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治理轉型與競爭力

發展有效的中港跨境聯系是香港的一個優先考慮，這是因為香港現在與未來的自身價值，系于這城市能否在中國自1978年的崛起從中取益。但現實是，香港對中國大陸固有的猜疑，令它難以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香港的競爭力將會為這忽略付上很高代價。

我想講一下對香港治理轉型的看法，部份原因是，我一直有份參與這方面的辯論。從當上《金融時報》駐外記者、報導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過程，到1997年上旬，我與恩萊特(Michael J. Enright) 、司各特(Edith Scott)合寫著作《香港優勢》這十數年間，我已就香港治理轉變的影響這題目不斷思考與寫作。

不用諱言，我對這個議題感到困惑。

2007年，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邀請我與恩萊特重新檢視《香港優勢》這十年前出版的著作內容、分析期間的變化與影響。雖然回歸后香港歷經一連串難以預料的逆境，包括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爆破、2003年的沙士疫潮，但那時我們的研究結論相當正面。與很多人預期不一樣，香港在重重障礙下仍能維持競爭力，北京對香港事務的干預仍然相當克制。

當時香港智經研究中心還要求我們增加一個章節，評估香港的治理變化如何影響其競爭力，不過最終這部分內容沒有公布。

2007年我們在那個章節結論大意如此：明顯地，香港的競爭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大量治理與行政上的精力，被投放在治理轉型的問題上，十分倦人地分散了特區政府對香港社會中其它重要議題的注意力，令政府更難關注與投放時間來提高香港未來競爭力的各種因素與力量。7年后的今天，這個結論仍然適用。

由于篇幅所限，我們集中討論兩點：1. 香港轉變中的互動；2. 香港未能有效處理與大陸日漸頻繁的互動。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1997年十三年間，基本上香港政府的工作重點都放在籌備過渡。英殖時期，港英政府的自由度相對較大；本地華人家庭較為喜歡遠離政治；有超過十年，移民海外的港人每年達六萬，使一般市民關注加拿大或澳洲的發展，多于香港當時的不確定未來。港英政府由此得到相當大的自由空間，與本地商界精英合作，推動以“行政主導”為綱的基本法發展。

結果面對回歸之后旋即出現的人口海嘯，香港完全措手不及──當公眾清楚意識到北京沒有意欲干預本地事務，可怕的移民數字驟然下降，開始有很多拿著加拿大與澳洲護照的港人回流。這些回流的年輕人期望可以參與更多公共事務，但至今仍然因為基本法將權力集中于傳統精英，而被隔于建制外。97后有關方面未能正視與接受這根本性的變化，是今天香港面臨麻煩的核心成因之一。

從97年起，很明顯，發展有效的中港跨境聯系是香港的一個優先考慮，這是因為香港現在與未來的自身價值，系于這城市能否在中國自1978年的崛起從中取益。但現實是，香港對中國大陸固有的猜疑，令它難以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香港的競爭力將會為這忽略付上很高代價。

不過香港的氛圍，并不利于發展這些跨境聯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的政治家們在過去二十年過于著重于治理轉型的細節。我得承認，我有一定成見──不論在美國、英國、澳洲、印度或者菲律賓，它們的民主制度都不完美，這些國家仍能在面對這些不足的同時，繼續實在地發展經濟。

我期待終有一天，香港的政治家們也會做同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