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學“公共”課

內地與香港,去塞求通乃是當下之要。但如何去做?香港一些大學里的“公共課”可能會讓你覺得耳目一新的。七十多歲前政府官員、60歲的法官、各領域的成功人士與在校的大學生、中學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與內地人……坐在同一個屋頂下,一起聽課、討論,他們不為文憑,僅僅是為了“去塞求通”。

 

八年來,我在香港大學開過5次公共課。在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里,公共課與面向所有學生的通識課不同,是大學的收費課程,參加者可以是在校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大略就是所有人。

2014年5月這回的課,同學中最年長的和最年輕的,相距40歲,一位是60歲的前區域法院法官,一位是港大經濟系學生;2012年那回,年齡差是60歲,一位是七十多歲的政府勞工處前副處長,一位是中學生。

這是別致的組合。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和內地人成為同窗;一些在各自領域卓有成就的資深人士和稍顯稚嫩的在校學生比鄰而坐;許多香港媒體的記者、編輯、編導,甚至還有電視臺臺長和非傳媒人士(媒體的讀者和觀眾)一起熱烈切磋??磥?,“1949年以來的國事風云和傳媒命運”這個題目,大家都有興趣。有位澳門記者,每周六乘水翼船來香港聽課。她手頭不寬裕,有同學和這門課的幾位舊生(老同學)相約捐款,做她的Sponsor(贊助人),支持她來學習。

“我們對中國的歷史知道太少”,許多香港同學這么感慨。1957年發生了什么?1960年發生了什么?1966年發生了什么?……借著傳媒的歷史,他們和我“一同走過從前”。其實,來自內地的同學同樣有太多歷史知識的盲點。講起中學里考過的“八榮八恥”,他們莞爾,可說起某年驚天大事,大多搖頭不知。一位年輕海歸,大概是企業家的兒子,他聽我說文革中“早請示、晚匯報”、“三忠于、紅海洋”的荒唐故事,有點不以為然。他說爸爸講過,“紅寶書”對指導做生意很有用處呢。

我的愿望,就是梁任公那句:“去塞求通”。我們用社交媒體建了個群,做課前預習和課后討論。討論也會從歷史跳回現實,這個群成為最新資訊的集散地,和媒體人最新作品的分享平臺。“生日報演示”是我課程的必備內容,每個同學都要尋找自己出生那天的舊報,親手觸摸歷史,并在課堂上演示——講解他(她)降生時的宏大歷史,和從舊報上發現的細碎卻珍奇的史實。若能以小觀大,我會特別點贊。

有位大學老師,生于1968。她在自己出生那天的《南方日報》上發現了一篇小故事《化妝間里的批判會》,說的是劇團演革命劇,老化妝師卻把英雄人物化得有點像才子佳人,于是,大批判會就在化妝間里展開了……

有位香港記者,生于1982。她見到《人民日報》在揭發一篇“層層拔高,合理想象”的假報道。那篇關于一起銀行火災的滅火新聞,夸大救災場面,編造英雄故事。1980年代初的黨報,對這種假大空宣傳還是有警覺的。

這是活的歷史,這才是不能“虛無”掉的過去。從公共課的同學中,我看到“拒絕遺忘”已經成為共同需求。好吧,繼續,一課課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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