轎車論戰，回首廿年

一言以蔽之，提升公交的關鍵是讓官員進入公交服務系統中。完成了這一轉變，一通百通。完不成這一轉變，說什么都是瞎扯。

羞言我贏了

1994年8月9日拙文“轎車文明批判”在《光明日報》刊出。文中觀點如下：簡述轎車發展史；現代社會中駕車是購買一項大大超出轎車的交通系統的使用權，它包括道路、路標、交警、保險系統，其中道路修建費是天文數字；購車之特別動力有二：其一可資炫耀，其二因政策上的傾斜，即不繳或少繳修路費、停車費，駕車者以超低價格購買了這項消費；公民有權買車，但無車的公民要求他們必須繳足養路費，政府不可以資助駕車人與汽車商；轎車制造業可拉動經濟是個謊言；未來中國城市的明智選擇是公交、自行車，而非轎車。

同年11月8日，經濟學者樊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轎車文明辨析”，批判拙文。我在當日完成了九千字的反擊文章“轎車文明再批判”，無奈《光明日報》的答復是：黨報不爭論。后《中國市場經濟報》（1994/11/24）刊登了該文。

1995年初，北京電視臺背對背采訪我與樊綱，將雙方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對接在一起。其為熱門話題，二人針鋒相對，遂使該節目傳頌一時。

二人論戰中的勝敗、高下，非我一人說了算。但自此我撰文出鏡，欲罷不能，而樊綱則緘口不言。2005年北京電視臺憶起十年前的這場論戰，擬邀我倆再戰一輪，我求之不得，樊綱卻是千呼萬喚不出來。我的猜想是，批判轎車是世界輿論界的主流，他豈敢再作轎車的辯護士。

也是在1995年，受經濟科學出版社委托，我編輯了《轎車大論戰》一書。那年月出版周期長，此書1996年4月才問世。我從來覺得論戰比獨白有趣，且角色變了，作編輯就要好好搭臺，偏袒一方太小氣無聊。無奈事實上，反對發展轎車的作者輕易就能找到，而我費盡心力，旗幟鮮明的辯護者竟然除了樊綱只找到一位記者李安定。乃至書稿是我所編，前言是我所寫，“編者”的稱號卻刻意回避，只署“鄭也夫等著”，怕讀者以為編者偏心，實在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辯護派的寫手。

自1994—1996年，從鄭樊交手到《轎車大論戰》，可清晰看到，批判轎車一方占壓倒優勢。但與此同時，中國轎車制造商卻逆輿論而上，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看天下是誰的：

驚駭于如此相異的走向，論壇上的勝者已無一絲榮耀可言，唯有長考：輿論與實踐之南轅北轍，何以發生？

管窺決策層

借為《轎車大論戰》約稿，我與時任北京城市規劃研究院副院長的全永燊先生深談了一次。他考察過多國大都市，見多識廣，堪稱北京市政府首席交通專家。

全永燊骨子里主張公交，反對發展私車，他對我說他見過的國外所有都市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