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遇到“總督府”

從政府新建大樓的高度和樓前廣場的寬度，則大致可以丈量出權力中心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

對一個城市的認識，有時要等到另一個城市出現，才會更深入一步。香港之于我，等待她的是臺北。

觀察一個城市的地域文化，公共空間方面可以看兩頭，一頭是菜市場，一頭是政府樓。在菜市場，從當地的物產、物價、攤販、人流，你可以讀懂很多面子上看不到的東西。而從政府新建大樓的高度和樓前廣場的寬度，則大致可以丈量出權力中心和老百姓之間的距離；更有趣的是，一些不共戴天的政治力量有時候會共用同一幢樓，只不過時間有先后，而選舉時代，執政黨和在野黨相互競爭，就是要入主同一個建筑物。這正是布羅代爾長時段史學最感興趣的所在，這個理論認為一種氣候、一條河流，甚至一種飲食習慣，恰恰是那些隱蔽在歷史事件下面的、影響集體存在的力量。

香港總督府1841年開建，第4任香港總督成為其首位主客。1941年至1945年，日軍占領期間，一度改作司令部。香港回歸后，首任特首董建華沒有用此作為官邸，改為禮賓府，但后任又將之定為特別行政長官辦公室。

有意思的是我最初幾次到香港，都沒有參觀總督府。其實這并不奇怪，各種香港的旅游攻略上，并不怎么提總督府。后來終于找了一個空當，問了好幾次路，爬了好大一個坡，在半山上，看到一個不起眼的建筑物，說這就是總督府。大門緊鄰馬路，門前居然沒有廣場。

許多年后，我第一次來到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看到臺灣的“總統府”，才突然莫名地想起香港的總督府。那一年，“百萬倒扁”活動剛剛過去，“總統府”前寬闊的廣場被日光反射得刺眼。一場曾經那么波瀾壯闊的運動，就像臺灣的山溪水來得猛，也退得快。我突發奇想，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香港，情況會怎樣？

1967年香港曾經發生暴動，從資料照片看，當時的左派到總督府示威，但一兩百個人就已經把總督府前面的馬路堵了一大半。設在半山上的總督府是一個天然屏障，如果要游行到這里，很多年老體弱者恐怕要打退堂鼓，加上總督府門口就是一個寬十幾米的馬路，沒有廣場，不要說聚集百萬人，就是幾千人都夠嗆。

做電視活動的人都知道，戶外活動最操心的就是場所。一個幾萬人的活動，光廁所就是一個難題，有時候僅僅是找不到匹配的電源，活動就要取消。同樣，政治的舞臺也需要空間，正向的慶典需要廣場，反向的革命也需要廣場。

我不知道在香港或者臺北的普通民眾眼里，有這樣一個要爬坡的政治中心或者有大廣場的政治中心，到底是幸還是不幸？但可以確定的是，香港、臺灣分別走過的路，可以在政治中心不同的環境狀況上找到注解。從這里出發，我們可以反思為什么臺灣會出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這樣的政治人物？同樣，我們也可以從這里理解，為什么香港有功夫片、警匪片還有麥兜？當然，我始終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大陸那么多城市，那么熱衷于建政府大樓，搞超大面積的樓前廣場？

2013年被女兒拉去看了一場LinkinPark的演唱會，地點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居然讓我這個對大陸演唱會“見多識廣”的電視人大開眼界。我們買的看臺票有座位，比我們貴得多的場地票居然沒有座位，人挨著人，如果在大陸，安保怎么能通得過？正當我在暗喜撿了便宜，演出開始后，我就發現周邊有座位的人站起來后都再沒有坐下過，而場地里成千上萬的手臂也幾乎沒有放下過，這是我看過的現場氣氛最High的演唱會，數以萬計的手臂像森林般地舉起，波瀾壯闊。節目的高潮，歌手居然跳下舞臺，走到場地歡呼的人群，嚇了我一大跳，這在大陸的安保是不可想象的??！

演唱會結束，人群快速疏散。香港政府為了鼓勵人們去博覽館，只要在博覽館站逗留1.5小時，持同一張八達通卡購地鐵票只要半價。隨著人群慢慢走向地鐵口，在我腦海里糾結思考的不是政府應該怎樣扶持文化產業，而是一個共同體的激情應該在哪里聚集？怎樣宣泄？如何降解？怎么疏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