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本然之天·傳承

一場關于音樂的討論，從傳統出發，觸角延伸向未來。本期，我們邀請國際著名作曲家譚盾、 跨界創作人查可欣、 一汽-大眾奧迪銷售事業部公關總監盧敏捷，共同闡釋音樂的多種可能性。

思想領袖

譚盾 歷史是創新的動力

譚盾 國際著名作曲家、指揮家，作品覆蓋交響樂、歌劇、室內樂、電影音樂、多媒體跨界音樂等領域。曾榮獲奧迪卡最佳原創音樂獎、格萊美大獎、格文美爾大獎、巴赫獎，被《紐約時報》評為“國際樂壇最重要的十位音樂家”，并被世界十大中文媒體被評為“影響世界的十位華人”。

譚盾給人的印象總是行色匆匆。9月初，他經過廣州，聆聽了一場由一汽-大眾奧迪帶來的夏季音樂周廣州分會場爵士主題的音樂會。“什么是爵士？”現場的記者一直在追問，潛臺詞，是這位中國土生土長、同時浸淫在西方現代音樂體系中的大師無所不知，事實上，譚盾的回答也著實幽默：“爵士就是你覺得是。”那大概就是一種最好的爵士感覺：“自在、自由、隨心、隨意”，奏的人“覺得是”，聽的人也“覺得是”，這種大家都“覺得是”的互動與即興。

在開幕式活動現場，當天的演出嘉賓、著名爵士女歌手Diana Krall和譚盾閑聊。話題涵蓋她的家鄉、親情、孩子，最后，Diana主動詢問譚盾：“《臥虎藏龍》之后，您最近的創作主題是什么？”譚盾的回答是親情。他解釋，這種親情并非局限于一家三口，在譚盾的視野里，血脈中的傳統、文化范疇上的關聯，也屬于親情的一種。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他的興趣點，永遠致力于傳承與改造經典之美，重新構建音樂的傳統。末了，Diana回答：“親情好，親情才是人生。”

拯救女書計劃

2012年，第十四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交易會上，一部新的作品剛一亮相，便引發了轟動。它不僅獲得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官員的認可，布拉格之春藝術節、赫爾辛基藝術節和奧克蘭藝術節等15家國際知名藝術機構也當場向其發出邀請意向。這部作品的全稱是《微電影交響詩：女書》（后文簡稱《女書》），因為這部作品，譚盾多了兩個身份：“女書習俗申遺大使”和“女書文化藝術傳承大使”。

這些年，譚盾最花心力的領域,是投身了一場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女書的“保衛戰”。2013年下半年，這部由譚盾耗費五年心血創作的音樂作品，終于要在上海藝術節上迎來它的全國首演。

“女書”一詞，顧名思義，是母親、女兒、姐妹間口傳心授的紀錄。上一次聽說這個名詞，還是李冰冰和全智賢在《雪花秘扇》中的演出。女書是中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在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一帶的婦女中傳承使用，是世界范圍內女性文字僅存的碩果。“女書是一座女性文化的紀念碑，是女性聲音的紀念碑，也是最為溫柔、堅韌的親情。”譚盾說。中國歷代，女子的政治功績鮮少收錄于正史，更無論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書寫。譚盾想將它們收集而來，作為素材，帶著全新的視角，創作給今人聽的“女書音樂”。

這部作品是由13部微電影、交響樂隊構成的豎琴協奏曲，它是影視的時空對位、音樂與影視的對位、古老女書文化與當代以及未來文化的對位，“從人類音樂學的角度去尋找女書旋律和曲調的根源”。

五年的創作中，“創作”本身反而是其次的事。大部分時間，譚盾的工作更像是個標準的“人類學者”。他浸泡在田野里，挨家挨戶探訪女書的最后一代傳人，收集那些正在消亡的女書文化。譚盾和團隊第一次去湖南“女書村”的時候，總共開了10個小時的車，江永縣依山而居，想要進村必須越過重重山路，路況很不好，到處是石頭，吃了不少苦頭。

譚盾的“拯救女書計劃”還包括帶著團隊，拍攝近200個小時的紀錄片資料、人文資料、女書資料，以及百歲老人最后的吟唱、采訪。“隨著女書傳人的逐一過世，這些資料瀕臨滅絕，都是一天天在減少的珍寶。”譚盾表示，“我們做《女書》的過程，就像在和時間賽跑的過程。五年間，有很多百歲老人過世了，隨之離開的還有她們所經歷過的歷史。對女書的收集工作是一種搶救工作，搶救女書傳人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石。”

整個“拯救女書”計劃的構想，在《女書》交響曲中國、全球巡演之外，還包括完成一部《女書》紀錄片的拍攝。譚盾希望以一己之力，建立女書的保護與傳承贊助體制，對珍貴的歷史原件、女書村落開展全方位保護，擴大宣傳，并最終推動女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成功。

藝術家為中國撐著面子

離開廣州后，譚盾的下一站是德國。在接下來的一周，譚盾背著輕巧的行囊馬不停蹄地“在路上”，作為指揮者，參加和漢堡交響樂團及梅派最年輕的傳人肖迪合作交響戲劇《門》的演出。一件外套，一只拖桿箱，自在地拍張照片，美其名曰“流浪”。

京劇和交響樂在德國漢堡的舞臺上結合，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今天多云轉晴”謝幕時，女高音戲劇性地唱出收音機里的天氣預報，譚盾說，“交響天氣預報”喻意“時空的變遷”。“我們的演出剛完，很多德國觀眾帶著眼淚聽完天氣預報。”譚盾回憶，他希望這種融合的演出形式，也能“回流”到中國。演出結束后，譚盾忙里偷閑和朋友來到公園聚會。“有陽光，有草地，有森林，有啤酒和幾個德國男人睡在地上，喝白啤，聊著瓦格納和梅蘭芳”

談到《門》，譚盾認為，國粹藝術一定要分兩條路走。首先，“國粹藝術家一定要受到大眾的支持，因為他們一直是在為國家做貢獻，以前我們有梅蘭芳，今天有一批像梅蘭芳一樣為國粹藝術而奮斗終身的人，我覺得我們的社會需要支持他們，因為他們是我們國家的珍寶。”

同時，譚盾一代作為做現代藝術的人，更認為國粹藝術另一條發揚光大的路就是一定要敢于延伸。“和當代文化有新的結合，和西方的演出、傳播媒介有更多的合作，這樣才能讓國粹藝術走入當代藝術，影響世界文化。我做《門》也就是這樣的想法，《門》就是通過京劇、歌劇、木偶戲的多元文化合作形式講述一個多元文化的復活、大愛的故事。”

“如果國劇大師梅蘭芳還活著的話，明年就整整120歲了。肖迪和漢堡交響樂團合作的那一曲《霸王別姬》美極了，很感動人，我指揮時都覺著享受。如今外國人也能欣賞京劇了，想想看，從梅先生到肖迪，多少中華藝術家曾付出辛勞。中國人最愛面子，所以國家要多支持為中國撐著面子的藝術家。”譚盾在演出之后如是說。

堅持“大制作”

“異鄉人、弱勢、邊緣群體”，導演李安曾在一次臺灣講座與龍應臺對談時，如此定義自己從大陸到臺灣，從臺灣到美國的遷徙和成長經歷。他說，因為他從不真正屬于一個地方，所以，一直用害羞的、被動的、觀察的“低姿態”來記錄和展現不同的文化，他說，這種別具一格的視角，可以讓他最大程度永葆合適的距離和好奇。

而在譚盾自己講述的年輕時代的故事里，無論是在大學第一天開學將自己的作品《離騷》主動呈給老師的“自信”，還是說把自己全部交給音樂的“豪氣”，或者去異國拼搏的“果敢”，讓人更多感到的是一個更為“主動、執拗、有力量”的，帶著銳利鋒芒的形象。譚盾這樣看待自己的性格：“臺灣、香港的藝術家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較多，所以李安非常儒雅，他是在最傳統、規范的中華文化中長大，我是在文革之后的大陸中長大，在文革中，儒雅被忽略了，造就了革命的一代，我們也常常在工作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不同環境影響下的作風、態度。”

在譚盾眼里，在大陸成長的藝術家更偏向于革命環境的熏陶，所以比較直率、大膽、勇敢：“無論如何，我們這革命的一代，無論是馮小剛、陳凱歌，還是崔健，骨頭里總有一種渴望回歸古典文化的態度，這也是文革結束很久后，對祖先文化的一種回歸感、饑渴感的自然流露。”

也許是這樣的態度，賦予了譚盾作品大膽的突破和想象力。例如，從未去過非洲的他，寫下過一段栩栩如生的《非洲》旋律。“其實我的每一個作品都和一個文化、地域、哲學、夢幻有關，每個作品都深藏著一個夢境。全世界我有太多地方想去，月球和火星也想去！”譚盾笑著說，“但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藝術家常常是在藝術中感受著自己的夢境，比如馬勒在對中國的想象中寫了《大地之歌》，普契尼從未到過中國，卻寫出紫禁城里圖蘭朵公主的愛情故事。盡管在生活中體驗藝術是重要的，但在夢境中去尋找藝術可以提煉你的想象力。”

但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隨著年歲漸長，人會自然溯源，性格亦將日趨圓融。2010年，與日本磯崎新工作室聯合打造的實景水樂“水樂堂”的成立，以及實景園林昆曲《牡丹亭》的創作，都契合了一場化繁為簡的傳統回歸。那時，作為上海世博會形象大使的譚盾，為“水樂堂”花了很長時間來規劃，把水文化和建筑音樂的理論、東方與西方的文化、禪宗和古典音樂結合在一起，做成了當年世博園區的未來青年計劃。這個項目，也是為數不多的世博項目保存下來的文化創作。而《牡丹亭》，更是成為上海朱家角的知名文化演出項目。“我們做的都是大制作。”在品質上，譚盾有始終如一的堅持。

從開始到現在，水樂堂的宗旨是“從不做廣告”，它自然的流通，就是在秉承一個沙龍小劇場的態度—低調、誠實、自然，讓音樂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也希望，水文化與水資源保護的理念能夠在未來傳播得更遠。”

未來領袖

查可欣 創作真實的聲音

查可欣 集電臺DJ、創作歌手、雙語主持人、舞臺劇演員、新銳作家等身份于一身的跨界創作人，是國內目前高品質的雙語主持人之一。

提到查可欣，人們的印象有電臺DJ、有電視主持人、有搖滾歌手、有舞臺劇演員，還有暢銷書作家。她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績，更有媒體為她貼上“跨界女王”的標簽。

而在她看來，她擁有這些藝術領域里共同的屬性—創造，都是在和她的受眾進行交流，傳遞情感。在剛剛結束的第六屆奧迪夏季音樂周廣州場上，作為主持人，她很好地掌控著現場的張弛節奏。就像她說的，她在享受這一切，臺下的觀眾也隨著她的節奏，投入到藝術家們的演出當中。

近距離陌生感

走進化妝間，查可欣早已坐在鏡子前和化妝師談笑風生了。在外人看來他們之間很熟悉，其實，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但坐在她背后，與鏡子里的查可欣溝通時，卻能隱約感覺到她內心的那扇門，不像話筒前的她那么從容。“我最怕的是近距離接觸陌生人，但不克服這一點，你什么都做不了。”而當聊到她喜愛的音樂、主持和舞臺表演時，她忽然便敞開心扉，甚至提高嗓音，加快語速。

查可欣上小學時便和父母來到美國，當時她不僅要掃清語言障礙，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父母也沒有讓她丟下中文，雙倍的學習時間讓沒有兄弟姐妹的查可欣一下子孤獨起來。“從小缺乏歸屬感，我永遠和別人不一樣，后來花了很多年來抗拒這個事”。而當她完全適應了美國的生活后，又隨父母回到了中國。她的童年和少年總和其他同齡人差著一個節拍，她需要不停地去調整、去適應。童年的美國經歷和多元化的基礎教育為她18歲時撰寫的雙語暢銷書《中國女孩看美國》打下良好的鋪墊，也為她后來在眾多領域小有造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查可欣的父母很喜歡古典音樂，漸漸耳濡目染，他們彈琴，她就跟著瞎唱。在大學校園里，查可欣與同學聯合創立了校園劇團，從舞臺劇表演開始了她的創作之路。很快，她幸運地成為天津專業電臺的DJ，直到現在，電臺主持也是她一直都在堅持且從未間斷過的職業。后來，她以托福滿分的成績，申請到了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攻讀國際貿易碩士學位。重返美國，這個曾經讓她熟悉的世界又變得如此陌生。與童年時和父母同來美國不同，此時，所有的事情必須由她自己做主了。獨立生活帶來的寂寞讓本來就沒有安全感的她更加孤獨，不過，音樂正好成為戰勝孤獨的武器—憑借她在國內從事電臺DJ的經歷，在洛杉磯她重操舊業，同時還在洛杉磯鄭鈞的Pub里駐唱演出，硬生生地開始了她的音樂創作之路。

“我做的電臺節目都和流行音樂有關，慢慢也有了做音樂的朋友，他們彈琴我就跟著瞎唱，后來我開始寫詞。”查可欣在講述與音樂的緣分時馬上就來了精神，感覺瞬間離你近了很多。音樂人小柯曾對她說，她寫的那些歌詞是詩，不是歌詞。“后來我就買了把吉他，開始用最簡單的旋律來組織歌詞，就這么簡單。”然而成名卻沒那么簡單，回憶起自己的音樂之路，現場駐唱演出的經歷成為她在音樂創作之路上的助推器。

享受live

電臺DJ是孤獨的，舞臺演出卻是熱烈的。雖然有著如此大的反差，但在查可欣的世界里，兩者都被她看做現場創作的工作，都能調動起她對創作藝術“愛的力量”，她樂享其中。“最開始，只是寫歌給自己聽，后來就把她當成事業了。”留美碩士當個電臺主持說得過去，又搞起了音樂，還是搖滾樂，不由讓人懷疑。她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勵，但更很多人是勸諫甚至阻撓—勸她只當個愛好。“但是這個東西攔不住，真愛攔不??！”最后五個字她特意地拖長了音節。

她相信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自認為“缺口”較多，因此她需要的方式也就更加多元化。從小就在兩個國家長大，所以會形成一個習慣—很多真正的感受很難用語言說出來，就用音樂、文字甚至一些肢體的東西。每個人都需要表達，每個人都不一樣，寫作、演唱和主持對她來講都能緩解孤獨，讓她徹底醞釀成了一種享受。

查可欣最得意的時候是站在舞臺上，人越多她越開心。她覺得自己和觀眾有一個距離，那個是“更確定”的感覺。這個距離讓她能有一種安全感，這樣的現場能夠讓她更放松地釋放自己的情緒，無論是主持、是二次創作的演出還是詮釋自己的音樂作品。無論演唱、主持還是舞臺劇，只要在現場，查可欣很快就會進入自己熟悉的節奏。她說現場是有溫度的，和臺上的一切是一個整體，跟樂隊一起表演互動，還要和臺下互動，每一次都會不一樣。“因為溫度，臺下的人不一樣，拿的這把琴和那把琴不一樣化學反應也是不一樣的。”她說。

在極度感性的存在：音樂現場之外—主持人的身份顯得微妙起來：那是某種程度上說，極度理性的存在。但查可欣感謝“主持人”這個職業，因為，這可以讓她能夠安心地做音樂和其他的創作：“你明白我說的么？可能有很多人為了這個創作他得去上個班，他得去做什么。而我剛好找到的是主持人，一份和音樂還有一點兒接近的工作，我能做得非常好，我也很享受它。以此為基礎，其實讓我能夠更好地去創作。”

過你想過的生活

剛剛參加了某雜志年度人物盛典的查可欣破天荒地去了After Party，很多朋友都說以前從沒見她出現在After Party里。作為搖滾歌手和主持人的查可欣不是很喜歡長時間的熱鬧，她覺得“我聽不見我自己腦袋里聲音的時候我會不安”。

有一次演出，安排化妝，樂隊其他成員都是男生，就她一個女孩在化妝。她最后僅有的耐心也被耗盡，一會兒去干別的，一會兒又離開了化妝間，化妝師笑著說得把她綁在椅子上。只有閱讀書籍才會讓她安靜下來，這個時候她不僅在思考，還能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這樣能夠給她帶來安全感。

她總是舉例有一年國慶假期的瘋狂經歷，說明自己這份“過她想過的生活”的蠢蠢欲動。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不停的通告和各種主持工作占據著她全部時間。那個時候正逢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來到中國，邀請查可欣做雙語主持，唯一一次與音樂有關的內容就是深圳站上，她彈著吉他和巴菲特合唱英文歌。緊接著北京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和杭州的熱波音樂節連在了一起，而且還要加入別人的樂隊排練這一切，她統統自己扛了下來。

“那一個星期幾乎每天在一個不同城市，我在臺上就不會說話，說的也特別莫名其妙。以前我怕近距離接觸陌生人，去工作之前心里會很抗拒。后來我發現每次活動現場，大家辛苦了很長時間，這個責任和權利是多么榮幸的事，所以我開始學會享受。”現在回憶起來，她已經慢慢習慣這種生活。“這幾年我特喜歡英語里有個說法：Comfortable in your own skin—在你的皮膚里你舒服了—經常我們在自己皮膚里都不舒服，你去哪兒也沒用，你逃不開那個感覺。所以我覺得我到這幾年才做到，我不一樣也挺好。”

她認為“Artist”更能表述她目前所做的事情，中文更接近的的意思是“創作人”。當被問到是否有未來的規劃時，查可欣停頓了。“我現在很享受這個狀態，跟個性也有關。我選擇了一個生活方式，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做，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也一直都在進步，挺知足的。”在很多人眼中查可欣是才女，所有的安排就應該按部就班，連未來也會設計得井井有條。但藝術創作本來就是隨機的，就像她的經歷從美國到中國再到美國，如此反復，這樣的經歷反倒帶給她如此豐富的體驗。

拍攝照片時，她把影棚當成了舞臺，把攝影師當作觀眾，不斷擺出各種動作，傳遞著她的拍攝思想。她把拍攝也當做創作現場表演的工作，還讓助理調出喜歡聽的音樂，在節奏感十足的旋律中進入狀態。她屬于舞臺，在舞臺上她的身份是多變的，但這種多變最為真實。

領袖對話

譚盾&盧敏捷&查可欣

品味奧迪新經典

爵士：覺得是就是

記者：奧迪夏季音樂周，你參加了以爵士樂為主的廣州場，國內外對爵士樂的接受程度還是有一定差別的，就中國的發展而言，你有沒有什么更好的意見，或者想法？

譚盾：很多人都問我到底什么是爵士？我說，你“覺”得“是”什么，那就是“爵士”。爵士很真實、非常貼近生活，同時你又覺得它非常經典和尊貴。我覺得中國當代爵士樂應該從兩方面發展：一方面就是類似“要開好的、彼此默契的車”的心理來選擇自己認同的音樂，把生活品質與文化愛好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一定要有讓中國人“覺得是”那種認同的文化含義，才會有很大的前途。

記者：身兼多個“跨界身份”，你有沒非常欣賞的爵士樂手？

查可欣：這次廣州站爵士音樂節的嘉賓里，戴安娜·克勞的表演最令人難忘。我和李泉私下相熟，一貫欣賞他的才華。袁婭維雖然鮮少私交，但她整個人傳達出的氣場都和奧迪的舞臺無比貼切。個人偏好的話，我非常愛約翰·柯川，會把他特別地從音樂類型中分離出來。他的唱片，是我真的會在一個人畫畫、泡澡的時候聽的。他的作品真的會和我的生活、想法、表達有結合。不過我目前為止還沒想過進行爵士的創作，也許有一天跨越這種音樂類型的合作會出現，但我目前還是忠于Rocker的身份。

記者：你的作品中也有很多文化的元素，你是基于什么樣的初衷在創作這些樂曲的？

譚盾：因為我一生都在感受和探尋我的音樂與這塊土地有怎樣的關系，我一直在尋找土地的聲音，因此常常要從都市里開車到邊遠的鄉村去尋找那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跡。我覺得非遺真的是需要奧迪這樣的品牌給予支持，如果不是奧迪Q7越野車的幫助，無法完成深山中順利的采風。而像今年初由奧迪贊助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親善大使之行，也是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對我們這種跨文化傳播者的支持。

查可欣：我自己從事音樂創作和表演，同時我也做雙語主持。作為這次（第六屆）音樂周首場廣州站爵士音樂節的主持，我和奧迪夏季音樂周最大的契合點應該就是跟我本身是做音樂的有關。就我的經歷來看，在國外有那么多音樂節，都有大型贊助商。在中國我參加過一些，之前我的唱片公司音樂節也有林林總總的贊助商。但我覺得，奧迪的夏季音樂周和剛才說的都不一樣，奧迪的音樂周是更私密、更高端同時也更專注，從整體策劃到演出形式，都和品牌的形象結合得更為緊密一些。

傳統：必須進取

記者：譚盾老師已經與奧迪夏季音樂周合作了六次，接下來，還會和奧迪有什么合作計劃？

盧敏捷：其實，我們也一直在和譚盾老師討論，未來的奧迪夏季音樂周可以做什么？比如說表現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我們未來關系的紀錄片等形式。我堅信，美好的事物包括音樂，必定能夠跨越時空，以創新的形式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奧迪的精神是進取和創新，然而進取和創新的源動力就是對傳統文化的熟悉、認知、保存，我們想將這種理想與大愛的情節，融入到音樂周里面。

記者：有人評價，現在國內的很多現場都是“假的、沒有原創性的、重復無美學價值的”，但有時候和品牌的合作，卻可以出乎意料地被調動原創的價值，怎樣評價奧迪在這方面的努力？

譚盾：近年來，中國藝術的發展越來越顯露出和西方同步、接軌的形式。奧迪作為汽車企業，雖然強調企業文化，但更注重純粹藝術的探索，提倡創新思維。我之所以可以成為奧迪的品牌大使，也是因為我們對音樂的創新理念不謀而合。全世界的音樂都有著各類民間、政府的支持，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中國政府每年對音樂的支持越來越多，而最可喜的是很多大企業也在支持，特別是奧迪。奧迪（Audi）本身有“聆聽”的意思，每年都在堅持做夏季音樂周、堅持創新、一直非常注重對音樂的支持和贊助，這點我們蠻有默契。

盧敏捷：去偽存真，是一件藝術品能夠被稱為“好的藝術”的前提。音樂藝術，更應該追求真實，這和做企業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不本著求真務實的理念，不能為受眾提供高質量的、貨真價實的產品，任何附加條件都無法贏得大眾的認可。因此，我們非常希望攜手有共同理念的藝術家朋友們打造真實有價值的音樂藝術活動，在“奧迪夏季音樂周”之前的“青年音樂家盛典”，今年年底我們依舊還會舉行非常有意義的“新年音樂會”等等。以“力求真實、創新、完美”的態度實踐愉悅用戶，服務用戶的理念。

多元：耳目一新

記者：能否向讀者分享，你個人關于第六屆奧迪夏季音樂周的心路故事？

盧敏捷：第六屆奧迪夏季音樂周在九月完美收官，一路走來，我很欣慰地鑒證著它一點一滴的進步。和過去五屆相比，首先，今年音樂周所展示的音樂類型非常豐富、多元化：我們融入了爵士音樂、經典流行樂、古典與昆曲等，兼具經典、突破、創新魅力的音樂形式。其次，本屆音樂周的主題是“C大調新經典”，“C大調”意味著為奧迪C級車用戶搭建專屬的品牌體驗平臺。我們首次嘗試把音樂周的舞臺延伸到經銷商的展廳去做，從用戶、媒體、觀眾等多方面的反饋都非常好。并且，在此之后幾場音樂會的演出城市，也是根據不同地域文化經過精心設計的。蘇芮的“新經典音樂會”在深圳鵬峰奧星奧迪4S店舉辦，杭州的浙江奧達通奧迪中心則是“黃小琥新經典音樂會”，在東西方文化融會貫通的上海，“如見自然”這場結合東西方音樂元素的創意演出奏響，張軍的昆曲、趙胤胤的鋼琴以及李祥霆的古琴渾然天成。這些都是不同于以往的突破與創新，令我深深難忘。

譚盾：作為一個歷屆音樂周的親身參與者，在我眼里，奧迪夏季音樂周與其他音樂節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一個高雅音樂的展示平臺，還是一個提供創新與突破的舞臺；它不僅僅拘泥于古典音樂形式，還吸納了更多更豐富的音樂類型。通過這種創新與跨界的不斷嘗試，每一屆音樂周都給大家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

記者：爵士音樂和經典流行樂的引入，是否也和奧迪品牌形象“去官車化”、“年輕化”的戰略吻合？

盧敏捷：是的。眾所周知，奧迪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是奧迪100，由于歷史原因，之后的奧迪A6一直被認為是“官車”的代名詞。而事實上，奧迪所代表的用戶群體卻是不同領域中的領袖與佼佼者，他們是各行各業的進取者，代表尊貴與未來。最近幾年，我們一直試圖調整這一片面的歷史印象。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藝術、體育、文化、音樂以及慈善等領域的跨界合作，把更符合奧迪的“動感、個性、時尚”的特質呈現給大家，將奧迪品牌的“年輕化”特征深入到每一個奧迪用戶心中。“年輕化”宗旨，也與今年推出的“領先者戰略”的核心要求相吻合。無獨有偶，就我個人而言，爵士也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音樂風格之一。我認為，爵士非常符合現代都市精英的精神需要，在非常忙碌的生活節奏下，能夠真正安靜下來品味爵士，是件很不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