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半百

從去年開始，我所熟悉的一些人物，陸續度過了他們的五十歲生日。從總體上來說，他們于我，基本上類似于亦師亦友的關系：他們大多出生于1962年至1964年之間，在高考恢復的前幾年，即踏入校園，在15歲至17歲的早慧之年，接受現代高等教育和現代思維訓練，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他們中間的很多人，積極參與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那種詩歌的激情、文化的激昂，在九十年代因為各自的原因，又出現分野，留在高校執教的，大多在激情之后，回歸思想的寧靜和理性；而隨著“92派”們下海的，則做起了生意，如今成為市場經濟的引領者，商業規則的駕馭者、遵從者。

作為1970年代末的生人，在大學，我正好是他們留在高校那撥人的學生，在我空白的、一無所知的內心里，他們得以寫下他們思想的寬廣，留下他們價值觀的新銳；當我進入社會，他們又正好是社會的中堅，因為某種機緣，得以與他們交上朋友，聆聽他們的聲音。

大致上可以說，因為年齡或者因為那個時代的一些氣息的熏染，他們這些人沒有傳統意義上父親那一輩的威嚴和老師的拘謹，他們可以稱兄道弟，更像是兄長的扶持而非父執般的訓誡；在交往中，他們比前一代人更平等，更放松。我得益于這樣的一群人多矣，但我亦得感嘆：他們也五十歲了！

去年10月，我們師兄弟幾個返湘，給研究生導師孟澤過生日。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再次重溫了在我們青春中最美好的那些日子里，所住的一些地方，所活躍的一些場所，像所有庸俗的這個年齡的人一樣，發表一些物也不是、人也已非的感懷。想起當年，老師是如何的思想激蕩，我們又是如何的歲月不知老、草木不知秋。在我離校十年的時間里，我與我的導師能夠經常保持聯系，有時通話長達1小時有余，見面又如兄弟，我把這歸結為他的年輕。因為他的年輕，我們這些做學生的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對應，在理念上與他對接。

去年12月，我與作家麥家去了趟建川博物館，我們在車上聊，賓館里聊，談各自的一些想法、打算。這些年我們見面很多，好幾年前在北京密云的一個酒莊里，我們晚上喝紅酒，清早則沿著葡萄園的小徑散步，他告訴我說“一個作家要允許自己寫失敗的作品”。我不敢妄稱作家，只敢說自己對文字還有點敬意，我一直記得他跟我分享的這句話，因為一個老師傅愿意在小學徒的面前袒露他的失敗，他的缺點，而不是炫耀他的技藝，這就是一種亦師亦友的真誠。建川之行結束后，他送我上車，很正色地給我布置任務，我也催促他趕緊完成他的第一部愛情小說。一個在諜戰領域教父般的作家，能夠轉身終于去寫愛情，這值得期待，也說明他還很年輕，雖然他也在前不久50歲了！

今年1月初，我去了西雙版納，在那里與莽漢詩派的李亞偉、撒嬌詩派的默默曬了幾天太陽，撐了幾天胃。亞偉與默默乃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少年英雄，他們在20歲左右的年齡就寫下了對于時代、歷史與前輩詩人的反動。他們既莽撞也撒嬌，雖年輕卻經典，被我們這一代的人奉為血緣上的“文學先父”，但又確實是精神上的兄長。如今，他們像候鳥一樣，冬天西雙版納，夏天香格里拉，他們的身體已經學會了適應季節的變化，就好比早些年他們已經學會了在商業上要適應市場經濟一樣。他們曾經很憤怒、無羈，如今他們很可愛、可親。他們已經把憤怒與無羈交給比我們還年輕的一代了，但他們把可親與可愛留給了像我們這樣的朋友。

就在前幾天，在我們與南方周末合辦的一個盛典上，評論家李敬澤度過了他的50歲生日。晚宴結束后，敬澤帶著酒來我的房間，我們幾個小酌到凌晨一兩點。我感慨他也邁入知天命之年，但想想又很順理成章：他成名太早，有時候我們何嘗不早就把他當成文壇老夫子、江湖老大哥了呢？我一直喜歡看《水滸》，它是我長年的枕邊書，我喜歡《水滸》中那種在天地中行走，獨自一人有孤獨、卻又合伙一群闖乾坤的豪邁（詩人雷平陽就幾次說過要送我一幅字，上書“快活”兩字），但我在寫這篇短文之時突然意識到：我似乎從來沒有留意過《水滸》中帶頭大哥晁蓋、宋江的年齡問題。事實上，在那個江湖里，他們激越激昂，青春不老，干一些只有少年才干得出的青春之事，但同時也干的是一些有閱歷有見識的人才干得出的大事。我想，上述幾位，就是活在《水滸》中，至少我希望他們活在《水滸》中，活出人生快活的精神來。

需要說明的是，本期我們的封面人物丁當，也恰好五十初度，他的青春故事，我們用了很大的篇幅來一一呈現。有關他的那些事兒，我會在適當的時候另文表達，這里不做贅述。

謹以此，向幾位50歲的師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