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香港社會賴以立身的理則
香港無論經濟體制還是政府行政體制，實行的都是菁英主義和職能主義。香港的法治精神不是一種簡單的規定，它是深深鏤刻在菁英的骨子里的，然后滲透到社會的基層，成為一種信仰和堅持。伴隨菁英主義與職能主義的，是工商業社會的工具理性。這種固有理則，就是香港特定的人文，它使得2003年以后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系和自游行的推進受到歡迎并且順利成功。
香港社會賴以立身的理則有三：一是菁英主義，一是法治主義，一是工具理性主義。而當前的香港社會所遭受的挑戰之一，則是新興的民粹本土主義，它恰恰與這三個理則悖逆而且同時是這三個理則所無法解決。
回歸過渡期，英國人廣設法定半官方機構或加強原有的法定半官方機構的職能，使其負擔政府公共行政工作；并且強化醫生、會計、工程等專業行業組織，使本地化后的專業組織可以維持專業倫理和技術標準。后兩項工作或許為保障英國在港經濟利益和分散特區政府的公權力、避免權力完全集中于中國政府，然而這一舉措卻意外地為香港筑起了一個由社會各方面菁英拱起的不倒大廈，成為回歸后最大的安定基礎?；貧w后，特區政府繼續給予法定半官方機構和專業組織堅定的支持，這成為香港運行有序的保證。
半官方法定機構和法定咨詢組織，擔負行政、咨詢和監督的工作，如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貿易發展局、市區重建局、職業訓練局等等。全港76個主要半官方機構和200多個咨詢組織所擔負的公共行政工作，占港府每年常規財政支出超過30％。這些法定機構的職權和組織辦法，全部由法律規定，機構依法擔負行政工作，不受政治更迭的影響。同時，政府藉由理事、委員的委任，把社會大部分菁英都集結到政府身邊，成為政府的代理人，就是學者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菁英與政府長期維持良好的關系，成為社會安定的力量。
香港的專業服務不但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支柱，同時各個專業的公會，如醫務委員會、會計師學會、律師公會、工程師學會等等，還是自身專業的技術標準與倫理標準的制定者和監督管理者。專業公會替代政府，頒發牌照、自治自律，維持社會的信用體系。
可以簡單這么說，香港無論經濟體制還是政府行政體制，實行的都是菁英主義和職能主義。并且由于半官方法定機構和專業組織嚴格按照法律運作，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香港的法治精神不是一種簡單的規定，它是深深鏤刻在菁英的骨子里的，然后滲透到社會的基層，成為一種信仰和堅持。伴隨菁英主義與職能主義的，是工商業社會的工具理性。因為，一個具有專業資格或具有事業成就的人，他平素所受到的訓練就是尊重科學和尊重建制，他會根據知識、訊息來權衡利弊，找尋最佳的方式以獲得成功，在這時候，他的任性和直覺是受到約制的，他所遵循的是理性主義。這種固有理則，就是香港特定的人文，它使得2003年以后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系和自游行的推進受到歡迎并且順利成功。
然而，近年來有兩個新事物，對香港這種維持安定的內在支柱構成沖擊。第一個沖擊是反智主義，起表現就是對普選的急功近利。香港法定機構的理事會，其非官方成員是社會各行各業的菁英，無特定政治和政黨的背景，遵循科學原則辦事。專業公會的會長，也都是該行業公認值得尊敬的人，他們都不是普選產生的。普選走的是民主主義、民粹主義，人人不論愚智賢不肖，都有平等的一票。民主主義、民粹主義與菁英主義、職能主義相矛盾而此消彼長。菁英主義、法治主義與理性主義沿襲自英國，故英國的政治體制是混合政體，有皇帝、有反映菁英主義與職能主義的上議院，他們不完全是選舉民主。這是英國有智慧的地方。香港政治體制里的可以體現上述精神的機構特首選舉委員會以及立法會功能組別，不過，現在它們正受到比較大的挑戰。
香港所受到的第二個沖擊是全球一體化，尤其是與內地加速流動帶來的問題。內地是最奉行主流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并且深信用這種模式能夠帶動周邊地區富起來，從而建立和平甚至更良好的關系。然而，主流經濟和全球一體化是雙刃劍，它帶來繁榮，也造成嚴重的剝削和異化，催化了優勝劣敗的殘酷性，使得知識分子、年輕人、弱勢，成為犧牲的一群。
這兩個沖擊，不僅全部針對菁英主義、法治主義與理性主義而來，同時也是這些固有理則所無法救治。因為，這些固有理則就是主流經濟、全球一體化、優勝劣敗的支持者，并且它們的內在缺乏一種溫情的柔性精神和道德上的同情共感，足以去化解這一個變局。
面對香港內生的民粹主義和本土主義，香港需要在菁英主義、法治主義和理性主義這三個特定的人文之外，提倡更具深度的人文。那就是歷史、文化和宗教。香港人應該了解國家的歷史，尤其應對近百年中國如何在篳路藍縷中艱苦奮斗過來的歷史有所感觸；應該在教育中和社會上更重視文化和宗教，多提倡中華傳統文化和中國民族宗教那種“溫、良、恭、儉、讓”的美德。也就是說，香港本身正處于轉折點。如果走向民粹本土主義，那將是不幸的。如果向上提升，它可以創造另一個奇跡。內地同胞來到香港，了解香港的固有秩序以及當前轉折中的痛苦摸索，也就明白而不會覺得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