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史話之二】劉坤一與晚清政局

晚清積弱，無力抗拒列強，洋務外交，多行以夷制夷，已成慣例，李鴻章親俄，劉坤一張之洞親英、日，在籌劃東南互保時，他們立場相同，尚能互相支持，結為盟友，但一遇外交糾紛，難免齟齬，尤其事關國家主權，常要據理力爭。

庚子年間的義和團運動，為禍華北東北數省達一年之久，引來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雖以簽訂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和多項懲罰性條款的“辛丑和約”了結，但它留下的后患，貽害連連，涉及內政、外交、經濟、軍事諸多方面，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

就在北方陷入戰亂之時，東南各省卻保持了安定局面，南北形勢，儼然判若兩國。議和期間，朝廷在各國領事的一致要求下，懲治了一批禍首，同時也表彰了一批在保護東南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官員，劉坤一居功臣之首。議和期間，他聯合張之洞等督撫抵抗俄國侵占東北，反對與俄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辛丑夏，他又與張之洞聯手起草變法奏折，五、六兩月，連上三折，成為清末新政的綱領性文件；其后，他又在賠款問題上與外國交涉，竭力減少損失，在督導中英商約談判時，據理力爭，維護國家利益，直至病逝職所。

劉坤一去世后，太后懿旨表彰他：“秉性公忠，才猷宏遠，由諸生起家軍旅，屢建功勛，洊歷封圻，克勤厥職，簡授兩江總督兼充南洋大臣十余年來，鎮撫地方，軍民愛戴，辦理交涉，悉協機宜，前年近畿之亂，該督保障東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碩望，實為國家柱石。”（《劉忠誠公（坤一）遺集》，卷首“上諭”，文海出版社，1966）

保障東南，匡扶大局

清承明制，高度集權，朝廷不設宰相，皇帝獨攬大權，以數位軍機大臣參與要政，備詢、籌策、傳奏、擬旨而已，他們既無衙屬，亦無治權，不能獨立執行政務，內閣部院，外省督撫，均直接承命皇帝，軍機處和內閣部院對督撫既無管轄權，又無節制權，即使參劾，是否處分也是由皇帝說了算。清初的總督多以將軍充任，轄制一至數省，其職責為“掌釐治軍民，綜制文武，察舉官吏，修飭封疆”，但偏重于軍政，而巡撫則“宣布德意，撫安齊民”，偏重于民政。

洪楊之亂，朝廷軍隊不敵太平軍，八旗勁旅，悉數瓦解，湘勇淮兵，異軍突起，曾、李、左、劉等統兵大帥，平亂之后，洊歷封疆，此時清朝統治，全賴湘淮軍力維持，同光兩朝，朝廷雖在近畿訓練軍隊，有挽回外重內輕之意，然“諸侯”之勢已然坐大，一時難以挽回。甲午戰敗，淮軍大挫，李鴻章削職，但不久即出任兩廣總督，與湘軍系的代表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清流系的代表湖廣總督張之洞，成為鼎立東南的支柱。

清朝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東西、南北的直線距離都在五千公里以上，又被高山大河海洋荒漠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區域，四億五千萬人混居在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而行政區劃承繼元朝的行省制度，既不合理，又不均衡，大省小省，面積、人口、資源、貧富相差懸殊，朝廷也無力調劑，只能靠督撫各盡其責，維持生計。邊省與內地，在國土安全上承受的壓力更為懸殊，邊省戰爭風險極高，對外交涉頻繁，同樣是保境安民，邊省督撫在內政、外交和軍事上的責任，遠遠大于內地督撫，政務煩劇程度，遠勝于后者。

在交通落后、信息不暢的清代，天高皇帝遠，督撫成了皇帝在各省行使統治權的最高代表，一遇匪禍民亂，外國入侵，朝廷無力抵御時，就要靠督撫自謀對策，自籌兵餉，剿匪平亂，對外交涉，以安定地方秩序，庚子年的東南互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