高昂的民族主義與這個文物問題結合時，很可能變成一種象征”。他想知道蔡銘超這樣做的動機，經過多番調查，他找到了一位與蔡銘超很親近的朋友—臺灣著名藝術商王定乾。

王定乾說，他曾向蔡銘超提出過忠告：“你會喪失業界的信用，要好好地慎重考慮”，但是蔡銘超還是決定行動。王定乾認為，蔡此舉純粹是因為愛國情感，“他很清楚拍賣會的規則，目的就是要競標后不付款，讓拍賣不成立。”

蔡銘超在一個名為“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的團體擔任顧問，這個團體的總負責人王維明在采訪中對野島剛說：“文物回歸運動是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悲劇中，目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這個基金于2002年成立，活動資金來源于保利集團。他們針對特定流失文物進行調查，舉辦以此為題的流失文物照片展，用基金資金買回多件文物，也向中國藏家提供海外拍賣會的流失文物信息?？墒?，據王維明透露，鴉片戰爭以后流出海外的文物中，光是國寶級的就高達一百萬件。野島剛認為，要想達到目標還是很困難的，“文物價格水漲船高，資金未必夠用，每年買一兩件意義不大，要不要繼續做還存有爭議”。

不過，故宮文物也在以驚人的速度“回流”。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總裁王雁南告訴野島剛，“從海外向我們提供文物的越來越多，中國市場很大，而且規模增加了好幾倍……經濟不好，文物就流出，現在中國經濟力強大了，文物自然就回流。”

王雁南曾在北京長城飯店擔任經理，在中國人對藝術品拍賣尚無概念的1993年便創立了“嘉德”公司，在很短時間內迅速發展成中國規模最大的拍賣公司。

“身材修長、五官端正，她在中國藝術品業界有不少傳奇故事，散發出一股氣質，說話的樣子充滿自信，態度進退有禮，完全沒有那種暴發戶型的企業家受訪時，時而挑釁時而看不起人的態度。”野島剛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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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文物遺失了也許還找得回來，散失的一對簪子也許還有重逢的一天，然而因歷史因緣際會而分離的人們能再有機會重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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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野島剛介紹，日本過去好幾次想辦兩岸故宮的聯展，大陸方面態度是“可以的，沒問題，辦吧”，但臺灣方面一直提出一些問題，擔心是不是臺灣會因此而“矮化”，或者是“民間會接受嗎”，最后臺灣方面的回答是“不要辦了”。

元朝畫家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因故損毀分成兩半，分別流傳于世，一半在臺北故宮，一半在大陸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館。2011年6月，因兩岸共同促動，兩半珍品終于重逢，成功在臺北故宮舉辦了特展。而2008年秋季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的一支翡翠發簪，則在沈陽故宮找到了對應的另一半。

文物遺失了也許還找得回來，散失的一對簪子也許還有重逢的一天，然而因歷史因緣際會而分離的人們卻不一定再有機會重逢。那些因政治風云的起伏、故宮文物的顛沛流離，而被硬生生改變了命運的人們，除了留下這些讓人唏噓的故事，又當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