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

一

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說:“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是一個窩囊的王朝。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卻普遍認為，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9世紀末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歷史的最重要母題——

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稱:“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并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

另一名日本學者攄藪內清也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上說:“11～13世紀，（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與前代比較，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不顯示出根本變化。不僅是程度上的變化（如人口增加，生產普遍發展，對內、對外貿易增長，等等），而且是性質改變。政治風尚、社會、階級關系、軍隊、城鄉關系、經濟形式均與唐朝這個中世紀式的貴族帝國迥然不同。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另一位法國漢學家白樂日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于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知識圈很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宋代“包括了許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視其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稱:“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鹚幹l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只使用水密隔艙等，都于宋代出現。在十一二世紀內，中國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稱:“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上У氖?，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復古回潮了。”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則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總而言之，在海外漢學界，“宋代近世說”顯然要比“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更有說服力，更可能達成共識。

二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海外漢學家說宋代是近代開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呢?我們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標準，來跟宋代社會對照一下。

當一個社會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特征，我們試列舉如下:

商業化。商業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機制。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化。手工業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以手工業坊場為生產形態的手工業。

契約化。英國歷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志之一，便是出現了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系”的轉型。

流動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近代化的社會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平民社會。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總是會產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開始了商業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提供的救濟體系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里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為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貴族封建制轉化為王權專制。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歷了專制王權這個階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國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制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科層化的文官體系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制與理性化幾乎是一個同義詞，文官制的建立，即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由明確的程序與制度來規范，從而擺脫了私人意志與情感的干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復雜化的陌生人社會，以及一個龐雜的治理體系，熟人關系、習俗與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復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制出更加繁復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么問題就在于:這些涉及經濟變遷、社會轉型與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是的，它們一齊出現了。

三

宋代是繼漢初之后的又一個商業繁榮期，商業化的浪潮席卷整個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