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史話”之三】清末新政的設計師張之洞

張之洞作為新政的設計師,他對清朝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只是恪盡職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歲的老人,來日無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設計方案如期如意地進行,只好聽天由命。

責任編輯:劉小磊

張之洞曾致電劉坤一、袁世凱、盛宣懷等八人,倡議仿效英國上議院的選舉制度,促進中國官僚體系的民主化,以提高行政效率。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張之洞作為新政的設計師,幾乎所有能夠“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擊“民權”學說,衛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場腐敗的同時也提出了切實的整治辦法。他對清朝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只是恪盡職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是65歲的老人,來日無多,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設計方案如期如意地進行,只好聽天由命。

中國古代的儒學精英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憂國憂民憂社稷,向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歷朝歷代,都不乏大大小小的商鞅、王安石式的人物。在清末改革史上,有兩位堪稱“設計師”式的人物,一是康有為,二是張之洞,他倆都寫出過影響維新運動的思想性著作,提出過系統的變法建議,在不同時期,受到帝、后的重用,充當了改革的政治推手,但因思想不同,地位懸殊,二人的行事大相徑庭。

康有為毫無政治根基,人微言輕,只能憑口舌文辭博取皇帝恩寵,挾天子令諸侯,自上而下,走大躍進式的激進變法之路;張之洞久任封疆,位高權重,在樞臣督撫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可以從從容容地按著自己的思路在轄省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動變法運動。從戊戌變法到庚子新政,兩位設計師的思路大體相似,但實施的結果卻完全相反,其個人命運也截然不同,思之再三,令人喟嘆。

從清流健將到洋務先鋒

不同于以軍功出身的劉坤一,張之洞是科舉時代的幸運兒,是由翰林名士出任封疆大吏的典型代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曾祖、祖父、父親均曾任知縣,父親張瑛,自道光中葉起,一直在貴州做官,由知縣、知府而至道員,咸豐六年(1856)病逝于軍中。道光十七年(1837),張之洞出生于貴州興義府,20歲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貴州度過,他自五歲起,便接受私塾教育,迄14歲,共換過13位教師,其中生員六人,舉人四人,進士三人,皆系乾嘉兩朝科場老前輩,業師優秀,學生精勤,12歲就出過詩文集,14歲考取秀才,隔年考取順天府鄉試頭名舉人。同治二年(1863)四月,27歲的張之洞入京會試,中式第141名貢士,五月入正大光明殿復試,列一等一名,六月廷試對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從此,張之洞仕途順利,步步高升,三年后,歷任浙江鄉試副考官(1867)、湖北學政(1867-1870)、翰林院庶吉士(1871-1872)、四川學政(1873-1876),從1876-1881年,歷任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翰林院侍講、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右春坊右庶子、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咸安宮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光緒七年十二月任山西巡撫(1881),十年升任兩廣總督(1884-1889),十五年調補湖廣總督,至二十七年辛丑(1901),已督湖廣12年,其間,在劉坤一出缺時還署理過兩江總督(1894-1896)。(見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以下簡稱“張譜”)

以光緒七年為界,張之洞的宦歷可以分為前后兩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學官(十年)與翰院諫官,在此期間,他與張佩倫一起被稱為“清流角”,雖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勢薄,除了上疏言事,糾彈大臣,在政治上并無建樹。時人拿他與袁世凱作對比,說袁“不學有術”,譏他“有學無術”,他的才干是從光緒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撫之后才顯露出來的,那一年,他45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

山西是個窮省,“民生重困,吏事積疲,貧弱交乘”(“到山西任謝恩折”,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張之洞全集》第一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p83。以下簡稱“張集”),這是張之洞赴任途中的觀感。他在謝恩折中提出了治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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