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嘉南平原的野風繼續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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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元旦這一天，上午十點半左右，柏楊家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接電話的妻子告訴柏楊:“檢察官找你去驗尸，說有人自殺在旅社里，留有一張遺書給你。怎么回事?”

當時正在《自立晚報》開專欄、深受讀者歡迎的柏楊，滿心納悶，趕到臺北市艋胛（即臺北市西區名）的長沙街二段星光旅社。一位姓張的檢察官等在那里:“這是死者留的唯一遺書，指名給你。所以就麻煩你來一趟了。”遺書內容是:

柏老:

以你老的盍（蓋）世聰明，大約不難想象，我是誰了吧!現請你馬上轉告華銀那個劉啟光小子，當年在夏（廈）門的朋友的孩子自殺。吾父自被執法以來，該小子從未到過我家，料想為我花一點錢也不感到心疼才對罷!以往，感謝你的鼓勵，特此為謝!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

獎券兩張，請柏老核對。

楊揚（思中）上

柏楊終于想起來了，楊揚是他的一個讀者，去年10月間，曾經寫了一封信給他。楊揚自稱是江蘇南通人，自幼隨父來臺。信中問了兩個問題:是不是沒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現役中，有上列事項，是否可申請退役?由此可以猜到，大概對方正在服役，又不想服役。柏楊對兵役問題一竅不通，當即回信建議，可直接向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去信請教。

張檢察官將柏楊帶上了旅社二樓，進入一個一床、一桌的小房間。他看到:這是一個約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尸體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蠟。桌上有半杯白開水，床頭有半個島上特產水果芭拉。

張檢察官取出一個像小塊肥皂一樣的白色東西，推測說:“這個可能就是毒藥，至于是什么毒藥，得帶回去化驗。”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況對一個年輕如朝露似的逝者?向臺北市警察局聯絡中心詢問，總算查出華南銀行劉董事長的住址。兩人到了劉府，劉不在，劉的夫人看了遺書，堅稱丈夫不認識楊揚，又滿目狐疑地說:現在上門“打秋風”的窮人這么多，簡直就無法應付!

兩人悵然地回到星光旅社。張檢察官表示可以收尸了，柏楊當即打電話到市立殯儀館。不到20分鐘，殯儀館的柩車來了。柏楊和旅社老板各買了一疊紙錢，在尸前焚化，然后在旅社門口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的目光中，將楊揚送走?；氐郊依?，柏楊接到劉啟光的電話。劉說，他過去是在廈門住過，但不認識張志忠，更不知道楊揚是何許人也。又問道:“他既姓楊，父親怎么姓張?”并表示說:“窮苦之人，天下多的是，如果火葬需要錢的話，我站在同情立場，或可捐助幾個。”

元月2日上午，楊揚的叔父張再添，和楊揚服役部隊的長官，也從嘉義和高雄分別趕來。柏楊首先就問關于楊揚的姓氏疑惑。張再添告訴他，楊揚是從祖父的姓，祖父是入贅張家的。1968年，已是張志忠逝世的14年后，其弟仍不知道或不敢吐實二哥的真實身份。張再添告訴柏楊:“楊揚的父親自廈門回來后，就一直在臺北，很少回嘉義。偶爾回嘉義，弟兄們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臺北做貿易生意，楊揚跟他的妹妹，從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時，他的祖母去世，楊揚回來奔喪，也沒有什么異狀……”

元月26、27、28日，柏楊在《自立晚報》自己所開的《挑燈雜記》專欄里，連續發表了《楊揚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時想不開》三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感慨地寫道:“嗚呼，我老人家走投無路時，一死了之，還有可說，而一個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前途充滿了希望，有啥過不去的事，竟這么也一死了之，怎么如此的不開竅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楊先生聯系聯系，聽聽我吹吹大牛，或許現在正活蹦亂跳的追女朋友矣。”

2

1945年8月，抗戰勝利，臺灣光復。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指定蔡孝乾為負責人。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年底至蘇北解放區的江蘇淮安，領受華東局書記張鼎承、組織部長曾山及劉曉等人指示。在洽商確定來臺干部后，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林英杰等人在中共華東局組織下，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

蔡孝乾祖上，為明朝鄭成功帶往臺灣的三百個家族之一。其父親是一家米店的賬房，家里日子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差。他本人15歲即參加日據時期的左傾團體——臺灣文化協會，16歲前往大陸，進入國共兩黨合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系就讀。當時，有不少中共著名領導人如瞿秋白、鄧中夏、任弼時等，都在該校執教。1926年7月，返臺宣傳革命，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左翼，并任機關報顧問和撰稿人。1928年4月，又參與臺灣共產黨的成立，被推舉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1931年因日本殖民當局搜捕，他返逃大陸，到達中央蘇區“首都”——瑞金，正式加入中共，1934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年僅26歲的蔡孝乾，由此一下躍入中共高級干部行列。據說，那時的毛澤東也很看重他，蔡通曉日文，曾翻譯多冊日文版馬列主義書刊給毛閱讀。此后，隨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目前可知的官方記錄中唯一參加了長征的臺灣人（另有一說，張志忠也參加了長征）。

張志忠，1911年出生。原名張梗，嘉義新港人。其父以在溪邊種菜維生，因為家境窘迫，張梗在公學校畢業后不得不去一家商行做了學徒。同住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維朝（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的曾祖父）惜其天賦，資助其到大陸進入廈門的集美中學就讀。張梗在此積極參加了閩南臺灣學生聯合會的活動，擔任該會機關雜志《共鳴》的主持人。其后，有過一段在故鄉嘉義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活動，當他再度回到閩南時，這個年輕人的心靈里已閃耀起社會主義的火焰，加入了共青團（c.y）不久，便升了“大學”（共產黨）。當時比一般學生稍大幾歲的他，很快受組織之命回臺，重建“臺共”黨組。

1931年7月，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署調查發現，在翁澤生、林木順等人（均為老“臺共”領導人）的指導下，在滬的臺籍學生成立了上海臺灣反帝同盟，其中牽涉到包括當時已返臺的張梗等13人，隨即將本案移送臺灣總督府。9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根據上海方面的名單正圖一網打盡，張梗卻成漏網之魚，潛回大陸。1939年在山東投身八路軍，改名張光熙，進入延安抗大接受一段專業的軍政訓練后，在八路軍129師所屬的冀南軍區敵工部日軍工作科擔任干事。1945年5月，再改名為張志忠的張光熙，從冀南軍區興奮而又神秘地消失了，隔年4月，他率領首批干部由上海搭船，由基隆港抵達臺北。

作為老“臺共”的元老級人物，謝雪紅（1901—1970，臺灣彰化人）似乎并不歡迎張志忠的到來，言行中對這位身材高大、皮膚黝黑，兩腳的小腿肚圓滾飽滿，像島上拉人力車的車夫一樣的后者懷有抵觸。大概在謝雪紅眼里，隨著臺灣的光復與回歸祖國大陸，其組黨綱領本為臺灣民主、臺灣革命和臺灣獨立三大主張的老“臺共”——這盞日漸疏暗的燈火走下“樓臺”是必然的了。幾個月來她就在積極運籌能夠集體加入中共的新“臺共”方案，她相信這是一盞將活躍、明亮于海峽兩岸的燈火，自然極不情愿將它交到一個空降于此的陌生人手里……

張志忠去島內能跑的地方跑了一圈后，也顯得頗為焦灼。這時與他保持單線聯系的吳克泰，日后回憶道:“他回臺灣以前，以為老‘臺共'會掌握一部分武裝，回來一看，什么也沒有，很遺憾……一切都還要從頭做起。”（《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00年版）或許因為有著129師的多年火線經歷，這位當年沉醉于左翼理論形態的白衣少年，如今顯示出對槍桿子的高度注意。

1946年5月底，張志忠和謝雪紅信得過的屬下楊來傳前往上海，聽候華東局的決定。華東局否定了謝雪紅的方案，明確指出根據該方案成立的建黨籌備會要解散，中共黨章規定不能集體入黨，只能個別審查、個別吸收;張志忠就是中共臺灣省工委的代表，你們回去后要聽張志忠的安排。

6月17日下午，在臺北市內廖瑞發家，張志忠得以和老“臺共”謝雪紅系統的幾位核心見面。因謝雪紅目標太大沒有到會，由其丈夫楊克煌代表。此次會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與任務，并基本解決日據以來老“臺共”內部的組織關系的分歧問題，為隨后新“臺共”的成立打下了初步基礎。會后，張志忠和吳克泰見過一回面，他給后者透露，半個月前他回了一趟大陸，在上海結了婚，這次新娘也一同來了臺灣。

蔡孝乾則遲至7月進入臺灣?？醇軇?，與張志忠一樣，蔡孝乾也打算將要在島上長期呆下來，他身邊也有女人，但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老婆和小姨子。

8月，蔡孝乾、張志忠，邀請老“臺共”部分領導成員謝雪紅、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等人，在臺北市永樂町迪化街的林梁材家中開會，宣布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共華東局“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由此，可稱新“臺共”。

這些臺籍干部，大抵多年避難于大陸，參與中共革命，和家鄉早有隔閡，對于臺灣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會狀況多有疏離。這使得新“臺共”發展多有掣肘，其活動在原宗族親屬中拓展關系外，重點在吸收大學里具有高漲的社會主義理想卻實無中國經驗的知識精英。在一般社會群眾中，黨的力量仍然薄弱，當時新“臺共”黨員僅約50人左右，最多不超過100人。1947年2月底，席卷全島的“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幾乎沒有作為，既喪失判斷能力，又缺乏應變能力。只有個別成員如張志忠、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積極參與其中，在臺中發動了小規模的武裝起義，但隨著國軍整編21師等部隊登臺后的高壓態勢，起義隨即曇花一現。謝、楊兩人喬裝打扮，由高雄匆匆出逃，去了廈門。張志忠又成漏網之魚，在忙著安排一些身份暴露的同志出走之后，他去了吳克泰的家鄉宜蘭平原，這里南北邊都是大山，東邊是約40公里長的濱海淺灘。盛產糧食外，還可制糖、種煙草，漁獲量不小，鹽亦能從海水提取，木材可從太平山上源源不斷地運下來，生活自給綽綽有余。大約張志忠日后有在此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此時他已是四十開外的人，《吳克泰回憶錄》里寫道:他“走路時身子有些向前傾斜，步子矯健，我怎么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來等我。我想，他這雙鐵腳板一定是經過多年游擊戰爭鍛煉出來的……”

1948年，隨著人民解放軍進入反攻階段，國共戰局迅速逆轉。同年6月，中共華東局召開了“香港會議”，這是一次決定臺灣未來政治格局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臺灣方面的人士，有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新“臺共”重要干部14人。會議否定了老“臺共”綱領中的鼓吹臺灣獨立的“臺灣民族理論”，主張“臺灣人民要獲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和中國人站在一道”。

蔡孝乾有了將退潮后海灘上留下的困蟹一般的島上紅色革命，再度領進潮水的抱負與行動。新“臺共”已形成“四大金剛”的領導格局，除化名“老鄭”的蔡孝乾，還有化名“老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