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異鄉人 文化溝通的新使者

這是一群生活在中國的“異鄉人”。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傾聽中國，看見中國，描繪中國，記錄中國。馬可·波羅，讓更多的西方人知道了中國。洋見證，自古至今，層出不窮。

生活在中國多年，相對他們的文化血脈，他們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異鄉人”。他們不僅僅是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騰飛發展的歷史見證者，更是時代變遷的親歷者。他們是文化交流與民族溝通最好的橋梁。當下的中國，需要國人的奮發和自省，也需要這群“異鄉人”的反思和提醒。他們以西方的邏輯模式辨析著東方的傳統思維，以東方的文化視角審視著西方的現代文明，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碰撞中一路摸索。融入中國社會的同時，他們成為了離中國最近的異鄉人。也正是因為他們博采眾長的文化態度，讓中國有了更多的可能。

我們探訪了三位在中國生活多年并享譽盛名的外國人。他們當中，有醉心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漢學家比爾·波特，有將中國民樂推向世界的藝術家老鑼，還有在中國研究政治哲學的學者貝淡寧。通過他們的講述，我們得以看見一個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中國。

隱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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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比爾·波特稱自己已是“隱士之上”的狀態。“那些在終南山修行的人就像在讀哈佛大學，而我已經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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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波特一張口，濃濃的臺灣口音撲面襲來。“哈哈，你也聽出了我的臺灣口音？南懷瑾曾經笑我，說一跟我聊天就懷念臺灣。”

比爾·波特 美國當代作家、翻譯家和著名漢學家。他經常在中國大陸旅行，并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風土文物的書籍和游記，翻譯過佛學經典《楞伽經》、《菩提達摩禪法》，詩集《寒山詩集》、《石屋山居詩集》，以及王維、韋應物的詩作。作品《空谷幽蘭》的問世，讓比爾·波特被中國讀者熟知，使得終南山隱士走進了公眾視野，更在國內引發了一場關于終南隱士的討論。與此同時，他還在歐美各國掀起了一股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可謂中國文化的傳道者。

他是個臺灣女婿，留著一下巴海明威似的大胡子，花白頭發銀白須，紅撲撲的臉龐還有玻璃眼鏡后面的大眼睛，活脫脫是個外國年畫上走下來的圣誕老公公。

前不久，他跌傷了腳，本來原定的重走中國古代詩人遺跡的計劃因此擱置。在美國療傷三個月后，他帶著腳上多出來的12枚鋼釘回到中國，走完了待續的詩歌之旅?；孛绹?，他將帶著搜集到的素材，專心完成自己的封筆之作《尋人不見》（暫定名）。

新書《彩云之南》的扉頁上，比爾·波特的第一個身份是漢學家。“別叫我漢學家，”比爾·波特看到扉頁后說，“我是個行者，是個譯者，但不是個漢學家。漢學家是那幫教授才會做的工作。”說著他掏出了自己的名片佐證，上書四個大字——譯者赤松。

赤松，這個名字來自一個大型戶外廣告牌。這個當年寫著“黑松赤水”的種子公司廣告，讓當時已經決定離開寺院的比爾·波特決定舍棄“深云”這個舊筆名，以全新的筆名迎接久違的紅塵。“差不多6個月后，我在研究寒山詩的時候發現，以前有個道士叫赤松子，原來真的有這個名字。”

在1975年離開寺廟的前三年，剛從哥倫比亞大學赴臺的比爾·波特，每天在臺灣佛光山海明寺里“撞鐘”： 做早課晚課、讀佛經，看寒山詩。一開始還能做到不聞不問的住持大師，最后實在忍不住，主動叫住比爾·波特問：“你住了這么久，是不是該出家了？”

比爾·波特既不想出家，也不好意思繼續在寺廟里掛單，只好從海明寺搬出來，租住在陽明山竹子湖附近的一個農家里。除了翻譯自己喜愛的寒山詩和佛經，他還在有“補教一條街”稱號的南陽街教授英文。“錢”在比爾·波特的腦子里似乎從來就不是個重點，當年他拿著一張單程機票，揣著兜里的213塊美金就敢只身赴臺，沒了寺廟的一床一被一蚊帳，他也照樣能安貧樂道。

比爾·波特能如此，不代表他那臺灣土生土長的岳父母也能接受自己的寶貝閨女跟著無業的洋人一起安貧樂道。為了能夠順利迎娶談了七年戀愛的臺灣女友，比爾·波特在臺灣最大的電臺ICRT（臺北國際社區廣播電臺）找了一份電臺DJ的固定全職工作。

比爾·波特離開ICRT前的最后一個受訪者，是一位陸委會的行政秘書。這位臺灣官員打斷比爾·波特在節目里對自己去內地尋訪隱士的長篇大論，一盆涼水兜頭而下：大陸現在連和尚都沒有，何談隱士？

19年后，當年那個不信隱士尚存的行政秘書獲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并于2012年打敗反對黨，再次連任。

他叫馬英九。

回頭看比爾·波特。在對馬英九的采訪結束后兩個星期，比爾·波特懷著一腔忐忑，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先去了秦嶺，后來輾轉來到終南山，終于在終南山七十二峪里找到了那些他曾在唐詩中讀到過的隱士。

當在中國遇到那些因獨處變得“更有智慧、更為仁慈”的隱士時，他很吃驚。“在美國，隱士只是那些喜歡自個兒待著的人，往往都有點神經質。但是，在中國，我發現隱士往往是社會的精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說到自己如今的狀態，比爾·波特稱為“隱士之上”。“那些在終南山修行的人就像在讀哈佛大學，而我已經畢業了。”

尤利西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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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中國對比爾·波特來說是個技術活，除了旅途上的奔波，最大的技術難度是資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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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比爾·波特回到美國定居，住在離西雅圖兩小時路程的一個小鎮上。“回到美國以后，我又老又沒有文憑，只能去餐館端盤子。”服務生是比爾·波特所知的自己能夠做的報酬最好的工作。“沒有人愿意雇一個既沒經驗、也沒經歷的糟老頭子干活。”

在知天命之年回到美國，比爾·波特過的卻是極其拮據的日子。“我還長期靠食品救濟券生活。就是那種像郵票大小的食品券，有一些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我的太太也跟著我過這種生活。那會兒我覺得難過極了。”

正如劉易斯·布茲比在《書店的燈光》中說的那樣，如果沒有莎士比亞書店店主西爾維婭·比琪的資助，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永遠不會面市；沒有勞倫斯·弗靈蓋蒂的城市之光書店，金斯伯格的《嚎叫》需要再花上十幾年才能為人所知。而比爾·波特作品的不斷面世，也得益于這一路上各路好心人的幫助。

第一個好心人，是比爾·波特自己。他的經歷招來了一些出版商的投資，五千美元換一冊他的心血。這五千美元通常只夠支撐他們一家人五個月的生活，但要認認真真寫完一本書，通常需要十八個月。剩下那十三個月的費用，只好依賴信用卡度日。“1993年我回到美國，第二年開始專心寫書，不再打工。從那時候算起，大概不到四年的時間，我居然發現自己扛了三萬美金的卡債。”

比爾·波特不得不將寫書的任務告一段落，重新撿起工作來還債。兩年過去，卡上債務還有兩千。算是應了那句“自助者天助”的老話，正當比爾·波特為卡債犯愁之時，香港旅游局局長從大洋彼岸打來電話求助：“您愿不愿意回來香港電臺給我們做20期節目，就像你之前寫《絲綢之路》一樣？”時年1997，港人大量移民歐美，歐美居民也戰戰兢兢等著看形勢，不敢貿然赴港旅游。香港旅游業一片慘淡。

“他們問我心儀的報酬是多少。我說自己還欠著兩千美元的債務呢。他們下一句就問，‘行，那你下周能來香港嗎？’”回想起當時的“時來運轉”，比爾·波特大笑不止。

香港旅游局計劃讓比爾·波特去20個地方游歷，做成20期節目。這一路旅途，既讓比爾·波特成為了那個時代二次當紅的電臺紅人，也讓他的卡債又攀升至一萬美元。香港以及美國兩地的“土豪”有心想幫比爾·波特，遂給他謀了個生財的主意：我們想去內地玩，你有沒有興趣給我們當導游？“于是我就找到了導游這個好工作，一開始我要價3000美金，帶著四個人去內地玩三周。那年做了兩三趟導游，卡債就還清了。”

過了三年，比爾波特把自己的導游費翻了一番兒，漲到了6000美金。又過了兩年，這個數字變成7500。“后來我自己不敢漲價了，他們太有錢了，我怎么漲他們都一直說‘no problem’，漲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這些年，比爾·波特帶著他的小小旅行團走過了國內除了西北之外的大部分土地。“每個作家都有他們的養文之路。有的人白天工作晚上寫作。我是個職業作家，但也需要時不時帶旅行團來賺錢養自己、養全家。”

第二個好心人叫王文洋，也叫Vincent，是比爾·波特當年在臺灣采訪過的臺塑少東家，王永慶的兒子。他贊助了比爾·波特在內地的第一次游歷，就是當年的馬英九也不看好的那次旅程。此外，《黃河之旅》的面世也直接得益于這位王公子的資助。

比爾·波特當時打算和太太帶著孩子回美國，讓孩子在那里學習英文，可是又舍不得就這樣把咫尺間的大陸拋在腦后。“我很擔心一回去就再沒什么機會回來了，我當時特別想去看看黃河這條中國人的母親河。”

思量再三，比爾·波特還是撥通了王文洋的電話。“我跟他說自己準備回美國了，但是在回去之前還想籌些錢去黃河看一看，搜集第一手的寫作資料。”電話那頭的王文洋很爽快，聽完比爾·波特的話只問了兩個問題：你需要多少錢？這些錢你是需要現金還是旅行支票？“當天下午，他的秘書就把錢送來了”，比爾·波特打了個響指，“就這么快，彈指之間就解決了我的一個大問題。”

在準備去黃河的時候，臺灣電臺的老板要跳槽去香港，邀比爾·波特一起，去香港做一個旅游文化的電臺節目。“我一口就答應了，剛好可以在節目里講述我在黃河的見聞。”這檔節目后來在香港大紅，紅到比爾·波特回西雅圖過美國海關的時候都被攔下來——華裔海關關員的目光在比爾·波特臉上和他的護照上來回“遛彎”，問：“你就是電臺里的那個比爾·波特嗎？”

“如果沒有1991年到1993年在香港的這段電臺經歷，香港旅游局后來也不會想到要邀我回來，我也就不會當導游，不會有機會還清卡債。”比爾·波特解釋，這也是為什么他這么多年都很感謝王文洋對自己的幫助的原因：“沒有Vincent就不會有后面的這一切。”

在內地，比爾·波特也有一個“女王文洋”。“我當時在北京接受了一個采訪，沒隔多久記者告訴我，有人看到報道后找到報社，想做我的旅行資助人，問我是否感興趣。后來我就認識了這位深圳的女士，她給了我一張卡，每次我來旅行，卡里都有她打給我的幾萬塊錢，權作我路上的花銷。”

天助、人助、自助，比爾·波特逐漸跟過去窘迫的生活道別?，F在他和太太住在自己寫書親手掙來的湖邊小屋里，還毫不費力的負擔著閨女在時尚設計學院高額的學費。“現在在女兒面前，我當爹當得很自豪！”

比爾·波特腳上穿著一雙國內常見的練功鞋，黑布面、膠底。明顯穿了很久，鞋尖周圍附著一層薄灰。“這是made in China，也是美國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鞋。”比爾·波特說，他行腳廢鞋，一個月就報銷一雙鞋的頻率讓他不得不選擇這種在中國的公園和廣場“撞鞋率”極高的款式?，F在即使生活好了，這種習慣也還是保留了下來。

最近這次中國之旅，除了在書屋、大學做活動。他還邀請深圳的資助人加入到旅程中，和他走一段其中的短線。“她很喜歡這次小旅行，這也是我用來感謝她的方式。”

采訪結束后，比爾·波特就要回到臺灣。他計劃當面感謝一下王文洋，“我知道像他這樣的人會被助理、秘書、安保人員等層層包圍，但我還是覺得應該找個機會對他當面說聲謝謝。我們外國人不說大恩不言謝。”

德國洋人與中國民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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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爾·波特一樣，老鑼來到中國，也是為了解決內心懸而未決的疑問。不同的是，比爾的疑問是“中國到底有沒有隱士”，而老鑼的疑問則是“古琴到底有什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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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鑼有空就喜歡給自己泡茶，每天都得“喝點茶再開工”。他總是姿勢嫻熟地拿著頭一泡燙杯沖盞，然后就麻利地拿第二泡填滿自己的瓷杯。他尤嗜普洱，越是味道濃重的生普洱就越喜歡。

老鑼 中國新藝術音樂的德國作曲家、音樂制作人，歌手龔琳娜的丈夫。1993年赴上海音樂學院留學，開始研究、采風、制作、創作中國音樂，2002年起擔任龔琳娜的制作人，為龔琳娜創作包括《忐忑》、《法海你不懂愛》、《金箍棒》、《靜夜思》、《登高》等在內的音樂作品，并創作大量民樂室內樂和民族管弦樂作品。

在老鑼的工作室里，擺滿了他淘來的家具，都是新木頭做出的古舊樣子。旁邊是他自己飭出來的長板凳琴：一米左右的光板板凳上，拉了幾根弦，弦和板凳之間塞了個搟面杖做琴碼，演奏起來倒像揚琴，拿兩根筷子在不同的弦上敲擊，組合成曲。

老鑼說他喜歡舊東西。說話間，他拍了拍壓在鍵盤底下的桌子：“喏，這個就是從德國帶來的我的舊桌子。”鍵盤前面的電腦屏幕上，是老鑼正在給遠在大洋彼岸慕尼黑的老鑼爸、老鑼媽寫的曲子。“用中國人的話說，今年是他們的金婚。我要把《婚禮進行曲》改一下，和家里的其他親戚一起完成，當成金婚禮物送給他們。”

念舊的德國人喜歡上中國民樂，似乎也有跡可循。1993年，老鑼有個“特立獨行的女性朋友”在中國留學，學的是中國數學史。她從中國給老鑼帶回一盤古琴演奏的磁帶。老鑼聽了覺得特好玩，但是又弄不大明白，這個跟德國傳統樂器巴伐利亞琴擁有相似節奏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彼時，已經大三的老鑼知道他打十歲上學起就開始學習的巴伐利亞琴對德國有著怎樣的意義，但他卻完全琢磨不出古琴對中國的意義——當時德國也沒什么人研究中國音樂，尤其是中國民樂。

帶著這個“古琴到底有什么意義”的母命題，德國人老鑼申請了上海音樂學院古琴表演專業。六個月后，他搖身一變，成了德國留學生老鑼，操著一口突擊了半年、還不甚嫻熟的德國腔中文，在上海音樂學院師從龔一先生學古琴，誓要解決當年在德國聽錄音帶解決不了的問題。

來到中國的第八天，他開始和新結識的中國民樂人一起玩起了民樂。來到中國三十天后，他組織了自己在中國的首支樂隊“高山流水”。這支光聽名字就夠曲高和寡的樂隊，使用的是馬頭琴、揚琴、笙和老鑼家鄉的民族樂器巴伐利亞琴。

當年最紅的是崔健，他在國外的大屏幕上演著自己，隨著張元的《北京雜種》在瑞士洛迦諾電影節、加拿大多倫多電影節展映。而老鑼用獎學金辦起來的這個民樂隊，不久以后出了同名專輯，第二年還去了北京演出，不過，最終這支民樂隊還是在不可逆的大環境下慢慢式微，遠不像同年的崔健那樣一路越跑越遠。就像這支“高山流水”樂隊一樣，中國民樂也被流行樂一路越拋越遠，越發的曲高和寡了。

1994年，老鑼認識了蒙古族歌手烏仁娜，兩人迅速相戀、成婚，婚后開始了老鑼創作、烏仁娜演唱的夫妻店生活。除了為烏仁娜創作、制作歌曲，老鑼自己也辦了很多場伴奏或獨奏的音樂會，每年還擔任著國際大型音樂節的評委。

重口味與小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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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曲”成了老鑼和龔琳娜的標志。“重口味”的《忐忑》、 《金箍棒》、 《法海你不懂愛》，讓他倆成為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新民樂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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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老鑼和烏仁娜以一種自然的狀態緣盡離婚。老鑼來到了北京，繼續他想要制作漢族傳統音樂的夢想，而不是制作在歐洲只要一提起中國民樂就先想到的少數民族音樂。

那一年的春天，老鑼和龔琳娜在北京的一場小型音樂會上初識。和龔琳娜一起去的古箏女演奏家被老鑼的巴伐利亞琴迷得走不動道兒，非要在演出后去后臺近距離見識一下才行。正尋思著要再組建一個中德“混血”樂隊的老鑼，留下了“當時只知道是民族唱法歌者”的龔琳娜的電話。

同年秋，老鑼邀請龔琳娜去參加德國的音樂節。沒過多久，老鑼又邀請龔琳娜和另外四個音樂人一起組建了“五行樂隊”。樂隊的德國人有老鑼、馬丁、蘿拉，中國人有雄俊杰、邱霽和龔琳娜。老鑼在這個以“金木水火土”為名的樂隊里充當橋梁，“來回穿梭于兩個國家，把不同的民族音樂文化融合于五行音樂中，形成一種新的民族音樂語言，希望與來自不同文化的聽眾交流。”

當年五行樂隊就寫出了類似《忐忑》的《奧吼》，黃口小兒都熟悉的“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也被寫入五行樂隊的《登鸛雀樓》。當年的老鑼還叫 “老羅”。大部分人叫他羅伯特，少部分人叫他羅先生。此后，這個本名為羅伯特·佐立奇的德國人才給自己改名，將只能冠姓的“羅”，改作能夠敲敲打打的“鑼”。而這個同音不同字的小改變，也為他和龔琳娜的愛情蒙上了宿命論的色彩：鑼的英文單詞是gong，和“龔”的拼音一樣。

大眾對老鑼和龔琳娜兩夫妻的印象，似乎都停留在了“重口味”的那一面。從《忐忑》到《金箍棒》再到《法海你不懂愛》 ， 提起龔鑼，重口味“神曲”成了關鍵詞。對于神曲，天后王菲曾連發三條微博：“這個墻裂滴激起了我的翻唱欲，錢柜有伐啦？” “把握好三個層次，一開始嘮嘮叨叨，后來瘋瘋癲癲，直至最后仰天長嘆，棄世登仙”、“開練！眼珠子必須得轉得跟野酸棗似的才行”。第二年，她還在語音微博上自娛自樂，將《忐忑》和《等你愛我》mix，票了一把。去年，文章自導自演的電視劇《小爸爸》里，男主人公的手機鈴聲也是當時走紅的《金箍棒》。

有喝彩的就有喝倒彩的。這種新奇的演繹方法也引來不少吐槽。學界對《忐忑》也是褒貶不一，喜歡的老師上課時用它給學生做例子剖析，不喜歡的則將其當成反面例子。

老鑼倒是很淡定。他給自己的這些作品命名為“新藝術音樂”。“這些新藝術音樂，從根上說還是中國的。我們不是搞古典音樂，也不是搞傳統音樂；不是民族音樂，也不是原創派音樂。我喜歡很簡單的作品，但我也喜歡特深的、復雜的，很有內容和背景的作品。對我來說，這個更多是左右，不是雅俗上下的問題。只要空間大，都可以做。”

老鑼說，《忐忑》是不可復制的，就像一扇門已經打開了，你無法把門打得更開。大雅大俗，大俗大雅。除了龔琳娜和老鑼這些搜索量排在最前面的“神曲”，老鑼還寫了很多取材自中國傳統詩詞的新藝術音樂作品。除了五行樂隊的《登鸛雀樓》，還有譜曲自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的《卻上心頭》，以及李白的《靜夜思》。

寫《靜夜思》的時候，中文閱讀不是那么順暢的老鑼，先是把整首五言律詩統統都標上拼音，又翻了三十多個《靜夜思》的譯本去體味意境，有中文、有英文、有德文，看得眼花繚亂。他說，通過古文，能讓他感覺到現在的生活跟那個古典社會還是有關系的。“也是一種古詩詞的復活吧。”

他還受邀創作了一些大型的交響樂作品，比如他為香港中樂團第37樂季開幕音樂會創作的編鐘作品《鐘樂和鳴》。

最好玩的還屬老鑼這兩年的“生肖歌”。蛇年，他決定把“好蛇”寫進歌里，把在東西方文化里都不太受歡迎的蛇從“原罪”和“五毒”里解脫出來。“還有蛇年出生的小孩呢，不能說蛇都是壞的。”于是，一天正在開車的老鑼偶然在廣播里聽到了《白蛇傳》的故事，這個此前對“白素貞”、“法海”、“許仙”都很陌生的德國人，惡補了關于《白蛇傳》的知識，看了不同年代多個版本的《白蛇傳》，“最后我發現，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情童話里攔著個不懂愛的法海。我就決定寫一寫這個法海。其實我周圍談戀愛的朋友們，也遇到很多‘法海’，大多時候，這個‘法海’是父母。”

唐傳奇開始，《白蛇傳》里的法海就說著“人妖殊途”，而現代生活里的“法海”說的臺詞也是差不多套路：“你城市、他農村”、“你博士、他大專”、“你月入兩萬，他沒房沒車”……老鑼說，《法海你不懂愛》唱火了之后，朋友們又多了條面對父母阻婚的“神回復”。“再有人說他們不合適，他們也不爭，就笑著唱‘法海你不懂愛，雷峰塔會倒下來’。”說著，老鑼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來。

而今年的這首《天馬行空》更像是首童謠。簡單詞句中間穿插著孟浩然的《春曉》。反復吟唱的“天馬行空，呱嗒呱嗒”又像《法海你不懂愛》，朗朗上口到把聽眾“洗腦”。“看完晚會回來哼了好久，滿腦子都是呱嗒呱嗒的馬蹄聲。”在東方衛視現場聽完《天馬行空》的網友評論道。

“德國人懂什么中國音樂？”早在參加《全能星戰》的時候，音樂人金武林就曾拋出這個問題。“不過后來他很驚奇地發現，關于中國音樂，我懂得比琳娜還多，”老鑼說，“反而是西方人完全認可中國人會做西方音樂。但是西方人不容易認可一個德國人會做中國音樂，比如我。這很怪，也許說明西方人還是腦子有點問題。”

儒者的吃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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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比爾·波特和老鑼，貝淡寧和中國的聯系似乎更加特別。他關注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文化和傳統，還有當前的社會變革和政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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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淡寧在北京開了一家泰國餐館。

他開餐館的動機很有趣——“我發現一邊吃飯喝酒一邊討論問題，氣氛會變得很融洽”，貝淡寧用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說。

貝淡寧 哲學學者，現為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教授、比較政治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哲學、社群主義、儒家。他不僅僅是“到中國大學教政治的老外”，同時也是“曾在中央黨校講課的老外”。

在中國，貝淡寧時常約上三五學者朋友進行一些學術性的討論。這樣的交談往往發生在會議室里，但那種莊重嚴肅的氣氛總是讓他感覺壓抑。后來，他偶然發現，那些平時一臉正經的學者朋友們，在飯局上的交流卻是相處融洽，暢所欲言。

于是貝淡寧索性自己開了一家餐館，作為自己和親友、同行的活動根據地。在他看來，作為討論的平臺，開放的餐桌再也適合不過。他不僅邀請學者到這里來，也會叫上自己的學生。“在飯桌上，他們比在大學課堂上輕松多了。兩杯酒下肚，就能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覺得這樣特別好。”

在貝淡寧看來，吃飯能解決很多問題。他喜歡古代漢語，水平據說比高中生還厲害許多，《中庸》、《孟子》都通讀多遍。古文里意動、使動、為動用法，他不僅全都熟練掌握，還能背誦許多古文名篇。輔導他學習古代漢語的，是他的清華學生。貝淡寧本來想給學生報酬，但卻遭到婉拒。最后，貝淡寧決定還是用最中國的還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請吃飯。

“吃”是貝淡寧進入中國的第一塊敲門磚。貝淡寧吃的第一種中國食物是餃子。那時他還在牛津大學讀書，聚會上吃到中國留學生做的餃子，立馬就被這種美味的中國食物所吸引。為了表達謝意，貝淡寧決定做點奶酪味濃郁的意大利式千層面回贈同學。朋友提醒他，中國人都不愛吃奶酪。貝淡寧覺得很奇怪，便特地前去詢問當時同在牛津讀書的女留學生宋冰。

“中國人是不是都不喜歡吃奶酪？”這便是貝淡寧和宋冰說的第一句話。后來，這位中國女留學生成為了他的妻子。宋冰是個湘妹子，從小就喜歡吃辣。在妻子的影響下，貝淡寧也成了個“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中國女婿，“現在已經很能融入中國的飲食習慣，不再那么喜歡喝牛奶吃面包，而喜歡吃中國菜。午飯的時候，到清華的飯堂叫個面條也能解決。”

最近，貝淡寧開始少吃肉多吃素，就連餃子也選韭菜餡的，“聽說少吃肉對減緩全球變暖有幫助，而且到我這個年紀，吃太多肉，身體負擔不來了。”貝淡寧笑著摸了摸肚子。

來到中國之前，貝淡寧的名字是丹尼爾·貝爾。如今這個中國傳統文化氣息濃厚的中文名字，是妻子宋冰給他取的——意為“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成為中國女婿后，貝淡寧對這個擁有悠長歷史和豐富文化的東方國度更加感興趣了。為了和岳父岳母溝通，他開始學習漢語。

興許是被自己意蘊深遠的中文名字所感染，中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成為貝淡寧最感興趣的話題。他還曾經著有一本《中國新儒家》，里頭就從自己在中國的生活記錄，探討了儒家的復興。書里隨處可見孔子的格言警句，像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像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作為在清華大學教政治的老外，比起其他教授，貝淡寧的文學造詣毫不遜色。他經常在課堂上拋出《論語》里的內容作為總結，說話還不時蹦出一句“子曰……”要不是他的金頭發、藍眼睛、高鼻梁，臺下的學生幾乎都會忘記他“老外”的身份。遇上關于儒家、孔孟之道的爭論，貝淡寧還會第一個跳出來發聲，表達自己的觀點。“也遇到過同行學者說‘你是外國人，你不如中國人了解’的情況， 我覺得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都很正常，但我更希望他們能對事不對人。”

在貝淡寧看來，文言文和英語不一樣，如果沒學古希臘語或者古拉丁文，做研究、做學術也不會遇到很大問題。但在中國，如果不懂文言文，連日常對話都成問題。“你和別人聊天也會用到成語，這不也是文言文嗎？奧運會開幕式的表演，里頭就涉及很多論語里的內容。你要是不知道‘和而不同’是什么意思，你壓根就看不懂那些表演。”

貝淡寧笑說自己的理想境界是成為“儒者”，而每次出席重要場合，他都會穿上最喜歡的中山裝。東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給貝淡寧帶來的最深思考，不是兩者價值觀上的差異，而是這些價值觀在不同環境下的重要性。“像是‘仁義禮教’中的‘禮’，英文是‘ritual’。在西方觀念中，ritual并不太重要。遇到爭斗沖突，中國人會‘先禮后兵’，而西方人或許會‘先兵后禮’。”他也曾在自己的作品《東方遭遇西方》提到過，“并非說西方完全缺乏這樣的價值觀，價值觀之間總有一些沖突，要研究的就是對待實際矛盾的解決方法。”

“在20世紀，不管是自由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都覺得儒家思想對社會發展沒什么好處，甚至造成了中國的落后。”隨著中國儒學的對外推廣和發展，越來越多原本認定西方哲學才是普世哲學的西方學者，也開始承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有其值得借鑒和學習之處。

貝淡寧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能完全靠西方的價值觀來判斷對錯。 “不應該完全排斥西方哲學，但是西方哲學也不應該成為主流的思想。”儒家思想作為中國主流的價值觀，應該因地制宜的提供參考的資源。

在中國教政治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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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淡寧對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改變了許多外國人對東方文化的誤讀和偏見，同時也讓許多中國人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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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這個詞，在中國多少有點敏感。作為一個在中國教政治的外國人，貝淡寧最初決定接受清華大學的聘請時，不僅他的西方同行，甚至于自己的中國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是目瞪口呆。

當時的貝淡寧在香港城市大學哲學系教書，之所以放棄高薪，來到中國內地任教，一是出自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熱愛，二是內地熱鬧的學術環境讓他感到興奮，“我喜歡讀書和寫作。在香港城市大學教書的時候，每天都要講課備課，系里面還要開會，沒多少時間給我做研究。”香港任教期間，他有了很多到北京辦講座的機會，交流之下，他發現北京的學者和學生，對政治哲學表達出了極大的好奇和熱情，“學術環境甚至比當時的香港還要強”。

2006年，貝淡寧開始在清華大學教書。在他看來，“北京人特可愛”。他說自己在香港打的時，一聽說自己在港大教書，出租車師傅的反應是“做教授工資很高、待遇很好的啊”；但在北京，聽說這個老外在中國教政治哲學，出租車師傅就會熱烈地和他討論起歷史政治。“北京人對自己的文化歷史特別自豪，這是一個非常適合我做研究的環境吶。”而之所以選擇清華大學作為自己的落腳點，則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很多中國領導人都從這所大學畢業，在貝淡寧看來，清華的學生無疑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年輕人。

在清華教的第一節課讓貝淡寧記憶猶新：旁聽的學生擠得教室滿滿當當的。但第二節課，旁聽的學生一股腦兒都不見了。一問才知道，原來旁聽生都以為外國教授肯定是用英文授課的，所以趕來聽課，以提高自己的聽力水平。沒想到整節課下來，貝淡寧都操著一口流利的中文，于是大家就再也不來了。

貝淡寧是第一個在中國內地大學擔任政治學和倫理學全職教授的外國人，而讓他一度處于輿論風口浪尖的，則是“第一個去中央黨校開講座的外國學者”身份。有趣的是，當時他演講的主題并不是政治哲學，而是如何學習英語。即便講的是和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九年前，外國人到中央黨校講課這樁新聞，還是造成不小的轟動。“當時政治是敏感一些，放在現在也沒什么了不起?，F在很多外國教授都去黨校開講座，不會給社會造成太轟動的影響了。”

如今，在清華大學教授哲學政治的貝淡寧已經在北京住了近10個年頭。近來，貝淡寧正在寫一本關于“賢能政治”的新書。“怎么選領導人來管理國家，這些領導人需要有什么能力和道德品質，儒家思想文化和歷史經驗可以給選人方面提供豐富資源。”他試圖用淺顯的話，來解釋自己在新書中的一些觀點，“歐洲很多國家是很小的社群，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選領導人。但中國人口基數大，一人一票的制度難以實現，政府選什么樣的人做領導的機制特別復雜。”

他笑稱當下的公務員制度就像古代的科舉制度，“以人的道德和能力作為評判標準，通過考試選‘能’就比較適合中國國情。儒家的思想文化在這里就能作為正當的資源來參考”。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些西方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就認為教育程度應該成為投票的先決條件，接受過教育的人擁有兩到三票的投票權，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沒有投票權。“但是現實情況沒有那么完美，所以我現在做這方面的研究，討論能否有一種模式把民主和賢能政治融合起來。”

貝淡寧2009年寫的《超越自由民主》中譯本封面上，右手高擎火炬、左手捧著《論語》的自由女神站在煙霧繚繞的江南水鄉之中。這正是貝淡寧如今的狀態——在中西方思潮交互中找尋所有問題的答案。貝淡寧對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改變了許多外國人對東方文化的誤讀和偏見，同時也讓許多中國人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他的視角與情懷有別于許多老外，更有別于傳統的儒學者，正是這份不同，給中國的文化思潮帶去新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