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大于時代
在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些人的所作所為喜歡大于他的本業,比如,蓋房子的,他的本業是賺錢,把自己的兜里裝滿,也把股東、合伙人的兜里裝滿。如果要往大點里來說,假定他還有點美好情操、高尚道德,他至多把搭架子、砌磚頭這事賦予一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意情懷,就足夠了。
在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些人的所作所為喜歡大于他的本業,比如,蓋房子的,他的本業是賺錢,把自己的兜里裝滿,也把股東、合伙人的兜里裝滿。如果要往大點里來說,假定他還有點美好情操、高尚道德,他至多把搭架子、砌磚頭這事賦予一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意情懷,就足夠了??墒?,他除了這些,還總是好發廟堂之議,操心國家大事,時時宣示對美好社會的期待,刻刻不忘展現對美麗新世界的向往。這樣的人,與北京的那些的士司機們又會有什么區別呢?—區別在于,他不僅發議論,還是創造者、行動派。
沒錯,這里說的是馮侖。這位早年在海南有過崢嶸歲月,后來轉戰京城,布局大陸、臺灣,又把手段使到了美國,參與重建世貿中心的帶頭大哥,就是這樣一位主兒。這些年里,他造房子,建樓宇,操持自己的公司,順便還到新加坡讀了個課程。他說要“學先進”、“傍大款”,謙虛地把自己放在學生、追隨者的位置;他說要“走正道”、“掙硬錢”,謹慎地確定公司商業的航向;他說自己是“流氓無產階級的生活習氣”,不懂得享受生活,每年飛行接近兩百次……他所要的是如此之少,他所得的又已經是如此之多,但是為何他卻喜歡操領袖的心,掛記中南海的事?
很多人會把這當成是古代士大夫精神的當代延伸。這一精神在他的身上確實脈絡可尋。有完整的學歷,中國社科院博士;有立言的積淀,著有《野蠻生長》、《理想豐滿》等多部總結與探索企業之道的著作;有兼濟天下之情懷,言談常常溢出商業的疆域,而抵達社會進步的規則制定;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之心,熱心公益,參與阿拉善、壹基金、華夏愛佑等多個公益組織的創建,或提供重要支持……
與古代之士大夫相比,他最大的不同是比那些愁眉苦臉的家伙多了一些錢。
但我以為,與他有著同樣背景,乃至與他同樣被稱為“92派”的那些企業家們,他們同樣不缺這種道德情懷、國家精神。但他卻與他們有所區別。區別在于,那些企業家們的個人生意與社會情懷某種程度上是分離的,左手商業,右手公益,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個人的理想主義與商業或者說與賺錢沒有圓融一體。
有一些人總會夢為國王,并為此而征戰,壯心不已。馮侖即為此例。就在企業界看著他交權交班,以為他將退居為寧靜的研究者(他本來就擅于此道),或者干脆做一個喧囂的演說家(這是他的強項)之時,他卻折騰起了動輒數百億的“立體城市”項目。
這不僅僅是一個項目,而是一個造夢工程。不僅僅是一個造夢工程,而是一個圓夢事業。
與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一樣,馮侖已經走過了中國市場經濟的黃金草原,尋找到了遍地的金黃和牛肥馬壯,但是在立體城市里,他要極力打造一個向上生長的城市,一個全息的理想國度。在這里,商業的喧嘩與農業的寂靜融為一體,車水馬龍但并不影響雞犬之聲相聞。他規劃,他設定,他夢想,他行動,他要做這個立體城市的國王。他說,立體城市是他的收官之戰,他似乎要以此來奠定一生的基業。
下回見到馮侖,我可能會跟他建議兩件事,一是看看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看看在那本書里,一個身經百戰、疆域無界的忽必烈,是如何在自己的老年時代,聽著威尼斯的旅行家、博聞者馬可·波羅講述那些夢幻般的城市,那些讓年邁的英雄也為之迷醉、怦然心動的城市。相對于那個老皇帝而言,現在的馮侖還不太老,他有足夠的時間來憧憬,來想象,并且去施行。另一個建議是去巴黎遠郊的拉雪茲神父公墓。我曾在那里逗留過半日。在那里,社會主義的鼻祖之一圣西門與肖邦、王爾德、巴爾扎克、普魯斯特、莫里哀這些藝術大師們地下為鄰,夢想家與夢想家的聚會想必讓圣西門與那些藝術家們都不會感到寂寞,他們會惺惺相惜,互相仰望。
馮侖說,只有看得見未來的人才有未來。那么也可以說,只有那些敢于夢想的人才能圓夢。我們不敢說立體城市就一定會成為現代城市綜合體的杰作,但至少可以判斷,因為執著于未來,執著于把個人的本業賦予如此強的理想追求,那么他終將會大于這個時代。