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門”青年 “一個人的畢業照”走紅背后

高考扎進“冷門”，大學堅守“冷門”，留學換新“冷門”。除了興趣，薛逸凡更看重“獨立性和自主能力”。

“你是不是一個人，跟你辛不辛苦，承受多少孤獨，沒有多大關系。”“我這樣的冷門，要比別人更趕。只有學有所成，才能破冷門而出。”

“可能我們既要鼓勵那些站出來走不同道路的夢想家，也不應該戴上有色眼鏡看待那些所謂追逐名利、其實也奮斗一生的‘普通人’。”

坐在3112名畢業生中，薛逸凡沒想到自己被校長點了名。

2014年7月1日，北京大學2014屆本科生畢業典禮。校長王恩歌在講話中突然提到了這位最近因“一個人的畢業照”走紅的學生。

“她所在的古生物學專業，或許是中國唯一的只有一個學生的專業。很多網友贊她為女漢子，其實，無論什么專業，寂寞也好，熱鬧也罷，作為校長和老師，只要你們學有所成，只要你們快樂成長，就是我們內心最大的滿足。”

18天前，薛逸凡拉著父母在校園里拍照，其中一張單人照中，她身穿學位服戴方帽站在北大圖書館前，貼著腦門的劉海微亂，目光略帶俯視，黑框眼鏡滑向鼻尖，看起來有些無精打采?；丶液?，她仿照班級集體畢業照的固定格式，獨自在照片上PS了一行端正的紅字：“北京大學2010級古生物專業合影。”

她本來只想“歡樂一下”，就像平日寫的那些自嘲的網絡日志。不過，當天這張“畢業照”一發到網上個人空間，瞬間擊中了網絡槽點。

這個1992年出生的姑娘和她蹲守4年的“冷門”，迎來前所未有的輿論熱度。接受媒體采訪時，她借用自己熟悉的生物學進化論總結：我們經歷了或者還在經歷著一種為了社會需求、他人的眼光去選專業、學習的工業化高等教育階段，但我們何時才能進化到為興趣而學的小時代？

“命中注定”

大二時曾有同學問薛逸凡：“你找到你的命中注定了嗎？”她回答說：“必然沒有，或許說已經找到——古生物專業。”

實際上，這一志向當她還是高二學生時就已確立。那年，她拿到了北京市生物競賽一等獎，又成為北京十一學校唯一一人加入市隊參加全國競賽。“我一直很相信有天生的興趣點。如果有古生物競賽的話，我應該會參加古生物競賽。”

這不只是一場比賽，還關乎能否取得自主招生資格。薛逸凡已經給一年后的高考定下明確目標——她查到的當時唯一開設古生物本科專業的北大元培學院。“就是為了古生物”。

她的爸媽和全天下父母一樣操心。從事計算機工作的父親“有眼光”：“去學水利工程或者是核物理這樣的專業，將來的事業會很穩定。”還夸張地說到“萬一爆發戰爭的時候，搞偏一點的科學首先受影響”。母親倒是無所謂：“你喜歡什么就學什么。”

幾番家庭討論后，父親同意了女兒的選擇，“興趣很重要”，不過潛臺詞是，家境還好，再不濟，也不需要為生計操勞。

不出意料的，經過8個月的突擊，薛逸凡拿到了全國生物競賽一等獎，順利獲得參加北大自主招生資格，并被元培學院確認錄取。

在官方介紹里，元培學院是北京大學本科教育改革的試驗基地，“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深圳特區’”，試圖構建中國特色的博雅教育體系。

在元培學院，學生可以選擇不同專業，與其他院系并無太大差別。但有的專業屬于該院特設，比如，2008年設立的古生物學，是該院第一個交叉學科專業，這有別于該校上世紀90年代并入地質學專業的原古生物學專業。

若從報考情況來看，古生物無疑是元培學院最冷門的專業。2010年入學的薛逸凡，是古生物專業的第四任學生，唯一的女生。

始終由元培學院培養出來，也只有薛逸凡和第二任。第一任是從生科方向轉來的，第三任來自地空學院，想轉考古文博院失利，這才來了古生物，“從一個冷門進入另一個冷門”；保研時又想轉考古，但因沒考四級不能跨院保研，結果不得不繼續留在古生物專業。

有人這樣調侃：“北大古生物所有在讀本科生湊到一起吃飯，都很難都湊齊一個四人方桌。”因為總有年級沒有學生。

在其他專業學生看來，這些“單傳”的“冷門青年”，都是神人。

元培學院特聘導師、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副院長劉建波曾經這樣給“冷門專業”分類：“一種是高考生不愿報考、大學生也不愿學習的比較‘艱苦’的專業；一種是社會需求較小且不被社會公眾熟知的專業；再一種是被歸入‘無用’行列的基礎類型的專業。”

研究早已消逝的古代生物，古生物專業顯然很容易被視作“無用”。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贊賞薛逸凡“獨特的堅守和興趣”，“在崇尚‘白富美’的時代顯得稀有而令人欽佩”。

“我也是來上課的”

入學前，薛逸凡就大概知道本專業可能只有一個學生。她被分到2010級行政一班，幾十位同學坐在一個教室里。起初她還疑惑：“誰說冷門了？人也不少啊。”但很快緩過神來：古生物專業，確實只有一人。

就她。

四年下來，行政班里的同學們過著“各自的課程表時間”。薛逸凡的感受最強烈。

元培學院團委副書記賀飛平時負責下發通知，組織集體活動，但薛逸凡很少參與。她要自己選課，應付各種作業，很難調劑出時間。

如今想來，薛逸凡最遺憾的是，四年里沒能和室友們一起旅游。大三時，她們本來約好利用清明假期一起去青島玩，臨出發時，一個女生有事退出，薛逸凡也突然接到教她編程的國外導師來華通知，不想錯過當面請教機會，只好臨時把車票和賓館全退了。“四人游”成了“雙人游”。室友在海邊游玩時，薛逸凡熬夜“跑了兩天程序”。

元培學院的學生住在校內36樓，樓上兩層女生，樓下四層男生。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曾撰文說，該學院類似哈利·波特小說中的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在現實中和牛津、劍橋的住宿學院在本質上是相似的，“只是經過了本土化改造”。

在行政班里，薛逸凡接觸最多的就是同宿舍的這三位室友：兩個學經濟，一個學社會學。前者是最熱騰騰的專業。共處一室的四個女生，有時在睡前聊聊天，但大多不談專業。有時其中兩人聊天，薛逸凡一般不中途參與進去，“這倒不是說避諱或者躲，人家聊人家的，我干我的嘛。”

一起吃飯也是奢望。“女生是怎樣一種動物呢？高三時，連上廁所都想拉幫結伙。”但身在“冷門”，做不到。課程表不同，每天起床各有早晚，中午的時間也對不上，“各有各的教室，各自去就近的食堂”。

作為交叉學科，古生物專業利用了生命科學學院（簡稱生科院）的一半課程和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簡稱地空學院）的一半課程。雙重資源，也有雙重煩惱。

“沒有一門課為她單獨開設，選課時會有很大的沖突。”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說。

薛逸凡優先安排地質課程。由于較長時間的共同上課和實習，她在地質班找到了集體的溫暖，“唱歌、吃飯，出去游玩或者到靜園草坪去夜餐”都會叫上她，有時她恍惚以為“就是自己人”。

而生物課這邊，她只能把時間錯開，實在協調不成，只能先上完高階課程，下一年再補修低階課程。有時甚至需要在不同年級之間來回跑。

生科院的課程涉及很多實驗，需要兩人搭檔，一般是按照學號或者報名順序來排，“也不知道我那年就那么巧，安排在我旁邊實驗臺的那名學生退課了。”

讓薛逸凡記憶猶新的一場植物實驗，拿試劑做檢驗，試管非常多。那本來是個兩人實驗。她一個人。為了在規定時間里完成實驗，不被扣分，她一只手夾四個試管去倒試劑，結果一失手，右手食指和中指間夾著的一管試劑掉在地上，摔碎了，重新配劑其實很快，但那一刻，望著一地殘片和四溢的試劑，她心里咯噔一下，“失落感無以復加地泛濫開”。

另一次經歷，讓她的孤獨感一刻泉涌。某天在實驗室，其他人都是一個班的，她掛單在一旁，取實驗器材時，一些學生誤以為這個陌生人是隨堂助教，請她就一些問題釋疑解惑。她因為有生物競賽的底子，試著作了解答，完了之后認真地說：“我也是來上課的。”

有時一些看似平常不過的細節，她也不免過于傷感。一次在做魚解剖實驗時，她打開活魚腹腔，去看心臟跳動狀態，在心跳停止那一霎，她感到魚的眼睛轉了一下，似乎望了她一眼，“至今記得，充滿了憂傷”。

“原來你就是那個古生物呀”

外界的看法，學校里的氛圍，薛逸凡不是沒動搖過。“整個專業只有我一個人，有著極大的課業壓力和孤獨感”。

在大二時候，她甚至曾想過轉專業。她拿著填好的轉專業的申請單，在院長辦公室門外猶豫了很久。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有同學提醒她：“在大學能知道自己喜歡什么，還能學自己喜歡的東西不多，你干嘛不堅持下去？”

最終，她回到了教室。

有一段時間，她在網上發了各種自嘲的日志。

一篇題為《不是生科的，你不是地空的，你也不像個元培的——古生物學生活十大尷尬》的文章被轉發到北大BBS，各種吐槽和冷幽默，成為一時熱帖。

流傳最廣的一個段子是：“經常在跟別人介紹完自己后聽到對方真誠而激動的如下回應：‘原來你就是那個古生物呀！’同志，看在我還活生生站在你面前的份上，怎么著也算是現生動物吧。”

后來她也不再顧忌在其他專業的同學面前“拽專業”，比如這樣自我介紹：“本產品于1992年出廠，內部配有新型高科技仿生鈣質磷酸鹽骨骼……”

還有，“當周圍人不是在看經濟、法律，就是在看數雙的時候，你獨抱著電腦看古生物學和火成巖，頓時就有一種如同穿越了一般的神一樣的淡定。”

有一天她站在未名湖邊，似真半假地調侃：“孤獨有時也是件很美的事兒。”不過翻看當年日志，薛逸凡曾告訴同學，自己記憶最深的一句歌詞是：“If you need someone who cares for you（如果你需要一個人來呵護）。”這是《cry on my shoulder》中的一句，基調略帶傷感。

薛逸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那些自我調侃只是“表面上很樂觀，甚至多少有點苦澀”。她“真正做到想開了”，正是在大二之后。

有一天在她大倒苦水之后，室友終于忍不住說：“不要以為只有你是最辛苦最難過的，我們也很忙。”

“那是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也突然就明白，你是不是一個人，跟你大學辛不辛苦，承受多少孤獨，已經沒有多大關系了。”薛逸凡說。

這時的薛逸凡開始看宗教哲理書。她拿禪宗的“活在當下”開導自己：“佛教說世界都是空的，很多人覺得就是說活著沒有價值，沒有意義。原來我也有這個誤解，后來沉下心想了想，它會讓你更加坦誠面對你已經不能改變的東西。比如說，我就是一個人的專業，覺得這樣挺好。”

她在窗臺養了一盆仙人掌，“仙人掌一身刺，有些孤單啊，仙人掌還有些倔強和要強的感覺，在干旱之地，不被人看好的地方，生長得很好。”同學們開起玩笑：你在孤獨的冷門中，倔強而要強，不就像株仙人掌嘛！

薛逸凡也覺得這種說法有些意思。她很早就給自己起了個英文名叫“Eva snow”，她的理想是做一個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巧合的是，后來她才知道，有一部西班牙電影就叫《Eva（伊娃）》，講的是一個科學家的孤獨故事，最后只能得到自己研制出來的機器人的慰藉。

在大二時，也曾有同學問薛逸凡，情人節怎么過？她說，“和GRE過。”后來又有人問她最近在看什么書，她脫口而出“數據結構與算法”。

學霸之名不脛而走。

北大有規定，每個學生一學期選修課程最好不要超過25分，薛逸凡最高紀錄是24.5分。她說自己其實還不算最勤奮的。

生科院的課程實驗有時會以小組形式開展，每次需要臨時選個組長，薛逸凡說，她一般先觀察同組人，發現“靠譜的”就服從參與，如果感到“都不太行”就會自薦。她有自信，“也是為自己的成績負責”。

小組實驗成績會計入每個人的成績單。對薛逸凡來說，每次成績對畢業后申請出國留學都很關鍵。

“我這樣的冷門，要比別人更趕，才好。”薛逸凡說，“只有學有所成，才能破冷門而出。”

“努力從窄門進來吧”

薛逸凡曾總結，除了興趣，她更看重“獨立性和自主能力”。

和她早早確定高考志愿一樣，對于大學畢業后的出路，她在大二就想好了：出國留學。她果斷地退出了元培學院的“學科委”（即學術科研創新委員會，該院下設的學生實踐部門），轉而申請了科研小組。在北大，本科生科研屬于自選動作，這能為畢業后申請出國留學加碼。

地空學院教授江大勇是薛逸凡所在的科研小組的導師。他沒有馬上敞開大門歡迎這位本科生，而是給了三篇純英文論文，讓她過幾天來匯報研讀心得，算是入門考試。薛逸凡順利過關。

科研小組大約10人，薛逸凡每周都參加組會，與組里那些研究生師兄師姐們很快熟絡起來。她還得到一張屬于自己的桌子，研究生需要“坐班”，她作為本科生，算是“編外”，但沒課時“經常去那里辦公”。

在組里，薛逸凡做的是數據分析。“當你跑的數據很符合你的預期的時候，你就會特別嗨。”在做“貴州龍”（一種古生物化石）研究時，她會根據數值比如前肢的長度來判定它的性別。“你看多了之后，別人再給我一塊新化石標本，我就基本上80%一眼看出它是什么性別的，我不需要去測量。這個時候你覺得經驗積累多了，就會有這種小小的成就感。”

“貴州龍”的研究，為她獲取了四年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作為本科生，她的學術論文《貴州龍性二型與異速生長分析》進入了國際SCI期刊文獻檢索系統——這在許多學校是對碩士博士生的要求。為了那篇論文，她先后改了十幾稿，連續熬夜一個月。

四年的孤獨堅守沒有白費。薛逸凡一共申請了16所學校，拿到了其中6所的接收函。

不過，她沒有選擇同樣的古生物專業，而是與本專業相近的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計算生物學碩士。

在一條“人人狀態”中，她提到“親手拒掉了第一個帶獎學金的本專業PHD（博士學位）offer（接收函），要求換成碩士，決定去嘗試新東西希望不會是錯的，安逸的PHD拜拜了”。

7月底，薛逸凡就要出發前往美國。她笑著說，計算生物學也是個小專業，但好歹一班還有19個同專業學生。她對未來充滿樂觀。

在薛逸凡看來，冷門專業的就業面寬窄與否，除了大眾觀念外，更要看自己的內心。比如古生物專業，“就業還是可以的”，“可以做研究，立足于大學、研究所、博物館，可以去公司，輔助尋找礦產石油等，還可以從事其他與地質相關行業，如海洋地質研究，或者地震局。”只是這些行業，與當下眾人熱捧的銀行、互聯網等熱門賺錢的行業比起來，還是冷，也清苦，也很難被別人視為成功。

6月25日凌晨，薛逸凡發了一條微博：“在這個處于過渡階段的社會中，可能我們既要鼓勵那些站出來走不同道路的夢想家，也不應該戴上有色眼鏡看待那些所謂追逐名利，其實也奮斗一生的‘普通人’。一個人，只要他對于自己的生活不懈怠，那么不論他的理想是否在別人眼中高尚或者充滿功利，他都值得欽佩和尊敬。每個人都有理由為自己的生活驕傲。”

薛逸凡還跟南方周末記者說起紀德的經典小說《窄門》。其中援引了《圣經》里的一段話：“你們努力從窄門進來吧，因為寬敞的門和寬廣的路會使人墮入地獄，許多人都是從這里墮落的，但窄門和狹路卻會使人得到永生，只是很少有人能夠發現窄門和狹路。”

南方周末記者問：“古生物也是‘窄門和狹路’，你也是‘少數的發現者’？”她哈哈一笑：“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