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純凈的詩歌行為

純凈的詩歌行為

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頒獎典禮

地點 ：廣州，星河灣酒店

人物 ：亞當·扎嘎耶夫斯基、黃禮孩、楊克、歐亞、趙崢嶸等

在中國詩人黃禮孩的盛情邀請下，波蘭詩人亞當·扎嘎耶夫斯基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七天的訪問。七天里，扎嘎耶夫斯基去了臺灣、香港和廣州。廣州是最重要的一站，第九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頒獎典禮在這里舉行，扎嘎耶夫斯基是該獎年度獲獎詩人。

扎嘎耶夫斯基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師級詩人，米沃什、布羅茨基、蘇珊·桑塔格等對他贊譽有加。他出生于1945年6月，二戰后全家遷回波蘭，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創作詩歌，是波蘭“新浪潮”詩歌的代表人物，至今已出版詩集有18種，散文、隨筆11種。他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以及眾多文學大獎。目前，他已有兩本詩選被譯介到中國，均為黃禮孩出版。

中國人喜歡在一定年紀的人的姓氏前加個“老”字，以示親切，所以，拗口難記的“扎嘎耶夫斯基”到中國也一下子成了“老扎”。老扎從廣九直通車下車，剛出廣州東站，就受到黃禮孩及黃氏軍團的熱情招待。由中國詩人組成的迎接隊伍浩浩蕩蕩，車輛一字排開，猶如嫁娶隊伍。接下來幾天，一批又一批的中國詩人，陪老扎出席新聞發布會，游玩了陳家祠，參拜了光孝寺，詩人們每頓輪流請吃飯。

這些熱情的招待，老扎沒忘在“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頒獎典禮現場發表受獎詞前感激一番。“感謝黃禮孩先生的邀請，幾個月前，當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老扎說，“當我來到廣州，超出兵馬俑浩蕩隊伍的友好大軍的歡迎，讓我受寵若驚。我很敬佩黃禮孩，敬佩他的人脈、他為了理想自費發起的詩歌獎項，以及無論多忙，他總是臉帶笑容。”

被老扎感激的詩人黃禮孩就坐在臺下，他穿了件淺藍色休閑西裝、黑色西褲、休閑鞋，打扮與日常無異。作為活動發起人，他并不能像普通觀眾那樣安然坐著。需要考慮的東西很多，稍不留神就會出錯?；顒娱_始前，老扎與太太坐在臺下第一排，一撥又一撥來者請老扎在詩集上簽名，老扎來者不拒，用波蘭文寫下自己的名字，遇到熟人他還寫上對方姓名。黃禮孩一直擔心這會讓69歲的老扎過于疲憊。當老扎走上臺，在舞臺燈光的照耀下顯得精神抖擻，黃禮孩這才放下心來。

一曲豎琴音樂，拉開了頒獎典禮的序幕。跳動的音符壓住了人群的喧嘩，大家都靜靜地在期待詩歌與音樂帶來的慰藉。當日的廣州刮風下雨，還下著罕見的冰雹，但仍有兩三百人前來參加頒獎典禮。這里面有廣東名詩人、媒體人、詩歌愛好者、藝術家，也有專門從北京飛來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因飛機延誤，還特地發來了祝賀的信息。

這個民間的詩歌活動之所以受人熱愛，離不開黃禮孩十多年來對詩歌的熱情與努力。

為了呈現當下的詩歌現場，1999年11月，黃禮孩在廣州創辦《詩歌與人》詩刊。15年來，詩刊出版了近40期，獲得中國優秀民間詩刊的贊譽，黃禮孩憑一己之力打造了民間詩人的傳奇神話。辦刊之外，黃禮孩在2005年設立“詩歌與人·詩人獎”（2014年更名為“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褒獎為詩歌作出重要成就的詩人。中國詩人彭燕郊、張曙、藍藍、東蕩子，葡萄牙詩人埃烏熱尼奧·德·安德拉德，俄羅斯詩人英娜·麗斯年斯卡婭，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斯洛文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都曾獲得該獎，每人有五萬元獎金。其中，第六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的獲得者特朗斯特羅姆，在獲獎半年后即獲諾貝爾文學獎，由此可見“詩歌與人”獨到的眼光。

因為是民間行為，沒有企業背景和基金支持，“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的維持并不容易，除了靠黃禮孩的人脈，更多是靠獎項所維持的品質。“并不是有錢就能辦得好詩歌獎，之前幾個詩歌節邀請過老扎，都沒有來，他反而接受我們這樣一個純民間的邀請，可見越是純凈的詩歌行為越會受到國外重要詩人的關注。”黃禮孩如是說。

為了讓這個年度活動精益求精，黃禮孩巧借自己廣大的人脈，邀請導演朋友負責整個活動流程，請設計師朋友設計舞臺，還請了圈內有一定影響力的媒體編輯、大學教授擔任主持，請了全國的主流媒體參與報道?！妒澜缥膶W》主編、著名翻譯家高興在臺上宣讀了黃禮孩為老扎寫的授獎詞： “扎嘎耶夫斯基的詩從個人的生存境遇出發，從歷史和記憶中汲取力量，并不回避世界的殘缺和黑暗，而是讓我們從殘缺的世界里辨認出善和光明。”

對此，扎嘎耶夫斯基上臺回應：“其實領獎的時候，我總是覺得內心有愧，我真的是一個如此偉大的詩人嗎？我覺得詩人，可能在一瞬間閃現了某種的光，但更多的是，我懷疑自己做的是否足夠，是否能通過詩，表現人的內心世界。”他認為詩歌激勵人們，讓我們抖擻精神，恢復童真，但與此同時也不允許我們忘記困難和痛苦。

這幾年，波蘭詩人米沃什、辛波斯卡的作品受到很多中國讀者關注。在中國詩人的詩集普遍只能賣一兩千本的情況下，辛波斯卡去年出版的詩集賣到了15萬冊，可見波蘭詩人的魅力。同樣是波蘭詩人的扎嘎耶夫斯基，與這兩位劃時代的大師是好朋友。老扎和米沃什、布羅茨基、赫貝特等大師的合影，就出現在黃禮孩為老扎出版的詩選上。此詩選在頒獎典禮門口設置售賣，一下子賣出近百本，六千多元的收入被全部用作“詩歌與人”的基金。

“認識辛波斯卡是一個非常意外的機會。”老扎表示，他在年輕時寫了一篇文章，諷刺一些當代詩人，稱他們是“懶惰”的詩人，既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思想，也沒有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辛波斯卡看到文章后非常喜歡，給老扎寫信，請他吃飯，兩人就這樣認識了。1983年，老扎移居到巴黎，又與獲得諾貝爾獎的米沃什一見如故，此后便經常見面，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老扎與他們的交往是緣于彼此之間對詩歌的熱愛與尊重。

雖然老扎是首次訪華，但他在現場獲獎感言里提到，這僅僅是身體第一次踏入中國的領土，思想里早已有關于偉大中國的文化、文明的知識。“在少年時代，我通過閱讀《馬可波羅游記》和人民波蘭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國家的報道，來想象中國。我也喜歡中國的詩歌，我曾讀過古代詩人李白、杜甫，當代詩人北島的詩歌。”

活動結束后，客人走了，色彩斑斕燈光熄滅了，留下的是在黑暗中拆卸舞臺的工人。老扎停下腳步，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他的中國之行并沒隨著活動的結束而終止。

“鏡像”折射下的中國設計

鏡像·韓家英設計展開幕

地點 ：上海，洛克·外灘源中實大樓

人物 ：韓家英、呂敬人、王璜生、陳幼堅、胡洪俠、張元等

三月底的一天，上海的天氣潮濕陰冷。雨水打濕了地面，原本總能看到新人拍攝婚紗照景象的外灘源顯得比平時冷清許多。然后轉個彎，會發現中實大樓里別有一番熱鬧的氣息：白天，許多工作人員進進出出忙著布展；夜晚，這里則觥籌交錯，許多中國藝術設計界的大腕聚集于此，身著黑色西服的安保人員則一直守在落上大鎖的正門前。

“鏡像·韓家英設計展”在洛克·外灘源中實大樓開幕，這次展覽是巡展的第三站：2012年12月首展在深圳華·美術館舉辦，2013年4月在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巡展第一站。據說，上海站之后，展覽還將回到韓家英的故鄉—西安。

作為國內首個專業平面設計師的個人作品展，“鏡像”展的內容頗為豐富，展覽分為 “設計隱藏的本質”、“身份的緣起”、“視覺的解構與重建”三個單元。比起之前的兩站，這次在上海的展覽多了一個序廳的內容— “作為圖像的文字”。放置在一樓大廳的，是裝置作品《字象乾坤》及《天涯萬花筒》，均以投影的形式呈現韓家英近年來以漢字為主題的設計創作。

“設計隱藏的本質”主要是大型裝置作品《5000×50×500》，透過韓家英個人視角收集、整理的數量眾多、不同年代，不同樣貌的證件、票據等日常物品組成。“身份的緣起”，是韓家英歷年來設計作品的精選，包括萬科年報、純凈水包裝等商業設計，以及“人以食為天”，《天涯》雜志的海報設計等。“視覺的解構與重建”，韓家英以個人角度，解構與重建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字/書法。

與西方國家伴隨著工業革命成長起來的設計歷史不同，中國的現代設計始于20世紀80年代，亦是從平面設計起步。如今回頭總結，中國的平面設計已經走過了三十多年來的探索，而韓家英在這行業里已經待了二十多年，一直持續活躍在中國當代設計界的第一線，在國際、國內重要的設計展覽和比賽中獲得眾多獎項。他從中國設計師獨特的文化歸屬、生活體驗與審美品位出發，在平面作品的創新和試驗上不斷探索。

韓家英涉及的設計領域非常廣：既為雜志設計封面，也設計海報，還涉及了產品包裝等諸多領域。因此，這次設計圈子聚會的亮點，不僅在他的這個展覽上，也在他個展前的開幕酒會上。

酒會上星光熠熠，既有來自設計界各個領域的大腕，亦有來自品牌和廣告公司的人物，比如德國ORCA公司總裁Klaus Utermohle，以及奧美中國首席創意長Graham Fink。

請柬上寫的開幕酒會時間是下午五點，四點多就陸陸續續有嘉賓魚貫而入：作為三站的支持方，華·美術館執行館長王序、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外灘美術館館長Larys Frogier都出席了開幕。

韓家英很低調，有時甚至帶著點西安人固有的質樸。就算是在成名已久的當下，他也顯得毫不浮夸。在為媒體作導覽時，韓家英就不時被迎面而過的各色人等叫住。每次，他都會停下腳步，禮貌地簡單聊上兩句。

平面設計界的前輩呂敬人專程從北京趕來參加這次展覽的開幕和第二天的論壇。同為設計師，他們早有交往，在藝術理念上也互相理解。呂敬人用“雜”、“精”、“繁”、“空”互有矛盾的兩組四字來概括了他對“鏡像”展的感覺：“雜”，指的是韓家英的設計跳出最初的平面，利用多種載體、利用立體空間，涉及多個藝術領域。韓家英不是單純地制作，而是力圖使自己的設計對象呈現出愉悅感，用韓家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得體”。“精”，指韓家英以一種嚴謹的態度進行設計，使得作品耐看、耐琢磨。“繁”與“空”則指韓家英在生活中廣泛汲取設計DNA，將其精密聚合，去粗取精。除了呂敬人，香港著名設計師陳幼堅也為這個展覽而飛到上海。

在開幕酒會上，你會看到很多外國面孔，其中有波蘭設計師Lech majewski和法國設計師 Thierry Sarfis，二人均是海報之父托馬耶夫斯基的學生。Lech majewski同時也是華沙海報雙年展評委會主席，他已經關注中國平面設計二十多年，韓家英就是他很欣賞的設計師之一。他們交流的話題除了展覽本身，更涉及中國當代平面設計與商業的結合。

導演張元也在這場開幕酒會上露了個臉，他還是留著那把絡腮胡子，眼神亮閃閃的。他與韓家英的緣分并不為大眾所熟知，但一說穿便令人恍然大悟：韓家英是張元執導的電影《綠茶》的藝術指導。在這次上海的展覽上電影《綠茶》也作為設計師的作品之一被陳列在二樓的展廳。

展覽的名稱“鏡像”，意在從一個設計師的個人經歷和作品透視出中國當代平面設計的歷史和發展，展覽的開幕酒也像是另一個“鏡像”，從其中折射出中國當代設計的種種話題：設計與其它藝術、設計與商業、設計與本土文化、設計與個人。

史景遷風潮

在西方書寫中國歷史

地點： 北京，中央美院

人物： 史景遷、金安平、鄭培凱、鄢秀、容新江

對史景遷而言，要回答“為什么對中國歷史感興趣”這個問題并不容易。這位北美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坐在中央美院的講臺上，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最后一場講座。

“大約六歲的時候有機會看到相關的藝術史書中有中國畫，產生了極大興趣，”今年78歲的史景遷說。當時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他心中，中國在其中的角色是一個英雄，又剛好看到了這些畫冊，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互相印證，他對中國史的感情由此而生。

劍橋畢業后，這位當時還名為喬納森·斯賓塞的年輕人得到一筆獎學金去耶魯留學，正式接觸到了中國史。他跟隨兩位導師，教授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壽以及教授近代史的芮瑪麗，開始學習漢語和繁體字，而另一位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房兆楹則對他影響深遠，不僅幫助確立了研究方向，還為他取了“史景遷”的名字，意在向中國古代史學家司馬遷致敬。

史景遷的博士論文、也是他的第一本書《曹寅與康熙》的靈感是在讀《紅樓夢》時獲得的。在房兆楹的幫助下，他得以到臺灣查閱清宮檔案。講座上，史景遷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他們把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拿出來，問我：‘這對你的工作會有幫助嗎？’我說：‘這簡直是天大的恩賜！’”

通過閱讀檔案，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康熙—這位古老中國帝王的脈動，“我們都是二十歲之后才學漢語的，他有時會把‘密封’寫成‘蜜封’，我很感同身受。”

史景遷著作等身。迄今為止，他出版了近二十本學術著作，不少作品獲得美國的學術大獎。一般認為，史景遷是繼費正清等第一代學者后美國的第二代漢學家，與孔飛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J.J. Wakeman）并為美國當今最好的幾位中國歷史研究者。他的《太平天國》、《王氏之死》、《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錄》等著作被介紹到中國后，產生了很大影響。相較于費正清旨在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寫作，“我寫作的目的是鼓勵人們了解中國”，史景遷說。

“史景遷所有的書都是手寫的”，他的妻子、同樣執教于耶魯的學者金安平說道。她之前亦師從歷史學家房兆楹，與史景遷緣分匪淺，二人多年來心意相通，如今也共用一個手機。金安平透露，史景遷對歷史寫作一直抱有很高的熱情，收集資料時就非常興奮，眼睛睜得老大（wide eyes），寫作的時候，眼神都變得狂野（wild eyes）。

在中國，史景遷刮起了華人知識圈里最強盛的一股風潮。這股風潮發端于2月28日的北大，此后持續波及成都、西安、上海等地，火爆了整個三月。

而中國只是印證其影響力的其中一個切片。盡管有一些對其作品文學化程度過高的爭議，史景遷在美國史學界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他曾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一職，也深受學生愛戴。北京大學教授容新江在講座上回憶了他上世紀九十年代去耶魯做訪問學者時，曾想去聽史景遷教授的課，卻發現需要夜里三點起來排隊。

史景遷的影響，如今已經遠遠溢出了學術圈。此次來京，史景遷十天的行程，以隔天出席一個公開活動的效率在進行。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學術講座，還有種類繁多的社交互動。

北京曹雪芹學會會長向他介紹在西山建立曹雪芹故里的依據，企業家馮侖則邀請他出席一場名為“探尋中國近代公益事業的起源”的對談。對談中，史景遷成了提問者而不是講述者，馮侖回答了所有關于企業與公益的問題，“一個半小時里，史景遷拿起話筒不超過4次、30分鐘”，“四個觀眾的交流機會中，沒有一個問題是拋向他的”。

在中央美院的歷史講座，史景遷又回到了他的“主場”。作為史景遷著作的翻譯者，鄢秀表示，史景遷的文筆非常優美，文史資料博雜，翻譯難度很大。在西方史學界，史景遷的撰述模式曾受到批評，一些學者認為他的作品文學性過強，《王氏之死》幾乎是以全敘述的手法完成的，《胡若望的疑問》也沒有解答中心問題，“主人公瘋了，作者也不深入分析原因，而歷史學家與小說家的區別正在這里”。

史景遷并不贊同批評家的說法，他認為，當人們用“literature”一詞，指的是一種品質和判斷，而用“fiction”一詞，則意指一種方法。自己只是借用了文學化的表達和風格，而內容全部是以史實為依據的。

史景遷的個人風格并未影響到他對學術開放性的追求。“他教學生很有一套。”歷史學家鄭培凱說。他是史景遷的第一個博士生，如今也已是白發老人，“他最好的一點，就是會問我到底喜歡什么。”鄭培凱印象很深刻，他的老師竟然會對他說，那段歷史我也不熟，你自己先去讀書，我教你怎么組織掌握的材料。“這個態度我以前在中國沒有見到過。中國的老師不會跟你說，這個東西我不是很清楚。”

他在耶魯讀了四年，因為興趣廣泛，沒有及時做完博士論文，史景遷就又幫他申請了兩年的獎學金，并鼓勵他到內地做考察。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這個學術機會十分難得，“改變了我一生的發展”，鄭培凱曾表示。

獨立思考歷史的精神，是史景遷在講座中反復強調的主題。“歷史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在中國經常是宏觀大敘事；在國外，則是對某個歷史當中個體的關注，不管是皇帝還是老百姓。”他還表示，很多正史告訴你的是有問題的，是一些老生常談，“不能說那是錯的，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別的東西。”

史景遷桃李遍天下，麾下弟子成就斐然，但幾乎無人繼承了他文學化寫史的方法。鄭培凱曾試圖解釋這一現象，他覺得這需要極高的治史功力和文學水平，而大多數人只及其一，如果硬要模仿，往往照貓畫虎。

歷史學家余英時也曾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就我閱覽所及，在并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只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