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后代 回望豐子愷

很多人看來，豐子愷的盛名之下，其后代的生活必定非常風光。實際上，豐子愷一生慷慨，畫作隨手贈送他人，留給后輩的作品寥寥無幾。多年來，從豐子愷的身上，后輩們得到更多的是耳濡目染的文學氣質和淡泊名利的品性修養。

從深秋進入初冬，陜西南路39 弄的銀杏葉逐漸泛黃。陽光透過霧霾撒向葉面，把整條弄堂都映襯得金燦燦的。為這景觀所吸引，路人紛紛鉆入半掩的鐵門，用手機或單反留影。最高的銀杏樹下有一塊牌子，上書“豐子愷舊居”。

底樓昏暗，扶梯更昏暗，走到二樓卻豁然開朗—那棵銀杏樹正對窗臺，一片金色灑在眼底，特別醒目。“上世紀80年代，這棵樹就在了。但能長這么好看，真是沒想到。”宋雪君笑言。

窗臺上擺著幾只巴黎水的瓶子，里頭插了幾條枝葉。旁邊的筆筒里則伸展出朵朵雛菊來。“都是讀者送的。”宋雪君說，近些年，豐子愷的粉絲呈“井噴”之勢，到舊居參觀的人也是絡繹不絕。“有人朝書桌旁一坐就是大半天。我問他想什么，他說空氣中有靈氣，他正與大師神交—蠻玄的。”

在這棟名為“日月樓”的樓房里，豐子愷度過了最后二十一年，并完成《護生畫集》，“靈氣”一說似非虛妄。但對豐家后人，此處又是一個傷心地。豐子愷故去后，他們陸續遷出，前幾年才贖回一部分，向公眾開放。

平常，日月樓很安靜。豐子愷習慣早起，作畫、寫字、撰文、譯稿，沉浸于文藝世界。妻子則坐在一樓過道的桌子旁收拾絲綿被、絲綿襖。午覺過后，孩子們在屋子里瘋玩， 騎車、打乒乓、跟貓玩，上躥下跳，豐子愷則不說話，只是樂呵呵在一旁看著。

宋雪君 豐子愷外孫，豐子愷舊居主要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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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君為“豐子愷舊居陳列室”負責人之一，他母親豐宛音是豐子愷次女。另兩位負責人楊朝嬰、楊子耘姐弟，則是豐子愷長女豐陳寶的孩子。豐子愷育有三子四女，陳列室里的一張圖表清楚地標明了他們的生年、排行和職業。

自2005年起，豐子愷的兒女相繼過世，如今唯幼女豐一吟健在，而85歲高齡的她也很少走動了。舊居事務實際由豐子愷的孫輩打理，宋雪君、楊朝嬰和楊子耘輪流值班—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名字都是豐子愷親自取的，各有含義。

周三到周日，日月樓對外開放。說是十點開館，但往往一大早就有訪客，因此，負責人會打個提前量。

和那些暮氣沉沉、光線昏暗的名人舊居不同，這里窗明幾凈，布置宜人。除了生平介紹、手稿展示等，還有書籍、自制紀念品等，例如印有豐子愷漫畫的貼紙，可以貼到交通卡背面。

接待者也活潑健談。宋雪君聊著聊著，就將來客引到梯形陽臺的角落，指著一張短得出奇的床賣關子：“豐先生身高1米74，他的睡床卻只有1米58長，為什么？”

豐子愷離世時他已成年，加之耳濡目染，對前塵往事有完整而清晰的記憶和了解。“外公這輩子最看重的房子有兩套，一是緣緣堂，再就是日月樓。”宋雪君說?？上?，房子和房主都命運多舛。“緣緣堂是房子沒了，人還在；日月樓呢，房子在，人沒了。”頓了頓，他若有所思地補充，“還是‘房子沒了，人還在’好點，畢竟人最重要啊。”

1926年，豐子愷入住上海江灣鎮永義里，弘一法師為該住所取名 “緣緣堂”。1933年春，豐子愷拿出多年積攢的稿費，回老家桐鄉石門灣，在老屋后造了一幢三開間小樓，以之為緣緣堂“實體”。自此，他往來于上海、杭州、桐鄉間?？箲鸨l，豐子愷舉家逃難。1938年初，緣緣堂遭日軍焚毀，他寫下《還我緣緣堂》、《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辭緣緣堂》等文控訴。

1946年，豐子愷攜家眷南返，定居杭州。1948-1949年游覽臺灣、廈門。誰料局勢變化迅猛，贏得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后，長江以北已盡入解放軍彀中，豐子愷聞訊急返上海。“我父親喜歡江南，怕回不去。”豐一吟后來解釋道。

起先是暫居，經常搬遷且環境欠佳，不少家人患上了病。豐子愷本人兩次病倒。1954年9月，他用六根“小黃魚”頂下陜西南路39弄93號長樂的花園洋房，闔家遷入。

長樂邨建于1925-1929年間，原名“凡爾登花園”，是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聯排別墅呈行列式布局，分成129個單元，每個單元都是兩到三層的孟莎式坡屋頂洋房，清水磚、梯形陽臺，糅合了法國和西班牙風格。

因室內有透明天窗，可觀日出、賞夜月，豐子愷給新家取名“日月樓”，吟出“日月樓中日月長”一聯。翌年，國學大師馬一浮配上上聯“星河界里星河轉”，手書相贈。

剛開始，日子是比較溫順的。當時的景象可以在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里窺見一 二 —直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甚至這以后好些年，上海“上只角”依然流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人們看好萊塢電影、聽古典音樂、跳交誼舞，仿佛老上海永駐?！斗被ā匪缘姆秶◤团d中路、茂名南路、陜西南路、長樂路等，屬原法租界。長樂 亦在其中。

平常，日月樓很安靜。豐子愷習慣早起，作畫、寫字、撰文、譯稿，沉浸于文藝世界。妻子則坐在一樓過道的桌子旁收拾絲綿被、絲綿襖。

節假日，家里就熱鬧了。“我們六七個小學生、初中生每星期天都去外婆家，放寒暑假干脆住那里。”楊子耘說。二樓北房曾搭出條“大通鋪”，給孩子們睡覺。

楊子耘和小伙伴通常早早做完作業，隨后“完全徹底地玩”。他們騎自行車，將底樓客廳的大餐臺攔張網改作乒乓桌，兄弟姐妹輪番上陣。小貓阿咪也是好玩伴。

豐子愷愛貓是出了名的，寫過散文《阿咪》，還配了幅漫畫插圖，講述這只小白貓的種種趣聞。楊子耘喜歡逗阿咪，例如，“把紙袋套到它頭上，看它不斷后退，想鉆出來，或連連轉圈。”

冬天，阿咪鉆進楊子耘的大衣取暖，“任你怎樣走動，它都賴在里面不出來。”

無論玩得多瘋，上午孩子們絕不貿然去二樓，“都知道那是外公的工作時間。”睡過午覺，約摸下午3點，豐子愷拿出紫銅暖酒壺灌入黃酒，佐以花生米、筍干等小菜，邊小酌邊看世相。

“我們上躥下跳他都不響的，樂呵呵看著。”如果幼子豐新枚來了，會坐到鋼琴邊彈幾曲老歌，豐子愷微笑聆聽。

在孫子輩眼里，豐子愷幽默、慈祥、隨和，富有生活情趣。

這和教育理念有關。豐子愷推崇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據其幼女豐一吟回憶，他非常珍視童真，任憑孩子隨天性發展，從不橫加干涉。在《我的漫畫》一文里豐子愷也坦陳憧憬童年生活，認為“天真爛漫、人格完整”的兒童才算真正的“人”。

家中孩童自然是最合適的觀察對象。楊子耘的母親豐陳寶生于1920年，為長女，激發了豐子愷許多靈感?！栋毘嗖病?、《阿寶》、《興味》、《你給我削瓜，我給你打扇》、《爸爸還不來》等作品均以她為原型，“阿寶”的形象流傳深遠。

晚年，豐子愷與豐一吟合作，翻譯或撰寫《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音樂的基本知識》等著作。楊子耘的名片背面是一張照片，畫面中，他和姐姐站在外公身邊，聽他講解毛筆字。豐子愷的兒孫不乏搞理工科的，但同樣多才多藝。學計算機的宋雪君就寫得一手好字。

讓豐子愷最痛苦的，是“黑幫”的帽子連累了子孫—豐一吟挨過批斗，豐新枚是上?？萍即髮W研究生，原定出國深造，最終卻分配到石家莊當工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孫子輩的宋雪君、楊子耘等， 連插隊都去了最艱苦或最偏遠的地方。

楊子耘 豐子愷外孫，豐子愷著作權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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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君、楊子耘生長于1950年代前后，彼時上海的氛圍正不可逆地轉向。1954年起，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了1956年底，“公私合營”基本完成，私營經濟瓦解。“上海資本家”正式成為歷史名詞。

經濟的巨變重塑著生活方式?！斗被ā窂膫让婷枘×似溥^程—盡管“資產階級小姐”尚能邀三五好友拉起厚窗簾偷聽音樂或跳舞，但她明白，這只是落日余暉。

豐子愷的感受沒那么直接，然而，他已失去了做“自由職業者”的土壤。命運的主動權悄然易手。宋雪君后來才知道，建國初外公就寫過“思想檢查”，1956年底畫漫畫諷刺某些社會風氣，“反右”中“僥幸漏網”。

1959年“大躍進”期間，長樂 外長長的圍墻上涂滿“大煉鋼鐵”的宣傳畫。日月樓卻像世外桃源，豐子愷安然自在地享受天倫之樂，與大環境反差鮮明。其實不久他即受批判，只不過從未在小輩面前表露。上海中國畫院院長的身份也保護了他和家人，并為孫輩創造了一個相對“非主流”的青春期。

“文革”爆發，豐家大難臨頭。當時宋雪君正讀高三，一天語文課上組織學生批判“大毒草”，拿到文章他愣住了：竟然是外公的《阿咪》！“他們說‘貓’影射‘毛’，是惡毒丑化領袖。”豐子愷被列入“上海市十大重點批判對象”。造反派兩次抄家，書籍、毛筆、字畫、相冊、電視機損失殆盡。批斗不計其數。隨后，搶房的來了。

據學者研究，“文革”初上海刮過三波“搶房風”，造反派喊著革命口號強占私宅，花園洋房、高級公寓匯集的原法租界首當其沖?！斗被ā酚洈⒘饲百Y本家如何被掃地出門，老作家靳以之女章小東的自傳體小說《火燒經》也詳錄了自家及親友遭“搶房”的經歷。章家原住茂名公寓，步行到長樂 僅需幾分鐘。

豐家將底層退租，讓出了客堂間、吃飯間、磨子間，家人連同保姆則擠進二樓和假三層。豐子愷在半個梯形陽臺上安放了一張小床，每夜蜷縮于此。

對豐子愷的批判也連累了子孫。豐一吟就挨過批斗，豐新枚是上?？萍即髮W研究生，原定出國深造，最終卻分配到石家莊當工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孫子輩的宋雪君、楊子耘等，連插隊都去了最艱苦或最偏遠的地方。1975年豐子愷逝世時，楊子耘身在黑龍江農村。接到母親的報喪信， 他不禁悲從中來。

1978年楊子耘返回上海，頂替母親豐陳寶進入上海譯文出版社。同年，豐一吟帶著母親喬遷漕溪北路。豐子愷長子豐華瞻一家也以調房的方式離開。舊家具全搬到了浙江老家。

“當初是不想再回來了，傷心之地啊。”宋雪君感嘆。他1973年返滬，分配到汽運公司開大卡車。1984年，宋雪君赴日本留學鉆研電子技術，回國后任教于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計算機系，算國內較早的“IT人”。母親豐宛音為上海復興高級中學語文老師，直到退休。

隨年華老去，兒女們對豐子愷的思念日益加深。豐宛音曾編撰《豐子愷故事集》，寫過《父親豐子愷軼事》。豐一吟更是撰文著書不遺余力，是“豐子愷熱”的重要推手，她與大姐豐陳寶一起跑圖書館，復印抄寫資料，編輯出版《豐子愷文集》（7卷，浙江文藝出版社）以及《豐子愷漫畫全集》（16卷，京華出版社）。重返日月樓的打算于是浮出水面。畢竟，豐子愷在這兒居住二十一年，留下了《獵人筆記》 、《源氏物語》等譯著，以及《慶千秋》 、《瓜車的今昔》等畫作。

尤為重要的是，“文革”中他躲在陽臺的角落偷偷畫完《護生畫集》第六冊，了卻了恩師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囑托。2012年弘一法師圓寂70周年，李、豐兩家后人在泉州相聚紀念。言談中，法師后人對豐子愷的執著頗為感念。兩家后人也決定今后多聯絡，共同傳播祖輩的精神財富。

豐子愷沒有給小女兒留下任何一幅畫，唯一留下的字，是豐一吟十二歲那年豐子愷送給她的。那是一幅陶淵明的詩句：“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3

豐家采取了“兩步走”策略。2003年，豐一吟致函盧灣區政府，經區文化局調研和文物登記，日月樓掛上了“豐子愷舊居”的牌子。2008年底豐家，以350萬“贖回”二、三樓的使用權，出資人是豐新枚在香港的小兒子。按規定贖買者須持有上海戶口，所以他未具名。豐家本想把底樓一并收回，無奈住戶要價太高，只能作罷。

二樓和三樓共65平米，之前有兩戶。“東邊那間是一對小年輕，房間經過裝修，改動相當大。西間好得多，基本保持原貌。”參照西間，再根據豐一吟的記憶，原貌逐步呈現，家具也從石門灣運回。

落地玻璃門、窗欄、書桌、小床、舊藤椅、老式吊燈、筆墨紙硯，日月樓修舊如舊。唯獨墻壁顏色略作調整，因為豐一吟認為過去太綠了，“淡一點才好看。”

豐家人商定，舊居不住人，免費開放，由第三代輪流值班。所幸租金不貴，每月150元，電費多些，但普通家庭尚能承擔。2010年3月，豐子愷舊居陳列室正式向公眾開放。“本來可以從容些，但小阿姨（豐一吟）著急，擔心等不到那一天。”宋雪君說。

早些年，豐一吟經常到日月樓來，為參觀者介紹豐子愷當年的生活點滴。這幾年，豐一吟的身體不如從前，走動也少了。正因為如此，豐一吟越發珍惜自己的時間。今年85歲的豐一吟是豐子愷的兒女中唯一還在世的。所有子女中，豐一吟和豐子愷相處最久，還一起合作翻譯過很多作品。

至今，豐一吟仍和女兒、女婿、外孫住在徐匯區一幢普通居民樓里。豐子愷一生慷慨，畫作隨手贈人，最后留給女兒的只有一字—畫一畫實際上是二哥豐元草送的，名為《一葉落而知秋》，畫的是兩個小孩看著天上的落葉，旁邊有一婦人搖著折扇。

豐子愷留給小女兒的一幅字，則是豐一吟十二歲那年，豐子愷寫來勉勵她的。那是一幅陶淵明的詩句：“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歲月不待人，成了豐一吟對自己的策勉。1975年，豐子愷去世后，她辭掉翻譯的工作，開始潛心做父親作品的研究、整理，并重新拿起畫筆臨摹父親的繪畫。多年來，她和親人們整理了父親四千多幅畫作，出版了數百萬字有關父親的作品，積累了國內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有關豐子愷的資料。

1984年8月19日，豐陳寶和豐一吟發起成立“豐子愷研究會”。經過多年積累，到2008年，《豐子愷全集》的編撰工作也展開了。該全集囊括了繪畫、散文、論著、詩詞、日記、書信，工程浩大，預計2015年可以出版。而一套18卷的《豐子愷譯文全集》，也將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在今年出版。

“豐子愷研究會”的一項主要任務是操作OCR、PS軟件將文稿、書畫電子化。他們對豐子愷的了解由此大大加深。宋雪君坦陳，晚年豐子愷“很悶”，小輩并不清楚他的想法。最近閱讀“文革”中他與豐新枚的通信，才發現老人思慮得很深。

《梵高生活》的適時重版算是一種告慰。此書作于1929年，是國內首次全面介紹梵高，已絕版數十載。楊子耘是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淘”到了豐子愷這本書的復印版， 并將其交給了出版人南山。

南山與豐家頗有緣分。四十多年前，剛上小學的南山住在外公外婆家。外公喜歡豐子愷的詩畫，家里就留有一些。南山剛開始認字，便時常去翻看外公書柜里的藏書。一天，南山翻出幾頁豐子愷的畫，畫上是一個小孩子，抱著一個大人。那幾頁畫的配詩尤為有趣：“西邊出了個綠太陽，我抱爸爸去買糖，路上看見馬騎人，兩只小船搖進巷。” 

南山閑下來就琢磨，都說東邊出太陽，怎么詩里卻是西邊出太陽？太陽應該是紅的，為什么這個太陽卻是綠的？從來只有爸爸抱孩子，怎么是我抱爸爸呢？只聽說人騎馬，為什么詩里說的卻是馬騎人？小船應該走水路，怎么又搖進了巷子里？

原來，這是一本畫給幼兒看的畫冊，是特地讓幼兒來糾錯的。

這首詩中的樂趣讓當時還是孩童的南山再三回味。但也正是這首詩，讓豐子愷在十年浩劫中吃盡苦頭。因為“畫里有話”，又和“東方紅，太陽升”唱反調，這幅詩畫被認定是反黨反革命的典型。“文革”期間，豐子愷的詩畫被禁，而關于豐子愷的記憶，也就被塵封在了南山的腦海之中。

1982年，南山進入上海譯文出版社擔任編輯，便得知社里有豐子愷的后人—豐子愷的女兒豐陳寶、豐一吟都在譯文社做過編輯，她們退休后，便由豐陳寶的兒子楊子耘接過了班。南山也得以和楊子耘成為同事。

因為兩人年紀相仿，南山親切地稱之為“小楊”。在南山眼里，“小楊”全無名人后代的做派。“豐子愷是學貫中西的大師，但楊子耘卻從不以名人后代的名號自居。”

楊子耘內斂、耿直，做事認真，待人誠懇。他和南山相識三十余載，“從來不把自己當回事”。

長久的接觸下，南山感受到豐家后人的誠懇、幽默、豁達，讓他驚訝的是，這與豐子愷留給人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閑暇時候，他也聽楊子耘談掌故，了解到他們致力于搜集、整理豐子愷遺作。

身為出版人的南山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再把豐子愷的作品重新介紹給大眾。“豐子愷的文化造詣橫貫中西，在諸多文藝領域均有建樹。”南山一直在想，是否有一個新的領域是人們尚未了解透徹的，能向人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讓更多人了解豐子愷的另外一面。

有一回，楊子耘和南山閑聊時說起了前些天找到的一本舊書，是八十多年前出版的，里頭介紹的都是外國的科學和文學。其中就有一篇文章，說的是畫家梵高的生平故事（當時稱為“谷訶”），撰文的正是豐子愷。南山聽了覺得非常有趣，便囑托楊子耘將這本書帶給自己。

看完書后，南山很是驚訝，“豐子愷的畫作充滿天真、童趣，梵高的卻絢麗、激烈，沒想到他會寫他！”緊接著是驚喜，“豐子愷很重視向大眾傳播新興的畫家、美術思潮，那一代文化人，是中西合璧的。”

南山當即決定要將這本數萬字的小書予以出版，配上梵高的作品，重現大師眼里的大師，同時向讀者介紹豐子愷的另一面。

下定決心后，南山便開始查找資料。他偶然發現被認為是將西方畫家梵高介紹給中國讀者第一人的劉海粟，實際上比豐子愷還晚了四五年。“沒想到，豐子愷先生才是國內真正第一個系統性地把梵高介紹給讀者的人。”這個發現讓他頗為欣喜。

于是，在南山的搭橋牽線下，新經典文化有限公司重新出版了豐子愷的這部作品。“梵高和豐子愷，一個是基督徒，一個是佛教徒，一中一西，一冷一熱?？创髱熝壑械拇髱?，還原豐子愷不為人知的一面。”

事實上，豐家后人的生活并無大眾想象中富有。他們的家境普通，過的跟老百姓的日子并無差異。在出版人南山看來，豐家后人都有一個共性—他們規避著名人后代這個頭銜，刻意淡化著先輩的名聲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印記。

4

《梵高生活》八十多年前第一次出版時只有兩張圖片，為了讓這本書的內容更為豐富，新經典的編輯葉晚花了半年時間，找來梵高的八十多幅畫作，作為內容的配圖。原有圖片仍然保留，作為新版的頭兩幅圖片收入。

葉晚小時候就看過豐子愷的漫畫和散文，還讀過他翻譯的《源氏物語》。接過《梵高生活》這本書的編輯任務后，她第一次讀到了豐子愷編著的傳記。“他的傳記文字平易清遠，以疏筆勾勒意境，與他的畫有異曲同工之妙。”

和楊子耘的第一次見面，則是在《梵高生活》已經排好版的時候。在葉晚的印象中，“楊老師很素樸，手戴佛珠，隨和豁達”，全然沒有名人后代的距離感。楊子耘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出版前還和葉晚專門就書中一些譯名和文字進行了討論。此書本是普及性質的著作，但它寫于八十余年前，書中譯名及個別字句與今天用法已有較大出入。比如現在眾所周知的梵高（或凡高），當年就譯作“谷訶”。想到豐子愷當年力求讀者看得懂的心意，也為了方便當代讀者，他們決定，譯名改用通行譯名，“谷訶”等原譯名則另行注出。

做封面設計的時候，葉晚提出希望結合梵高和豐子愷元素的想法。此時，封面已選定梵高名畫《有絲柏樹的麥田》，腰封則截用《有絲柏樹的麥田》素描，套起來有如未完成的油畫，暗合“生活”這個帶有進行時意味的命題。至于書名，原擬集豐子愷先生的字而成，但一時未覓得理想的字體尺寸。

葉晚偶然向楊子耘談及此事，后者當即提出請小阿姨豐一吟來題字。更讓人意外的是，第二天上午，美編就收到了豐一吟題字的電子版。“豐女士善仿豐子愷先生書法，年逾八十而筆力不減，令封面大為增色，也使我們的設計構想得以成真。”

“重新出版這本書，可說是打撈了豐子愷作品的一顆遺珠，為當代讀者提供了一個走近梵高的普及讀本。這本書里也可以看到一些東西方藝術交流的印記。”葉晚說。

對此，豐家人深有感觸。日月樓里專門有一處展示豐子愷著作，內容有文學、美術、音樂、建筑、教育、宗教等，可見其涉獵之廣泛。清新優美深入淺出，是這些書的共同特點。豐子愷主張，書要讓人讀得懂。難怪逝世三十多年后，他的擁躉越來越多—2013年最動人的一本書首推《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這是九旬老人饒平如為紀念亡妻而作的畫冊。饒老先生說自己是看著豐子愷的畫長大的，構圖、用色都深受影響。

接下來，南山把豐子愷民國期間的畫作列入了出版計劃，“許多畫，大眾沒有見過，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名流給他的作品寫了序，當中就有鄭振鐸、丁衍鏞、朱自清等人。”南山打算把這些名人作的序和豐子愷的畫搭配在一起，“這樣的組合也算是一個新的發現吧。”

《梵高生活》出版后，出版社也和楊子耘、宋雪君商量過，是否能給豐子愷的作品辦個簽售會或是沙龍對談。但這些邀請都被兩人婉拒，“我也很能體諒，這種高調和豐家的家風不符。”南山說。

有很多名人后代，趁著前輩的頭銜還在，行事高調。但楊子耘、宋雪君雖然貴為名人之后，卻從來不喜歡在公眾面前曝光，“幾乎是躲著媒體過日子”。前幾年，日月樓遭竊，引起很大關注，報紙、雜志、電視臺的記者都來了，擠在舊居里苦苦等候。逼于無奈之下，兩人才出現在了鏡頭之下。“低調、謙和，我想這就是豐家的血液中傳承下來的品質。”南山說。

事實上，豐家后人的生活并無大眾想象中富有—“家境都非常普通，過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讓南山最為欽佩的一點，“豐家后人都有一個共性—他們規避著名人后代這個頭銜，刻意淡化著先輩的名聲在自己生活中留下的印記。”

這兩年，日月樓的人流量日益增長。訪客來自世界各地，有慕名而至的，有偶然路過的，豐家人一一登記，積累了厚厚好幾本。弘一法師、葉圣陶等人的后代也來過。很多參觀者留言抒懷，其中一張寫道：“十多年前，有幸在故鄉桐鄉造訪緣緣堂，今日竟在上海偶遇日月樓，意外的美好遭遇。”

提起故鄉，宋雪君感慨萬千。2006年4月，家人將豐子愷的遺骨從龍華烈士陵園遷出，歸葬桐鄉石門，散居在北京、香港、日本、美國的后代都趕來護送。按江浙風俗，一路上家人不停地跟先生講話，告訴他“這是高速公路、邊上開過的那輛是寶馬車、現在到了哪里、有哪些風景”宋雪君想，外公一定聽到了、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