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古公亶父的民本思想

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一次有名的部族遷徙。這個部族當時還沒有名字。如果非要稱他們為什么，那么只能稱作“豳”。因為他們的五世祖慶節（公劉的兒子）被商王封國于“豳”（今陜西旬邑、彬縣一帶）。“周”是他們后來的名字，是他們由豳遷岐，到“周原”這個地方定居后，以邑為名，故號為周的。部族的首領叫“亶父”，《史記》中稱為“古公亶父”，古公就是“豳公”，“古”言年歲久也，猶今之“老太爺”。但先秦時的作家如莊子、孟子都稱他為“大王”。“大王”即“太王”，是他的曾孫周武王建周后追謚他的封號。因此，后人又稱他為“周太王”。他住過的地方叫“太王城”，他的墓叫“太王墓”。

周太王領導的這次部族遷徙規模有多大呢?《史記》中沒有明確記載。漢人伏勝寫的《尚書大傳》里說:“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一戶若按五口人計，這次遷徙大概共一萬五千人左右。遷徙的路程有多遠呢?《史記》中也沒有明確記載。只說“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漆沮”是河名，但古書沒有標點，不知指一條河，還是兩條河?如果是一條河，那么，陜西境內古地理志中記載的漆沮水，指的是現在流經陜西，東南入渭的洛水;而洛水在旬邑以東，西去岐山不可能經過洛水。如果指兩條河，那么以陜西目前的河流分布看，岐山附近有漆無沮，黃陵境內有沮無漆，有漆有沮的地方只有銅川市的耀州區、印臺區和王益區。二水相去旬邑不遠，可惜也在旬邑以東。除非遇到大的攔阻，不可能先東后西。因而有學者解釋“沮”為“徂”，根本不是河名。“梁山”在今乾縣城北五公里外，倒是沒有什么爭議。對這次遷徙的路程，有明確說法的是清代學者閻若璩的《四書釋地續》。據此書推算，由豳至岐約二百五十里，而梁山恰好在其一百三十里之處。

如果閻的推算無誤，這次遷徙可以說規模不大，只有一萬多人;距離不遠，只有二百五十里。以每天步行五十里的速度計，大約五天就到岐山腳下了。但為什么這樣一場無論從規模和距離上看都稀松平常的部族遷徙，會在當時和后世產生那么大的影響，以至先秦甚至漢以后幾乎所有重要的典籍都提到了它?如《詩經•綿》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繪周人來到周原后墾荒筑室，大辦農業的場景，《孟子》中把亶父作為實行仁政的榜樣來勸導滕文公，《莊子》又把他作為“能尊生”的典范勸人“不以利累形”，《呂氏春秋》更把他當作“合目的”的代表教世人不要舍本逐末，漢人伏勝的《尚書大傳•略說》里更是精要地記載了當時部族內部圍繞戰與和的激辯?！妒酚洝冯m然簡略，但也基本完整地交代了這次遷徙的原因和過程。根據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大致得出結論:這次遷徙之所以影響深遠，并不在它的人數多寡和路途遠近，而在部族領導人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表現出的人道觀念與和平主義立場。面對大規模的外族入侵，一個部族領導人為了人的生命甘愿放棄土地與主權，在今天看來也是驚世駭俗的。而由遷徙引發的兩種觀念的對話，說明三千多年前發生在渭河流域的這場集體移民，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逃亡或戰略轉移，而是一場由野蠻到文明，由暴力到理性，由黑暗到光明的精神遠征。遠征表現出的非凡智慧，足以使該族領導人彪炳史冊。如果把遷徙本身比作中國版的《出埃及記》，那么亶父無疑就是《出埃及記》中的摩西。

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

周人從始祖后稷算起，到亶父已歷十三世。大致活動在涇、渭之間。渭河流域土地平展，氣候濕潤，宜于耕作，周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在這一帶開始從事農業生產。傳說后稷生下來就有遠大抱負，與小朋友們玩游戲，不跳皮筋，不打石方，就種五谷雜糧。及至成年，被帝堯看上，封為農師，讓他在“邰”（今陜西武功縣）這個地方住下教民稼穡。武功至今有教稼臺遺存，傳說就是后稷給萬民講課的地方。那時沒有“多媒體”，后稷一手拿著頭一手拿著谷穗給人演示，甚是辛苦。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他兒子不窋時就被罷了官。不窋就跑到戎狄之間謀發展，放棄了農業。到四世祖公劉時，又重操舊業，學習種莊稼，有時渡過渭水，跑到南山里，挖回各種野生植物來研究，堪稱&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