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腳手架

民主與社會主義聯姻,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份珍貴遺產。6月25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重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現實使命的清醒體認。
    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一種是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另一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們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從共產主義的宣告者到社會主義的締造者
    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一種國家形態,那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時,民主與未來最美好社會之間的聯系,很像珠穆朗瑪峰上的空氣,即使有,也是稀薄的。共產主義社會意味著“國家的消亡”,和“公共權力”“政治性質”的喪失,國家的皮都沒有了,民主的毛當然就無所附麗。
    但如果把“民主”理解為人的完全“解放”和徹底“自治”,則在《共產黨宣言》的作者當時看來,民主與未來最美好社會之間的聯系,很像是藍色與大海之間的聯系:你遙望大海,它藍得美滿;你泅入海水,它無色透明。這樣理解的“民主”,就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根據列寧對這種“民主”的理解,它一旦徹底實現,就完全消失:“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為不需要的東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保ā秶遗c革命》)
    毫無疑問,在1845年,民主問題并沒有真正納入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思考的范圍,與其說他們論述了民主,不如說他們取消了民主,因為民主被定義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它成為無產階級戰利品的同時,也就成了資產階級的殉葬品。
    歲月消磨人的激情,但催生人的理性。激情讓人們把目光只聚焦于目標,理性督促人們不能不考慮道路問題。26年之后,青春似火的《共產黨宣言》的兩位作者,已經成為閱歷豐富的偉大革命家,他們已經意識到,共產主義社會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必定有一個過渡性社會階段,也必定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形態,巴黎公社的誕生與失敗把這兩個議題一起凸現在馬克思面前,于是,“民主”與“社會主義”問題開始吸引馬克思的注意力。
    寫于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主要關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和政治形態問題。馬克思從巴黎公社采取的取消常備軍、警察和官僚;實行普選;縮短任職期限以及可以撤職;選舉可撤換的法官等政治措施中看到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看到了“通過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看到了“使勞動者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看到了“舊的集權政府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在馬克思看來,要么沒有政治(共產主義社會),要么就是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過渡社會),這是無產階級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
    四年后的1875年,馬克思完成了《哥達綱領批判》,在這篇論文里,他鮮明地提出了后來被命名為“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及其政治形態:“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BR>    把這兩篇文章結合起來看,就發現一個問題:馬克思在前一篇文章里表達的核心觀點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治是人民的直接民主政治;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提出過渡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東西是一個東西呢,還是馬克思自相矛盾,抑或馬克思改變了自己的主張了呢?如果我們相信恩格斯是馬克思最好的戰友和其思想的闡釋者,我們就應該選擇第一種答案,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巴黎公社創制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一個東西:
    “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保ā丁捶ㄌm西內戰〉1891年版序言》)
    這就是說,巴黎公社體現的“真正民主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體兩用”的,一體指的是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的國家;兩用,分別指的是國家對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職能,和對無產階級外部的專政職能。民主職能體現的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政治價值,是建設性職能;專政職能指的是國家運用暴力鎮壓或反抗過去的所有者,是革命職能,一旦生產資料完成了社會化,這種職能就應該像無用的闌尾一樣被割掉。
    恩格斯的這段話極其重要,它把分散在晚年馬克思不同著作里的兩個重要政治概念整合起來,完成了他們自身從共產主義的宣告者,到社會主義的締造者的轉變。

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條大河
    當時可能很少人想到,正是說出上述那段話的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之后,成了改變世界面貌的兩條社會主義大河的發源地。
    這就需要追溯到恩格斯締造的第二國際。
    第二國際,也就是“社會主義國際”,或稱為“社會黨國際”,于1889年的法國大革命紀念日在巴黎舉行,恩格斯出任大會主席。大會決定以同盟罷工為工人斗爭的武器。
    這里值得強調的是,當時的工人階級有三種不同的斗爭武器,第一是革命,第二是罷工,第三是被恩格斯稱為“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的普選權?!暗谝粐H”把武裝革命確定為工人斗爭的主要武器,但巴黎公社的失敗宣告這不符合西歐實際。
    第二國際總結了第一國際的教訓,把工人斗爭的主要武器調整為同盟罷工,并把未來社會的直接目標由共產主義調整為社會主義,這不能不說是英明理智的,標志著國際工人運動逐步走向成熟。
    但是,馬克思逝世之后,獨自肩負指導國際工人運動的恩格斯深感責任重大,他對第一國際的革命實踐和第二國際的罷工綱領進行了深入再思考,于1895年3月6日,在其逝世前5個月,完成了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不朽文獻:《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這是他生前寫成的最后一篇論文,而被稱為恩格斯的精神遺囑。
    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以最大的篇幅,對比研究了工人階級兩種主要的斗爭模式:以起義為標志的法國模式,和以普選為特征的德國模式,最后得出結論:工人階級斗爭的模式,已經從法國起義模式,轉向德國普選模式。他特別強調,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而是他和馬克思的共同意見:“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戰爭和公社的失敗,目前歐洲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轉到了德國?!崩碛墒?,德國“工業因獲得法國的數十億,簡直像處在溫室條件下一樣更加迅猛地發展起來,而社會民主黨也更加迅猛和持續地成長起來。由于德國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實行的普選權,黨的驚人的成長就以無可爭辯的數字展現在全世界面前”。他認為,德國工人階級在普選上所獲得的巨大成就是一項重大貢獻:“他們給了世界各國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蔽艺J為,這也是他臨終前給第二國際的一個重大建議。
    爭論恩格斯這篇文章在發表時被德國社會黨人刪掉了多少革命詞句是沒有意義的,有意義的是這篇文章的精神實質。毫無疑問,恩格斯從來沒有把議會斗爭或使用普選權作為工人階級唯一斗爭武器,也從來沒有建議工人階級放棄革命權利。他明確指出,“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
    這是說,革命權利不僅無產階級擁有它,資產階級也曾經擁有它。有意義的是,恩格斯拓展了通向未來理想社會的道路,武裝起義不是唯一,也不是直接通向未來社會的道路。在他看來,當選的工人和給他們投票的“那些男青年和婦女,共同構成為一個最廣大的、堅不可摧的人群,構成國際無產階級大軍的決定性的‘突擊隊’?!?BR>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雖然沒有排除武裝革命,但也沒有排除通過議會道路進入新社會的可能性:“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里,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頁)
    正是恩格斯根據馬克思晚年思想對斗爭道路的拓展,拓寬了社會主義的流域。正如恩格斯所預料的那樣,“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第二國際中的俄國工人階級代表在列寧領導下,繼承了第一國際路線,堅持了法國起義模式,并于1917年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從而開辟了社會主義大河的東方流域。在蘇聯解體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它的合法繼承人。
    而第二國際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分裂之后,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西歐發達國家的各工人黨派的主體部分,堅持德國普選模式,并逐步放棄武裝革命綱領,走上了改良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社會主義大河的西方流域。

民主與社會主義聯姻是中國共產黨的珍貴遺產
    恩格斯為民主和社會主義訂了婚。在西方為它們證婚的是恩格斯本人,它們生的孩子,就是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在東方為它們證婚的是列寧,遺憾的是,受限于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列寧于1917年主持的那次婚禮并不十分完滿。他所締造的蘇維埃國家像一對連體姐妹,一個叫“民主”,另一個叫“專政”。當列寧的社會主義迎娶她們的時候,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等勢力想必十分強大,以至于列寧聲稱,“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保袑帲骸秶遗c革命》)因此,和社會主義步入“婚姻”殿堂的“民主”-“專政”連體姐妹十分獨特:“專政”姐姐已是英姿颯爽的女戰士,而“民主”妹妹還是個在尿炕的嬰兒。
    這種狀況導致的結果非同小可:只有當民主在無產階級內部充分實現時,國家的專政才是實際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當國家對無產階級內部的民主職能萎縮時,專政就不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國家的專政;專政的對象就不僅是以前的資產階級,也包括無產階級自身。
    對這個道理,我相信毛澤東先生有透徹理解,他要在自己領導下發動第二次革命,徹底打碎變成單純專政機關的國家機器,推行巴黎公社式的制度,這就是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澤東先生在這樣做時,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國家,一種是沒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另一種是進行了這場革命的國家。對前一種國家,必要時可以打碎,對于后一種國家,重要的是要發育它的民主職能。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區分兩種不同的無產階級,一種是革命前的無產階級,另一種是革命后的無產階級。革命前的無產階級的主要使命是革命,革命后的無產階級的主要使命則是發展生產力,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以經濟上的充足供應為制度保障的,否則,既沒有按需分配,也沒有按勞分配,只有按“票”分配。
    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先生,深刻地洞悉了上述兩種國家之間的區別,以及無產階級兩種使命之間的區別,把對國家的革命變成了改革,把無產階級的使命從革命轉變為生產。他這樣做,具有高度的理論自覺性。1987年4月26日,他在接見外賓時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1979年3月30日,他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這兩個論斷,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命題: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通過改革而不是革命,實現富裕、民主的社會主義。
    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聯姻,就這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份珍貴遺產。6月25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重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這既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現實使命的清醒體認。

核心問題是要不要民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任何意義上,原本都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外。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之前,按照毛澤東的定義,中國社會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根據這個論斷,他此后宣布“改造”成功的“社會主義”,只能是生產關系上的社會主義,而非生產力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抽象掉現代生產力,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也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更先進的社會主義。1957年之前,毛澤東對此應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所以他在宣布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立即宣布要“大躍進”,讓生產力快速膨脹。如果說,生產關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是一面旗幟,那么,生產力是它的旗桿,沒有旗桿,它飄不起來;旗桿不長,它飄得不高。
    毛澤東當時或許相信,落后的生產關系,比如私有制,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像緊身衣,會束縛生產力發展;先進的生產關系,比如公有制,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會像酵母,能把相對貧乏的物質面團,發酵成一籠籠香噴噴的財富饅頭。事情的結果大家都知道,西方資本主義在二戰以后撐破了它的緊身衣,我們的酵母發酵出的東西不像饅頭,更像氣泡。
    這就是說,改革前,中國在生產關系上更接近社會主義,而西歐在生產力上更接近社會主義。雖然有這樣的差異,但兩者有一點是共同的:無論對于中國還是對于西歐,社會主義都還不是已經建成的理想社會,都是還在實踐中的社會理想。為什么對于中國來說,核心問題是要不要民主?現在清楚了,民主是社會主義的腳手架,沒有它們,社會主義理想就不能從藍圖走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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