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選“降溫”、“破格”從嚴、更重基層…… 中央用人新思路

“進一步體現黨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

在新的干部任用環節中，增設了“動議”作為選拔干部的初始環節，具體工作由組織部門承擔，“民主推薦”退為第二環節。

截至2014年7月28日，杭州師范大學健康學院處級的執行院長職務依然空缺，這距今年4月該校發出公選公告已三個多月了。與此前各類干部公選動不動“面向全國”不同，這次選拔范圍只是“浙江省內”。

這一差別背后，是十八大后中央對公選政策的重大調整。2014年1月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對“公選”增加了一系列限制規定，其中就提出，公開選拔縣處級以下領導干部，一般不跨省進行。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教授劉峰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十八大后，中央干部任用思路有不少調整，包括“裸官”不再提名為黨政主要領導人選、“破格”從嚴等，“公選降溫”只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項。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這些變化既與中共中央對干部工作的新指導思想有關，也與干部任用出現新問題有關。新的干部任用思路，用中組部有關負責人的話來說，“進一步體現黨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中的領導和把關作用”。

從組織選拔到公開選拔

“公開選拔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干部任用制度的重要發展。”安徽省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邸乘光說，探索干部“公選”，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此前，干部任用沿襲單一的組織選拔方式。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7年十三大召開期間，民主推薦和公開選拔的探索已經開始。1980年10月，重慶市公安局開創性地公開招聘下屬國營企業的領導干部，深圳、西安、寧波等地隨后在社會公開選拔聘用干部。1986年1月28日，中央發出《關于嚴格按照黨的原則選拔任用干部的通知》，提出選拔干部應進行民意測驗或民主推薦，為公開選拔提供了政策依據。

十三大到2002年十六大前，“公選”制度不斷完善。

2000年3月，中組部印發了公選干部考試大綱（試行），首次對公選考試進行了規范。當年全國組織部長會議要求，要逐步提高公選干部的人數占新提拔的同級領導干部總數的比例。200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