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
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陳冠中亦極為『雜糅』， 他將此釋義為『雜種世界主義』。
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陳冠中亦極為『雜糅』， 他將此釋義為『雜種世界主義』。
陳冠中 作家、文化學者。出版《盛世：中國2013》、《裸命》、《城市九章》、《我們這一代》等諸多作品。
陳冠中的1964年只發生了一件事。1963年，披頭士在英國發行第一張唱片，風靡世界。1964年6月8日，披頭士第一次到訪香港。12歲的陳冠中與大一歲的姐姐、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不止十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電影里，四個英國青年將平凡的一天變成獨特的一天，由音樂迷戀者跳脫為音樂天才，用搖滾制造了一場革命。電影被定義為一代年輕人的反叛原則，他們由此進入了嶄新時代。
陳冠中的新時代從頭開始。受披頭士的影響，他留長了頭發，穿上牛仔褲，彈起吉他，和青春期少年們手拉手唱英文歌反戰。并且，想當然地以為誰都能夠接受平等和參與性民主，哪怕是父母。
十年后，香港股市在狂升后陷入“股災”。陳冠中長成青年。股市強震給初入社會的青年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投資課。“上課鈴”一響，錢沒了。錢沒了，與父母間的代溝也沒了。原來，反叛與平等，并沒有必然關聯，僅憑自己說了算。
2013年，61歲的陳冠中走在北京的菜市場里，長發落肩，和12歲時沒有兩樣，除去黑色被歲月漂染成灰白色。菜市場里人擠人、人擋人、人吆喝人，走在菜市場的感覺特別實在，想不“觸地兒“都難。沒事的時候，陳冠中喜歡來這兒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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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我趕上了香港‘嬰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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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陳冠中無法想像60歲的自己會走在北京的菜市場里，因為他是“香港人”。1952年在上海出生，四歲被帶到香港，祖籍欄填著浙江鄞縣（今寧波） 。在家里，同父母講寧波版上海話，跟傭人聊番禺白話。在幼兒園里，迅速學會了香港粵語。自然而然，陳冠中把它當作母語。
遷居香港后的生活，是陳冠中一代人對童年最清晰的記憶。父母千錘百煉出高超的謀生本事，對物質積累有一種本能需求。到了香港，地道的中國人都這樣做。對上海的記憶越來越淡，家里的唯一目標是勤儉，賺錢，再賺錢。陳冠中永遠記得這樣的節奏。在父輩的基礎上，擠在人口激增的高峰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搭上了香港經濟高速躍進的早班車。
作為第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香港華人，陳冠中一代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進入社會，占據了企業和政府的眾多崗位。盡管如此，英國人并不認同這批披頭士的狂熱追隨者，而由于完全與內地迥異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結構，他們對出生地也沒有任何認同感。 唯一的情感歸屬在于香港，這座他們成長的城市。“在一種文化雜糅，強烈碰撞與對差異性的發覺與反思中，一種地區性的特殊身份區間被構建出來—‘ 香港人’。”多年后，作為“區域主義者”的陳冠中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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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說，聰明而有雄心的人去紐約，不聰明但有雄心的去洛杉磯，聰明但沒有雄心的在舊金山(在硅谷新貴進占該市之前)。在中國，或許有雄心的在北京，聰明的在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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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陳冠中選擇了北京。這不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只是這次，打算長駐。
40歲之前，陳冠中大部分時間在香港。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從100點飆至1700點，三年后跌回。繁榮的香港，一時充滿了過山車一樣瘋狂的故事。1974年，陳冠中大學畢業。三十多名同學被同一家外資銀行錄用，在香港大學念完社會學和政治學，陳冠中前往美國波士頓大學主修新聞學。1976年，陳冠中回到香港，創辦雜志《號外》，以另一種方式進入。
《號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從紐約邀請造型師，啟用劉德華、周星馳、張曼玉上封面；挖掘不被主流媒體認同的金庸、倪匡、王家衛和亦舒；亦用大體量報道尚未躋身主流的商人政客。三十多年過去，它至今 依然被稱為香港唯一一本雅皮雜志。陳冠中和《號外》是香港的見證者，見證了經濟迅猛騰飛的香港如何成為“香港”。亦是參與者，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號外》穩居香港中文月刊第一名十多年。 陳冠中堅持《號外》不做主流， 理由是“對現實吶喊”—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金錢的填充感太滿了，滿到心靈沒有空間。當功利主義對精神世界的損害觸動了陳冠中的神經，他選擇了一個空白角落。
陳冠中打理著《號外》，在香港開辦名噪一時的獨立書店“一山書屋”，一邊寫電影劇本、排舞臺劇。電影劇本《等待黎明》捧紅了周潤發，《不是冤家不聚頭》助使蕭芳芳摘得金馬影后。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白先勇的《謫仙記》被陳冠中改編成話劇，至今依然是香港話劇團的保留劇目。1994年，臺灣開禁允許外資辦電視臺，陳冠中立時籌資辦了一家“超級電視臺”。
“香港在1997年大團圓結局，一夜無話，今后都不會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回歸儀式時，陳冠中在臺北家中看著電視。燈火輝煌中的臺北，“是個被低估的城市”—在臺北的六年是陳冠中生活最適宜的六年。而恰好是這種“最適宜”，讓他的注意力被北京吸引。去臺北做電視臺之前，陳冠中在北京住過近三年。當時的內地沒有任何文化產業可言，文化商品化剛剛開始。在臺北，陳冠中想著北京的“新鮮”：幾乎找不到一家電影院，卻像他中學時看過的歐洲小眾寫實電影。換句話說，“閑人、文人、藝人、雅嬉痞、布波士，各種稀奇的次文化人，城市游牧時代的南北東西京滬漂、鳥世代和漂一代，讓他們各有空間，接受他們成為大敘事的一部分，或因此解構了原來較狹的大敘事，才能顯示一個城市已近偉大。”陳冠中在城市間游走，正是因為總想成為其中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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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最終一切是幻象，不可能永久，不需要眷戀，時間一到我可以什么都拋棄。但當我有的時候，不想作踐自己。心智上，我如出家僧，行為上，我是享樂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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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回到北京，是在2000年。五六年過去，北京已經翻天覆地。“按馬克思主義的話說，北京的文化產業照著資本邏輯在運行了。”陳冠中被請去指導雜志。“世紀初，全北京只有幾個攝影師能拍時尚大片，2003年，北京的雜志制作水準已經超過了香港和臺灣。”這個過程《號外》用了十年，北京用了不到三年。1992年，陳冠中在北京做大地唱片公司，推一名叫艾敬的歌手，請媒體人吃了飯發了幾篇稿，已經紅得不得了。2003年，三里屯南街的娛樂圈子遍及后海。陳冠中在這時卻選擇推掉所有工作，開始專注于一件事情—寫作。
青春期，陳冠中經常去一家香港的盜版書店買臺灣小說。大學時，陳冠中嘗試寫短篇小說，沒有攢到足夠的信心以此為業。但從編劇到文化評論，一直沒有停過筆。對于小說，陳冠中有額外偏好。用小說寫作當前，能把現實穿透一下。鉚了六年勁，2009年，陳冠中終于寫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盛世：中國2013》。小說中，陳冠中虛構了一個魔幻現實，描寫了金融海嘯后，全球格局進入冰河時期，中國卻安然避過劫難，開始步入千年一遇的盛世。時代充滿了矛盾，而小說是表達和處理矛盾的最好載體。法國文學家羅蘭·巴特曾說“活出這個時代的矛盾”，陳冠中用小說作為丈量矛盾的腳步，“長著腳，可以走很遠很長??”
50歲的年紀，同齡人正在忙事業，退居書桌的陳冠中開始為寫作焦慮。十年過去了，陳冠中終于輕松了。 媒體人、文化人、評論家??這些曾經扮演的角色，陳冠中如今都不要了，北京的生活讓他非常滿足。朋友從香港來，陳冠中習慣聆聽，對“港人港事”極少評議，“身在事外，聽聽就好”。
為了改掉以前做娛樂圈時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習慣，他每天早起坐在電腦前，什么都不干。“能寫點就寫點，寫不出來也是應該的。這個世界哪里那么多人看得了那么多字，更遑論，看我寫那么多字。 而北京天氣不好時，做個宅男就是了。”陳冠中已經很少去香港，最近一次去是參加第24屆香港書展。作為第四位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陳冠中說：“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適合談雜種和世界主義的城市。”
[對話陳冠中]
但愿能用美學態度對待世界？
記者：你強調自己是“香港人中的本土派”，近幾年香港書展火熱，香港文學本身呢？
陳冠中：言情小說界現在有個天后，香港人，叫張小嫻。張小嫻基本寫港男港女的事情。我沒想到現在這么受歡迎。她兩年前開始做微博，每天發一條男女關系的警句，或一條心靈雞湯。每一個微博有3000多萬條評論粉絲。類似的食經界有蔡瀾和歐陽應霽。梁文道的政論也有暢銷書的意思。但這些都是個案，無法替代。下一個出版熱潮肯定在內地，而不是香港。
記者：從文化至社會，你怎么看近幾年興起的“臺灣熱”？
陳冠中：臺灣熱某種程度上是民國熱，但我不覺得大家真的能回到民國，因為兩者相似度很小。對民國的追求被轉嫁到了臺灣，臺灣風不是民國風，它是十幾年慢慢建立起來的臺灣。臺灣修成正果，結合了很多東西，有小清新部分、市民部分、日本部分，民國部分并不占最大比重，而且它更等同于蔣家風格。不光內地，香港人也迷戀這種風格。而作為一種生活美學，臺灣正在發揮它超大的影響力。所有文化都是在慢慢誤讀中建構起來的，我們對古代的想像也不見得就是現在看到的樣子。沒有什么對錯，對自己的立場留一點懷疑。從這點上說，我就只寫小說。寫小說不用表態，模棱兩可即可 。
記者：你在《號外》合作過的攝影師描述你—“一個真正的陳冠中在他心里埋藏著，那是一個喜歡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的他，一個幻想著波西米亞中國的他，也是一個懷戀著七十年代香港文壇復興的他。”這種幻想和懷戀是你在城市之間切換，專注文學的理由嗎？
陳冠中：我現在能在家呆著就呆著，有時候朋友從別的城市來，聽他們聊聊天。我做的另一件最多的事是去三四線城市旅行，從四川到東北。去了超過一百個城市，我發現很多地方都很雷同，這是我最深的印象。新的現象是有些地方的年輕人回流了，但城市之間差異越來越小了。在北京和廣州看到的景象，在很多三線城市同樣能夠看到。年輕人的形態很像，一線城市該有的他們都有。以前我看內地文學作品中的“小鎮姑娘”，現在已經沒有了。中國一個縣市的人口一般都在五十萬以上，按世界標準都是大城市。賈樟柯電影里的狀態已經變了。我這樣見證著中國，或者它已經停頓了，或許往后的變化會更大。這就是真正的波西米亞中國。五年、十年之后，也許我會把它們寫出來。
記者：今年正好是2013年，是你的小說《盛世：中國2013》故事發生的年份。你形容這是個“黃金時代”，但它同時也被稱為“最壞的時代”。
陳冠中：我40歲到了北京，在香港算是關注內地的人，到了之后發現是紙上談兵。1992年第一次到北京時，我調整了很久，不可以，才回到臺北。“盛世”和“最壞”，是一個態度。 喬治·奧威爾說，面對世界的不堪，不能用美學的態度去面對它。 但能用美學態度對待世界？我的答案是不能。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樣， 有人強制用美學態度， 我不敢叫他們把兩只眼睛都打開。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不要太政治化，不要抱怨生活，而往往也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對自己的生活唯美地看，沒問題。如果我沒有看歐洲、法國電影，我也不會對美學有所著筆。在北京生活，有趣的人和事卻遠比它帶給我的障礙要好玩很多。如同漢字，最大的災難被認為是繁體簡化。繁體字是好看，但讓中國內地回到繁體不現實?？傊?，我不主張以美學的角度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